刑警张有才

张明贵

引子

行李不用收拾,就一个铺盖卷,两年前从家里扛到警校,两个月前从警校扛回家里,现在我要扛着它到小城公安局报到。

小城是東北的一个县城,离“本市”七公里,被包围在“本市”的几个区中间。到小城公安局大门前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放下铺盖,满头大汗。这是一个足有二十亩地的大院子,里面错落着十几栋平房,大门两侧分别竖着挂着象征这个院子身份的牌子,东侧是小城县公安局,西侧是小城县检察院。上中学的时候和姐姐来县里卖自留地里产的土豆,曾经从这个单位的门前路过,只偷偷地瞄了一眼,便一直刻骨铭心。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一瞄成谶”,今天,我竟然成为了这个院子里的一枚。

我落落汗,平静一下过速的心跳,走向东侧的传达室。这个时刻永生难忘,也应该告诉大家:今天是1982年9月7日。两个小时后,我成了小城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名刑警。

重要的事再说一遍,我是刑警,我叫张有才。

传达室里面摆放着四张办公桌,两张放在门口,可能是接待外来人员的,另两张放在东边,挨着隔壁墙,墙上开了一个玻璃窗,玻璃是推拉的,能看到里面是一个套间,仿佛有人在里面睡觉。屋子中央放着一个木茶几,两个老头儿在下象棋,一个看模样有七十岁了,他的脑袋与一个硕大的年代久远的核桃一般,褐色的包浆在脸上头皮上估计浸润了足足半个世纪。另一个年轻一些,估计也有五十多岁,但头发已经全白,不止是白,是非常非常白。这么白的头发我还是第一次见,总有一种他缺血的感觉。他们两个都穿着老头儿衫,这是北方对带袖子的背心的俗称。我还能断定,老头儿衫原本应该是白色的。

我在旁边看了二十多分钟,两个人与其说是下棋,倒不如说是在打架,拿着棋子的手一个比一个举得高,狠狠摔在对方的棋子上,然后像变魔术一样用拇指和小手指把那个被自己杀死的尸体从杀手的身体下抽出来。每一次杀戮,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口号,我花了十分钟才听清并且理解了他们各自拥有的也是仅有的一句绝杀令,老者的是:我靠你牛倌!年轻些的是:我管你牛倌羊倌!“靠”字是我为了适应现在的读者而变异的,他们当时说的是那个字,你懂的。

下午一点半是机关上班时间,两人准时停战,年轻的老同志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指点我到政治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县公安局的教导员,姓鲁。老者是公安局的老传达,以前是食堂炊事员,再以前是公安部队的炊事员,姓季。

政治处的政工干事姓柳,四十多岁的男生,个头不高而且清瘦,瘦得有点儿像营养不良,我敢打赌他的净重绝对不足八十斤。蜡黄蜡黄的脸,和他的姓氏一样柔软纤细的腰身,幸亏还有下巴上稀稀疏疏的几根黄胡须和上下移动极快的喉结。他只是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把我递到他手上的报到介绍信放在桌上,拿起电话打给政治处主任。我根本没注意他说了些什么,估计是汇报有一个毕业生来报到了,但我着实让他说话的声音吓了一跳——清脆的女童音。后来我听说了他的一段比较经典的轶事:那个时候拨打长途电话要通过邮电局接转,他要求接转长途电话,交换台的女孩儿不仅不给办理,还给公安局领导打电话告状,说公安局经常有小孩儿骚扰长途台。

柳干事在办公桌和卷柜之间来来回回走动,柳腰有些向右坠,我这才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他的右胯上挂着一支手枪,看个头儿是“五四”。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身边细细打量。的确是一把“五四”式手枪,虽然枪身隐藏在枪套里,但握柄上最容易被汗水浸到的烤蓝还没退色。我顿时心痒难耐,恨不得连他一起挂在我的腰上。转念一想,政工干事都是“五四”,我这个警校毕业生肯定要去一线,枪是必须的,而且不会太差,至少也得是“五四”吧。

爱屋及乌,柳大哥的形象在我眼中顿时高大起来,身子骨也瞬间硬朗了。并且,柳大哥讲话理也不偏,把我的入职手续很快办好,嘱咐我把一张介绍信送到隔壁东院的县人事局。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我的宿舍都安排好了,还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局党委一周前就研究决定了,我们这批警校毕业生都分配到刑警队——说是一批,其实就我和小伊两个人。

我们的宿舍其实和传达室是一趟平房,宿舍在最东侧,有一条走廊能直接通往传达室,如果你不去传达室的话还有另一个门直通后院。宿舍是两人一间,典型的北方火坑,炕梢已经有人住了,别无选择,我只好把行李在炕头安顿停当。把脸盆拿出来,毛巾还是湿的,赶紧晾在椅子的靠背上。上炕躺一会儿,可一闭眼睛又是那把“五四”手枪。我坐起来听听走廊的动静,真希望柳干事这个时候推门进来吩咐点儿什么事情。看看手表,已经到了下班的钟点,我去食堂吃晚饭,食堂的位置柳大哥早就指点我了。

做饭的老太太姓董,可能是食堂就我一个人吃饭的原因,我一边吃饭一边接受她的讯问,差点儿问遍了祖宗十八代,简直就是预审员投胎转世。后来我才知道,她老头儿真是县局的预审科长,患胃癌去世了,局里为照顾她一家的生活,安排她接替老季头儿在食堂当炊事员,核桃老人就此转任传达室。

话痨老太太有一个信息对我是有用的:食堂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吃饭?因为老土河乡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局长副局长都去了,刑警队更是连窝端,已经十多天了。

“肯定没破案,破了早回来了。”老太太胸有成竹。

呵呵,我把老太太从头看到脚,确认她没带枪。

虽然才是初秋,但晚上已经凉意笼罩。我走出食堂没到一分钟,身后的灯就灭了,整个儿院子能看到灯光的地方就是传达室,透过窗户,隐约看见一个老民警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报纸,一副老花镜闲散地搭在鼻梁上,他的目光不时从两个镜片的上方撩起,看看漆黑的窗外。在我犹豫着是否进屋和进屋后怎么打招呼更得体的时候,一趟平房里一间办公室的灯突然亮了,我毫不犹豫地向那间办公室走去。对我来说,任何一间办公室都比传达室有吸引力,何况我还不知道刑警队在哪儿,万一那个地方就是刑警队呢。

这趟平房中间有一个敞开的过堂房,门楣上挂着个巴掌宽的蓝牌,字是白色的,仔细一看,正是“刑警队”三个字。沿走廊右转第一个屋就是那个亮着灯的办公室,门楣上也有巴掌宽的蓝牌牌,写着“内勤”。门是开着的,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一个中年男子在闭目养神。endprint

我犹豫兼狐疑起来,从灯亮起来到我走到门前不会超过两分钟,他是开门开灯然后一个箭步坐到椅子上开睡?还是本来就在椅子上睡着的,灯自己亮了,灯是梦控的?那个年月声控灯还没人见过。

怎么办?退回去是那个既陌生又寂寞的宿舍,迈一步就是撩拨所有年轻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的刑警队,我即将从事并可能奋斗一生的神圣职场……我轻轻敲了敲那扇本不用敲的门,以唤醒这个打坐的禅师。

他的眼睛极不情愿地睁开,映入他眼帘的是和他一模一样的蓝警服,他顿时精神了许多,坐直了身子,示意我可以进来,又进一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刑警队伍的一名新兵,要向他学习之类,具体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说他姓李,是刑警队的内勤。刑警队老老少少都去老土河乡了,因为案件重大,他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吃完饭再赶回来,前几天经常有电话打回来要查一些情报资料,这几天电话少了。

“今天,”他看看桌上的台历,“已经整十天了。”他指了指墙角的木板床,意思是他同样在这儿坚守了十天。我和他第一次打交道,分不清他脸上的是疲惫还是慵懒,如果他在这儿挺了十天,应该是疲惫不堪了吧。

“李大哥,今晚我替你值班行吗?”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感觉不妥。果然,他摇头连说不行。我低下头,感觉自己的脸一热。他马上说不是我信不过你,万一真来电话要查东西,你找不到。他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自责刚才的脸红就红得有些小气,人家这是敬业。同样敬业的还有白天给我办手续的柳干事,我忽然想起来,怎么没看到李大哥的枪呢?他应该有枪啊。仔细看看他的腰,光秃秃的,倒是比柳干事的腰粗壮许多。

可能是我的“见义勇为”打动了他,或者是我们两个目前只能共享这一个话题,李大哥给我介绍了刑警队的一些基本情况。眼瞅着夜里十一点了,他还谈兴正浓,我抓住一个空当儿说:“要不你去我宿舍睡吧,那里是火坑,比你这个木床暖和些。我在这儿替你一宿,有事我去叫你。”

他愣了一下,起身走到木床边,从叠着的被子底下拿出一把带着牛皮枪套的手枪,麻利地套进同样也是牛皮的裤腰带上,动作快得我都没看清枪的型号,就被上衣盖住了。“你替我守一个小时,我回家一趟,如果来电话,你第一说我上厕所了,第二最重要,”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记录本,“把电话内容一定记清楚。”

我一直盯着电话,没仔细考核他去了多长时间,只是记得他很快就回来了。好在电话一直也没响。“他去厕所了”这个谎言也就如期搁置,让我们两个在这个夜晚都保住了“晚节”。李哥回来后,话题自然就转移到他的家庭上,毫不吝啬地夸奖自己的老婆:“你嫂子说了,找个时间请你到家里吃顿饭。”

我那会儿好像着了魔,注意力都在他的枪上,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他的腰,根本没听清他代嫂子许下的诺言。后来时间不长,他们两口子真就兑现了。而且,他老婆真挺漂亮。

继续聊了一阵儿,眼见着李哥的语速一句慢似一句,最后像没了弦的钟摆一样停住了,两片眼皮也卷帘门一样放下来,又复辟到禅师入定的状态。我这才醒悟,礼节性地招呼一下,赶紧告辞。现在想来,我那个时候的情商简直就是负数。

第二天,也就是9月8号,中午食堂吃饭的人稍多了些,有的跟我搭讪一两句,有的只是瞄我一眼。早餐时还在审查我有没有对象的董老太太这时候和一个中年女民警唠得正欢,声音低得可能她们自己都听不见。吃了没多会儿,鲁教来了,端着饭碗径直走到我们这个饭桌挨着我坐下,我赶紧象征性地往另一侧挪挪。“小张啊,今年多大?”“是党员吗?”“家是哪个乡的……”

我内心不免感叹,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二把手的交流能力和条理几句话就显现出来。鲁教顺便问了小伊的情况,内容和问我的基本一样。他的饭量小得可怜,但因为和我唠嗑,用餐的时间长了点儿,食堂的窗户探进来一个硕大的“核桃”:“找死不等天黑啊!”

按说小伊应该和我同一天报到的,可他到现在还没露面,不知是什么个情况。1982年小城籍的警校毕业生就我和小伊两个人,他家离小城比我家还远大约二十公里。在警校,老乡关系是位列第一的非组织关系,我和小伊在警校这两年被同学们称为铝合金,听上去好像是超硬的组合。那个时候铝合金还是民间的稀罕物,等铝合金普及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铝合金并不硬。

我和小伊的关系堪称我们这届的典范。举个例子吧,他小学初中高中女同学的来信都让我看,其中两封后面还有附近照几张的字样。但照片他死活不让我看,后来他干脆说对方没寄。尽管如此,非常重要的回信他还是让我给他把关,至于他犯了抽烟、熄灯后说话等错误的检讨,开始是让我帮忙修改,后来干脆由我捉刀。他的理由是,谁让你喜欢写作呢,赐给你一个练笔的机会。而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个在外面排队买火车票扛大件行李挤公交占座之类,他必须义不容辞。我的理由是,谁让你身强力壮而且还不会写东西。两年下来,我和小伊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异父异母亲兄弟。

8月12號,他到水泉乡酸枣沟找我,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老妈硬留他在我家住了两宿。我们两个除了参观村容村貌,重要的是双方磋商了去小城公安局报到的时间。其实我提出的方案是9月1号,因为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值得一辈子铭记的,而9月1号是全国学校统一开学的时间,好记,而且在这一天上班,也是对我们疯过的学生时代的一个纪念,多好啊。他否定了我的提议,理由也非常充分,他哥哥9月5号结婚,如果我们9月1号报到,他4号还要返回去,刚上班就请假,不好。最后我让步了,我们两个一致决定9月7号县局见。

可是,直到9月10号晚饭开过了,小伊也没来报到。我有些担心,如果是他哥哥的婚礼出了什么意外,迟个一两天也差不多了,毕竟不是他自己结婚,毕竟这报到的事也非同小可。吃过晚饭,我闷闷地回到宿舍,没有办法,只有等待——或者等到他出现,或者等来他不出现的原因。那个时候全国都一样,等待,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endprint

第一章

从李大哥的办公室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我躺在炕上望天花板。说天花板只是为了通俗易懂,我望的是纸糊的天棚。糊天棚的纸用红和绿组合成看一眼就眼花缭乱的图案,可能是为了炕上的人尽快入睡,或者不能睡也快点儿迷糊过去。自从柳干事宣布我分到刑警队的那一刻,我好像就得了见什么分析什么的毛病,我可能是全国最百无聊赖的刑警队侦查员,至少目前是。

闭上眼睛,核桃季老和鲁教的对弈立即浮现出来,而且好像挪到我的宿舍中央开仗,“牛倌”“羊倌”的配音也跟着来了。我扭弯脖子看看,地上是我那盆没倒的洗脚水。再闭上眼睛,董老太太瞪着一双有些浮肿的眼睛看着我,我赶紧低头扒拉碗里的饭,再也不敢去夹盆里的菜。从食堂出来碰到了柳干事,他说你怎么无所事事啊,你不适合干刑警吧。我吓得魂飞魄散,幸亏这时候李内勤招手喊我,我拔腿跑到刑警队。喜从天降,李大哥说他的枪可以借给我几天,我拿过来看看,没有柳干事的新。李哥说柳干事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他肯定不能借给你,你先用我这支吧,反正我是内勤,用枪的机会不多。我赶紧跑回宿舍,把枪从套里拿出来,找出一块新毛巾仔细擦了三遍,然后放到枕头底下,顿时感觉枕头硬了许多……

我仿佛听到了重重的敲门声,赶紧一骨碌坐起来,拉开灯的同时我掀开了枕头,枕头被掀开的瞬间我就从睡梦中回到了现实。真实的敲门声还在继续,我听出来了,敲门的是李大哥。我没顾上穿衣服,跳下地赤着脚开了门。李大哥说到刑警队会议室开会,马上。我手忙脚乱穿好衣服,看看表,凌晨两点。

刑警队的各个办公室都有人了,一趟房灯火通明,最大的那个房间就是会议室。我进去找个靠后的位置坐下,看着走廊里穿梭着的全是陌生面孔,想想这些都是身经百战的侦查员,而我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立马亢奋起来,感觉呼吸有点儿急促,脸也一热一热的。

一个五十左右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在最前面一张充当主席台的木桌后坐下,冲我招招手。我快步走到他跟前,站一个挺胸收腹提臀的标准警姿。我当时想他肯定是刑警队长——小城公安局里的传奇人物田德贵,但是我猜错了,他是二把手,指导员石景立。

他知道我的基本情况,还知道我已经来了四天了,嘱咐我好好干。他的食指和中指像是被硫磺熏过一样,一支已经灭了的手工卷的旱烟在两根手指中间夹着。会议室开始陆陆续续进人,我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会议室坐满的时候,屋里已经笼罩在蓝色的烟雾里,烟雾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哈欠声。

看着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笔记本和笔,我心里慌起来,想跟指导员说一声回宿舍拿,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会议室。我看到他的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他向我的位置走过来,我呆住了,竟然是小伊。他手里拿着一沓材料纸,我瞄了一眼,第一页是询问笔录专用纸,这应该是询问材料。我马上意识到他是跟着刑警队的大队人马从老土河撤回来的,他不仅撇开我提前报到,而且进入了这个重要的专案组。我直视着小伊,自己都感觉到了眼睛里的怒火。小伊把嘴凑到我耳边:“散会我跟你细说。”

一股浓烈的烟臭味扑面而来,险些把我熏一个跟头,赶紧把上身闪到极限。“你他娘的多少天没刷牙了?”

他的两个食指叉在一起:“十天。”

指导员开始讲话,屋子里马上静下来,每个人包括小伊都低着头记录,我没有笔和本子,但是我也赶紧低下头。我非常希望指导员能把整个案情讲一遍,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与会的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案情。好在,虽然没有全面介绍,我综合那些零碎的信息,连猜带蒙的还是明白了个大概。这就是警校毕业生的优势。

他先是把查否的线索一条一条摆出来,问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留筐里继续查,没有不同意见的就暂时搁置。百十来条线索,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足有两个小时。最后,指导员让一个姓陈的发言,这个人后来当了我们的刑警队长。陈讲的是新发现的线索以及还需要继续调查的线索。根据陈的发言,我断定他是负责材料综合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是一个专案组的灵魂。

破案和盖房子正相反,盖房子是把几万块砖一块一块地垒起来,破案是把成百上千绕在一起的线索一条一条分解开。今天有几条线索查死了,说不定明天可能就有几条新的线索出现,总有一条线索会越来越有价值,到了关键证据都吻合的时候,案子就破了。我斜眼看看小伊,他的本子上记得一塌糊涂,基本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哼,这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差距。

接下来,指导员进行分工,侦查员都是两人一个小组,沿用东北二人转的习惯称呼,叫“一副架儿”。查线小组的搭配原则是新老搭、强弱搭、文武搭,抓捕小组则完全是强中强武中武,而且至少是四抓一。当然,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交代完毕,大家呼啦一下起身,腿快的已经出了会议室,散会了。我看看表,凌晨五点多。没有我的任务吗?那让我参加会干啥啊?

“小张小张。”蓝色的烟雾里,我看到一个比柳干事还瘦的干瘪小老头儿在叫我。我迟疑着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没说话,掉头就走出会议室。

小伊跟过来说:“你们俩一副架儿。”示意我跟着他去。我去!我恨恨地看着小伊。我这么一个小有文采四面起线儿的警校毕业生就这样被一个“柴火棍儿”领走了?指导员分工的时候我没听到有我的名字啊?

我挨个儿办公室找,终于在走廊西头倒数第二个屋找到了这位武当真人——武大。他说你怎么才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比小伊晚来几天,这能怪我吗?但我感觉和他说不上,看样子他都五十五岁开外了,估计连个副队长都不是。我要让他看看我的狡猾和刁钻,于是我装糊涂说:“我们前后也差不了一分钟啊……”

他重新认真地看看我:“我俩的活儿是查几个关系人,都是城里的。我回家换换衣服,你早晨9点上这个屋找我,哦……还是10点吧。”说罢,他拎起一个硕大的人造革兜子出了办公室。我跟着他出了过堂,站在院子里,一直等着他從自行车棚里把自行车推出来,目送他费力地骑上一辆硕大的自行车,在晨曦中出了大院。endprint

回到宿舍的时候,门开着,小伊在里面,而且已经睡在了炕上,炕梢那套行李则挪到了桌子上。他的眼睛虽然闭着,但我能看到眼皮下面活动着的一对眼球。我把门关上:“哼,鸠占鹊巢。”

他立即睁开那双和手表上的镶钻一样大小的眼睛:“这个鹊不住这里了。”

我脱鞋上炕,把灯拉灭。明天我是什么任务呢?查的是什么人呢?问问小伊?坚决不问。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干瘪的小老头儿,他姓袁,我听到走廊里有个人喊他老袁头儿。既然我和他一副架儿,那活儿肯定也不是什么露脸的。我还记得读初中时放农忙假,那个时候生产队还在,我去队里找活儿干,队长把我分在妇女组里,每天挣八个工分,比一般的女社员还少两分。我当时只是感觉不好意思,但还没有今天这种屈辱感。

小伊开始打呼噜。在警校我们不是一个寝室,他也从没说过自己打呼噜,没想到他竟然有这种不要脸的恶习。我把被子一把拉过头顶,咋不憋死你呢!说好一同到白头,你却偷偷焗了油……

每个人体内都有一套完整的预警系统,只是敏感程度不一样。我从梦中突然醒来,看看表正好10点,小伊早已不知去向。我穿上衣服跑出宿舍,直奔刑警队。距离三十多米,我看到老袁头儿办公室的窗户没开,心里踏实了一些,将跑步换挡为走步。径直来到窗前,玻璃很脏,勉强能看到办公室里没有人。门没锁,我进去之后把门窗都打开,把办公桌和地面打扫干净,桌子上的两个烟灰缸让我至今难忘,那就是两个刺猬坐在桌上,散发着浓烈的尼古丁味道。

老袁头儿来了,他显然看到了办公室的变化,一屁股坐下,从衣兜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摆摆手,我虽然不会抽烟,但能认出这个牌子是“五朵金花”,多少年前的牌子了,市面上早已销声匿迹。他自己把烟点着,闭上眼睛一口吸进去,一支没有过滤嘴的烟就没了五分之一。

内勤李大哥从门口路过,老袁头儿喊住他,多此一举地给我介绍一番,然后让我跟李大哥去领东西。我一阵心跳,会不会是领枪?我跟在李哥后面,越走心越凉,一直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两本询问笔录、四本材料纸、一盒印泥、一副手铐。看我用双手抱着这一堆东西,李哥问:“你没有兜子吗?外勤没有兜子哪儿行?”

我说:“我老家有,周末回去拿。”

“一会儿老袁头儿就得带你出去,我给你一个先用着。”停了停,他又说,“而且周末你肯定回不去家,这么大的案子没破,哪儿还有周末?”

“那我等案子破了再回去拿。”

李哥笑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有案子你走不了,没案子要等案子,你不敢走。再说了,没大案子有小案子没新案子有旧案子……”

哎呀绕口令,我的心思根本没在兜子上,干脆单刀直入:“枪呢?不从你这儿领啊?”如果真从他这儿领,我和李哥毕竟有了非革命友谊,趁小伊不在,我可以挑一把好的。

李哥说:“你刚来的哪儿有,过一段时间等领导找治安科协调吧。不过,要是你运气好,明天早上兴许就能有。”

我差点儿隔着桌子把他薅过来:“啥意思?”

李哥慢悠悠地说:“小伊今天早上就带上了。他們那个组去抓人,指导员从治安科给他借了一把。”

我脚一软,扶着桌子缓了缓神,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我想问问小伊借的是什么枪,又担心在李哥面前显得自己太沉不住气,只好言不由衷地说:“他有了就好……”

老袁头儿在门口喊我,我把东西装好,拎着李哥的兜子出来,看见老袁头儿正扶着自行车,眉头皱着:“你的车子呢?我们要骑车去啊。”

“我没有车子啊。”

“李宝林!”老袁头儿又喊起来。窗口露出李哥的脸,老袁头儿说,“小张没车子,把你的车子借他骑一天。”

“我中午回家呢,你带着他吧。”

老袁头儿瞪眼:“我驮得动他吗?”

“让小张驮着你呗。”

老袁头儿说:“我们去林产品公司,他不认路。”

李哥从屋里出来,跑到自行车棚推出一辆自行车。“这是齐小平的车,他这几天回不来,你先用着。”

一路上,我和老袁头儿并驾齐驱。老袁头儿告诉我,老土河被杀的人叫韩金玉,外号大茄子,是个在自己家坐堂的老中医。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人叫包锁柱,上个月去老土河乡找韩大茄子看过病,大茄子的本子上有他的名字和地址。一会儿到了公司,我们先看看他平时的表现,如果有反常迹象就把他带走。老袁头儿说的像是拉家常,我却一阵一阵地热血沸腾,把手伸到兜子里,摸摸手铐,还在,冰凉。

下午四点多,我和老袁头儿从林产品公司出来,他直接回家,我回局里。我的手铐没能用上——我们几乎等了一天,保卫科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找来,那人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是扶着墙进的保卫科的门,进门后逮啥扶啥。而且,那人是个女的,她竟然叫包锁柱!老袁头儿问她还有没有别的名字,她大口喘着气:“我是蒙古族,还有个蒙古族名字,叫‘怕冷。”我听见老袁头儿用北方人听不懂的湖南话低声骂了一句娘……

骑进局里的大门,远远看见董老太太抱着膀子站在食堂门口,我把车头一拐,停在她的面前,拎着兜子进了食堂。董老太太跟进来,接过饭票给我盛饭盛菜。

“你骑的车子是哪儿来的?”“预审员”董老太太开始了她的讯问。

偷的——我想这么说,但是没敢。我的火蹿到了嗓子眼儿,我已经不是警校学生了,我是刑警队的侦查员,而且我今天正式询问了一个被询问人,还做了询问笔录。

“我自己的。”我低下头吃饭。从小我妈就嘱咐我四种人不能惹:做饭的、剃头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猴儿的。尤其是这个做饭的,从局长到通讯员都在这里吃饭,特别是中层以上的领导和她老公又是同僚,相较于我,她充分占据了政治高地感情高地舆论高地。

“齐小平的。”老太太像猜中了谜语一样,而且极不屑这个谜面的简单。

我赶紧做心悦诚服状。可能是没人来吃饭,大受鼓舞的老太太索性坐在我对面给我讲齐小平。虽然她的讲述还是预审员式的,但真的感动了我。endprint

齐小平也是警校毕业生,比我高两届,老家在比我家还偏远的柳条沟乡。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他成了孤儿。上警校的前几年,他一直住在生产队,从此饲养员天天睡到自然醒,半夜给牲口添料的就是他了。警校毕业,他把行李直接扛到了小城公安局。老土河发案那天正是他百年好合的大喜日子,新房在县局南边二百多米的一趟平房里,是租的,婚礼就在局里的食堂举行。那天是星期天,难得的好天气,主持人是指导员。齐小平长得俊,人缘也好,侯局长、鲁教、分管刑侦的海局长、刑警队的田队长,还有刑警队的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他媳妇是西门粮站的,老丈人是县粮食局副局长,丈母娘是县医药局主任,两口子都不太愿意女儿这门亲事,可拗不过独生女儿啊。齐小平小伙儿不错,百里挑一,但他那个家庭够得上万里挑一了,他丈母娘总说女婿身家就肩膀上扛个脑袋。

“唉——”董老太太一声叹息,很突然也很凝重。我好容易在炖菜盆里擒拿到一块食指大的排骨,随着她的一声“唉”,我的手稍松了松,排骨瞬间混到酸菜中逃走。

“新娘子那天哭的啊……”董老太太说着擦起了眼泪,“那姑娘一直哭啊,她爸妈都没来参加婚礼,真够狠心的。听说她爸想来,她妈死活不让。后来指导员讲话都讲不下去了,刑警队这帮爷们儿心肠多硬啊,俗话说的铁石心肠你知道吧,就是不过血啊。那天得有一半人掉眼泪,另一半眼睛红得跟猴屁股一样。齐小平这小子有钢啊,他就是不哭,其实他是最应该哭的……”

我吃完了,但我想听她把故事讲完再走。

新娘子哭得太厉害,指导员干脆不讲了,端起酒杯,大家共同举杯干了。酒杯还没放下呢,值班民警跑进来了,老土河乡发了大案,食堂呼啦一下就没人了。刑警队就这样,有了案子,他们的腿自动就往车上走。田队长和指导员在齐小平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上犯了愁。小平是重案组长,特别能干,别看到刑警队才两年多,田队长和石指导都离不开他。后来两个领导商量,小平先不去,如果确实需要,再来车接他。可小平说,他還是先去,如果案子不麻烦,晚上再把他送回来。指导员征求新娘子的意见,这姑娘真挺懂事的,没犹豫就点了头。

“这一去啊,到现在也没回来。今天中午指导员来吃饭,说田队长领着齐小平在满洲里蹲着呢。”董老太太笑起来,“他俩这洞房到现在也没入上,你说齐小平这命苦吧?”

回到宿舍,屋里没有丝毫变化,说明小伊还没回来。我看到了桌子上的那套行李,散发着我和小伊以外的体味。第六感告诉我,齐小平结婚前就住在这个宿舍,他就是小伊说的那个“鹊”。

一连几天跟着老袁头儿在县城转,查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玩意儿,有的是可查可不查的,还有根本不必查的。工作时间也不像是重案组的成员,我俩天天朝九晚五。李哥说老袁头儿老家在湖南,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还参加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我不信,他这样的去剿匪?还没一发炮弹沉,可能那些土匪都是笑死的。

我躺在炕上,脑子里梳理这几天的经历,却感觉从来没有如此乏味过,像一个坐轮椅的人在看别人坐过山车。而根源在哪儿呢?不言自明。

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铁道卫士》,我对里面那个戴前进帽的公安科长高健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后来看了诸如《秘密图纸》、《羊城暗哨》之类很多侦破片,但高科长在我心中的地位始终无人能撼动。虽然我多次警告自己,必须尊重老同志,但我现在跟着的这个老同志,领着我与队里其他刑警的奔波和惊险南辕北辙——如果我和齐小平是一副架儿该有多好。

我姐夫是公社联合厂木工车间的木匠,他给我做了一把木头外面包着铁皮的驳壳枪,我每天上学都要把它插在裤带上,有时候书包忘了带,但驳壳枪从来没忘过。不幸的是,一个学期还没到,我的枪竟然被盗了。我在班里开展侦查工作,一些重点嫌疑对象气焰嚣张,普通群众也消极抵制,更可气的是老师校长竟然不管。我一路嚎啕大哭,直奔联合厂,我姐夫把他珍藏的一把能打纸炮子的仿真手枪送给了我。这真是塞翁失马,这把枪漂亮得与李向阳的几无二致,还能像体育老师的发令枪一样打响。枪壮英雄胆,我迅速返回学校,腰上别着仿真枪的我站在凳子上宣布成立破案小组,全体男生争先恐后参加。我知道这里面不乏觊觎我新枪的家伙,而偷我老枪的贼肯定也混迹其中。我选了几个得力骨干,虽然案件最后没破,但枪的魅力令我从小就敢于舍命追随。

在公安局上班,腰上没有枪不配叫警察,充其量叫公安局职工。腰上挎着枪不破案不抓人不是侦查员,是大打折扣的警察,严重缺斤少两。这是我的职业认知,直到我退休都没变。

我认为齐小平的岳父岳母应该为齐小平骄傲,为他们英雄无畏睿智果敢的刑警女婿骄傲,怎么能说是命苦呢?要说苦也只是他的出身苦一点儿,那是他能选择的吗?话又说回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是天将降大任于小平啊。看来这老两口活脱脱的有眼无珠。但齐小平的媳妇是好样的,这也为我将来找媳妇树立了标杆,我的那个她会是什么个样子呢?无从判断。

心烦意乱的我起身下炕走出宿舍。秋天的夜晚像后娘的脸,既冷又黑。我想去李哥的办公室,远远看过去,刑警队又是漆黑一片,我只好转回来。值班室的灯亮着,意味着如果我不去值班室的话,就只有宿舍一个地方等着我,那里将是我近几年不变的归宿。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值班室,我感觉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化,放在几天前,我哪里有如此的自信?

是柳大哥值班,我心里一阵惊喜,这好歹是对刑警队黑灯的一个补偿。寂寞真不是我们凡人能耐得住的,柳大哥的对面坐着一个比他年龄稍大一点儿的民警,可能也是值班的,正在看报纸。不知道是报纸内容精彩还是他身体不适,他一直在摇头。如果和他熟络了,我可能会调侃他晚饭吃的是不是摇头丸(当然,那会儿还没人知道这东西)。其实熟络了这个玩笑也开不得,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慢慢你就会感觉到气场的压力,老同志互相之间怎么开玩笑都可以,有年轻人在场他们马上虎起脸。

我好奇地看着他,发现他的摇头是有固定频率的,就像音乐老师说的节拍。柳大哥用他那独有的童音给我介绍,说这是林会计。林会计难得地抬起头,摇了摇。柳大哥说:“象棋你不敢,玩扑克你说不够手,现在小张来了,你还往哪儿缩?”endprint

我这才看清,柳大哥的手里握着一副扑克牌,话是冲着林会计说的。柳大哥把茶几上的象棋收起来,找一张报纸铺上。“来呀。”

林会计把报纸举得更高了,报纸后面的脑袋节拍有条不紊。“三掐一,人不够。”

“我们玩两掐一。”

“两掐一、四掐一都不会,就会三掐一。”

柳干事把扑克拍在茶几上:“哎我说宾努,多一个少一个都不会,你还是会计吗?”

小城公安局的哥们儿太有才了。70年代,宾努在红色中国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虽然他不是中国人。那时候听广播,我们国家常驻着一名外国领袖西哈努克,现在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流亡国王,可当时全国人民都以为他是长期在我们国家访问的,隔三差五来看他的就是他的幕僚宾努亲王。后来村里放电影,正片开演前都要加演一部时政纪录片,内容多是我们的领袖会见西哈努克或者宾努亲王,而宾努亲王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像林会计一样晃着的脑袋。再看看林会计,他和宾努用的是一个节拍。

值班室的门被轻轻推开,半天才探进半个脑袋,然后是整个脑袋,再然后是上半个身子,最后,一个人蹑足潜踪走进来。柳干事跳起来把那个人拖到茶几边坐下,冲林会计喊:“人齐了,三掐一,来吧。”

林会计把报纸从脸前挪开,打量一眼来人:“于法医刚摸完死人,不跟他玩。”

于法医慢悠悠地说:“你以为我想跟你玩?摇头晃脑的,摸不准你是出牌还是过牌。”说着站起来要走,柳干事却横在门口挡着。于法医只好说,“我实验室里有急活儿,干完了再玩。”

“几点?”

“12点以后吧,我过来找你们。”

“千万别来。”柳干事把他推出门,自己也拿起一张报纸看起来。

值班室陷入静谧,我看看柳干事又看看林会计,一个静止一个律动,感觉自己一百个多余。此刻,另一个地方对我更有吸引力。刚才我注意到,于法医推门进门的动作,都是标准的现场勘察动作,那是出于习惯,现在流行的說法就是“现场控”。

一片青色的灯光从刑警队后面射出来,既然于法医在加班,我猜那里就是法医办公室了。我这几天并没有关注刑警队以外的去处,包括侯局长和鲁教在什么地方办公,我知道我前面还有很多人,我进入他们这些主要领导的视线还很遥远,另外我的兴趣也不在仕途上。我绕到刑警队平房的后面,那里有几间新建的平房,隔着窗户能看到于法医在实验室里来来回回地走动,他身上已经换上了白大褂。

我径直走了进去,屋子中央是一个很大的白色长方形木制试验台,上面放着一排白色带盖的搪瓷方盘,墙边是一排电器,我能认出来的只有冰箱和消毒柜,另一侧的墙边是标本缸,里面的液体应该是福尔马林,浸在里面的东西我没敢仔细看,估计都是人体组织。

“我是新来的小张。”

于法医看了我一眼:“呵,和小伊一批的吧?”

“是。”我赶紧点头。我现在只好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我成了小伊的附庸。

“于主任,您做的还是老土河的物证啊?”我尽量让自己显得专业些。

“是,今天市局技术处来复检了,有些活儿今晚得赶出来。”

试验台上有一沓尸检照片,我凑过去,见于法医没有阻止的意思,就用极快的速度翻了一下。照片是黑白的,韩金玉是一个七十岁上下的老男人,绰号大茄子是因为他的脸型。韩大茄子被一刀割喉,凶器丢在了尸体旁,是一把锋利的剃头刀。剃头刀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理发厅里早已失去了理发的功能,只是刮脸刮鬓毛颈毛才用得着。而照片上的剃头刀,刀背和手柄上都是黑紫的污血,刀锋却闪着耀眼的青光,让我毛骨悚然。

从那天起我就得了“剃头刀恐惧症”,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我去理发厅都是只理不刮,理完回家自己用那种双刃剃须刀打理,脖子后面让老婆帮忙。理发师和我老婆都不理解,说我有病,而我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个不合情理的行为。我只好统一回复:人各有病,何必强求。

于法医一直在忙碌,我虽然近在咫尺,却真的没看懂他做的是什么。如果我在警校学习的是刑事技术专业,那现在不仅能看懂,或者还能给他打个下手。一个蒸锅鸣叫起来,气孔的水蒸气射起一米多高,于法医点着一根烟,坐在椅子上,像是在听窗外一个淘气的男孩儿吹口哨。

于法医大我一轮,我们两个一个属相。他是我在小城公安局的铁哥们儿之一,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早已退休。他本来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技术精湛且貌似潘安,人送外号“于一刀”。这可能是全国医院对优秀外科医生统一的爱称,在姓氏后面冠以“一刀”的,基本都是业务尖子。而于法医因为姓于,于一刀有点儿拗口,大家遂把他的称号演变为“刀鱼”。

刀鱼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老家在小城的卧凤沟乡,高中毕业后在大队当了一年的赤脚医生。上大学前父母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大学三年,同学中掀起一股股此起彼伏的退亲潮,随之而来的是反退亲斗争在各个系持续展开,男陈世美甚至还有极个别的女陈世美陆续暴露出来。于法医的准岳父是大队书记,在他最后一个寒假回家的时候,书记赶着马车拉着闺女在汽车站等他,接上他直奔公社文书办公室,从怀里掏出一张介绍信,文书问了姓甚名谁后,比豆腐块大点儿的结婚证便扔给了他。他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岳父一把抢过去交到自己闺女手里。受了委屈的于法医回家哭着跟父母报告,没想到父母大喜过望,立即操办婚事,还将原先跟媒人敲定的八百元彩礼一刀砍为四百元。

于法医毕业分配到县医院,业务上顺风顺水,可老婆和两个孩子仍然是农村人。眼瞅着老大早已过了上幼儿园的档期,老二也步履蹒跚了,于法医才意识到这是拒绝做陈世美的代价。

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就是精英的机遇用不完而庸才一辈子遇不到的原因。1980年,市局要求小城公安局配一名法医,公安局瞄上了县医院的青年才俊于一刀。医院的态度很友好但也很明确,不同意,说除了于一刀,选谁选几个都行。公安局的态度更坚决,就于一刀,别人不要。公安局找卫生局协调,卫生局足足研究了一个月,甩给了公安局一个设计痕迹明显的答复,于一刀本人不同意。公安局再次召开党委会,然后向于一刀抛出了一个他即使是神仙也很难不为之心动的绣球——老婆孩子农转非,老婆安排工作。于一刀就这样变成了于法医。endprint

于法医在两个玻璃片上分别滴了几滴液体,放到显微镜下面,然后坐到工作台前对着镜头比对。我看看墙上的钟,11点20分,他刚才跟柳干事说12点以后,看来真不是托辞。

我记得我是凌晨1点回到宿舍的,一觉醒来已经早晨8点,看看小伊的被子还是卷着的,我对他的怨气便消了九成,甚至有点儿担心他的安全。吃早饭是不可能了,现在已是上班时间,但愿老袁头儿还没到。

刑警队只有指导员和李哥的办公室开着门,我把老袁头儿的屋门打开,简单打扫一下,提着暖壶到开水房灌满开水,然后假装顺路到李哥的办公室点个卯。李哥在接电话,他示意我坐下。我听着电话的内容,再看看他右手下面的记录本,好像是哪个地方又发案了。放下电话,李哥拿着记录本直接去了指导员的办公室。我这时候真的希望指导员把我派到另一个案子上去,如果和老袁头儿拆开那就更好了。没多会儿,李哥回来了,指导员的安排是驻老土河乡的侦查员分出两个赶到发案现场。我的心里一阵凉。

老袁头儿过来了,端着一个大茶缸子,缸子的釉面是一朵玫瑰花,内壁是厚厚的黑褐色茶垢。他把茶缸子往李哥的办公桌上重重一蹾:“茶!”

李哥说:“这点儿茶叶你喝一辈子啊?”

老袁头儿说:“再喝两年。”

“你还不如说一直喝到退休。”

后来李哥跟我说,老袁头儿是刑警队出了名的铁公鸡,工资在队里排第二,仅次于田队长,可他恨不得常年把钱包缝上。大家晚上审人啦研究案子啦整宵夜,他从来是只出嘴不出钱。队员们自发搞了几次轮流做东请客,到他那儿准卡壳。大家气不过,几次想算计他,可他老奸巨猾,每次都不咬钩。前年五一期间正好没案子,同志们强烈要求指导员亲自出马做一个“讨袁”局,给大家出口气。那天早上趁老袁头儿还没来,指导员做了缜密的部署。

老袁头儿进了刑警队的过堂,发现李哥的办公室热热闹闹聚着一堆人。他先站在门口观察,弄明白是北门商店进了一批上好的带鱼,李哥的小姨子是北门商店的主任,这些人正撺掇李哥去批几箱回来分。老袁头儿把每个人的脸都逡巡了一至两遍,来到办公桌前看看李哥正在记着的订购名单,扭头走了。大家倒吸一口凉气,不应该呀,带鱼是他的最爱啊,哪个环节穿帮了?有腿快的赶紧给指导员送了“噩耗”,指导员真可以给张艺谋做师傅,他让送信人给李哥捎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继续演下去,按每个人报的斤数排队交钱。

李哥开始登记收钱,有个别人不想往下演了,再演就要动道具了,他们怕老袁头儿死不上钩,剧组散伙时再把道具弄没了。好在,在李哥的眼神催促下,也凭着对指导员和李哥的绝对信任,钱还是收齐了。大家各自散去的时候,老袁头儿在门口出现了,手里握着二十元钱,不错眼珠地盯着李哥,把手紧了又紧。李哥不动声色,起身做收摊状,心脏却狂跳不已。老袁头儿慢慢踱到桌子前,拿起名单又仔仔细细看三遍,终于把钱交到了李哥手里。

李哥回來的时候,老袁头儿正站在窗口眺望,看到他手里拿的是茶叶,通讯员搬着两箱苹果,连喊五六声“完了完了”。从此,老袁头儿每天到李哥这儿泡茶……

我跟着老袁头儿回到办公室,把这几天做的十几份询问笔录按时间顺序整理好,老袁头儿说到时候一起交给小陈。这时候,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器鸣叫声传来,老袁头儿站起来把窗户推开,鸣叫声顿时分外尖利。随着声音由远而近,一辆绿色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蓝白相间的面包警车冲进大院,急速右转,像一艘绿色快艇后面溅起一片蓝白色的浪花,划一道漂亮的三色弧线,停在刑警队的门前。

我跑出来,只见吉普车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个和老袁头儿一样的小个子,将近五十岁的年纪,典型的东北车轴汉子。他是副队长王印。后面的车门打开,两个侦查员夹着一个锁着手铐的男子,其中一个侦查员是小伊。后面警车里跳出的几个刑警,夹着两个上了手铐的男青年。紧东侧的院墙边上有四棵直径都在一尺以上的白杨树,三个人被带到树下,一人一棵靠着树站好,两只手背铐在树干上。

这四棵大杨树我报到那天就看到了,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还具有这个重大使命。刑警队真有人才啊,就是鲁智深也难反拔垂杨柳啊。身后老袁头儿推着自行车喊我,我不情愿地也到车棚里推出自行车,边走边回头。老袁头儿说:“还看呢,再看等会儿王队长把你叫去填表啊看人啊,咱们就走不了啦。”

我心里嘀咕,我巴不得留下呢。可不愿意归不愿意,还得乖乖跟着老头儿走。今天看到的一幕,既新鲜又夸张。我紧蹬几下追上老袁头儿,说我们在大连派出所实习的时候,抓到人都是铐到桌子腿上或者椅子靠背上,咱们小城怎么铐树上?老袁头儿一脸不屑:“派出所?这是刑警队。铐在椅子上,有多少人都不够跑。”

以前刑警队用钢筋混凝土做了个直径足有一米的磨盘,二百五十多斤重,中间嵌着一个拇指粗的钢环,专门用来铐嫌疑人的。几年来铐人无数,成了小城刑警队的独门暗器,磨盘表面都磨得油亮油亮的。但是百密一疏,那年田队长破了一个强奸抢劫案,把人抓住了,带回来就铐在磨盘上。凌晨两点多审完了,留下两个人看着,其他人都回家了。负责看押的那二位几天来连抓带审也是太累了,第二天早上田队长进屋一看,两个侦查员睡得死狗一样,嫌疑人和磨盘都没了踪影,气得他把俩人从拼对儿的椅子上一脚一个踹了下来。

全队又追捕了十几天,才把人抓回来。那家伙交代,他从小就力大无穷,十八岁的时候肩上扛着二百多斤的东西还能若无其事地撒尿。抓他的时候他没敢反抗,因为几个便衣手里都提着枪,到了公安局把他铐在磨盘上,他简直喜出望外。等看押他的侦查员睡沉了,他两手抱起磨盘,大摇大摆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磨盘事件以后,田队长研究出大杨树铐法,还从未失过手,只是冬天要慎用,并且要严格控制时间。有一回,市局办公室来基层参加反扒专项行动的几个民警抓了一个惯偷,瘦得和猴子一样,刚刚铐在树上,一根烟的工夫就没了。市局几个民警都跑出来围着树查找,老袁头儿说这几个小子像狗一样光知道看树下,只有他一仰脖,看到瘦猴在树杈上趴着。从此以后,一律背靠树上铐子。endprint

我从小就和猫狗有不解之缘,最高峰的时候我家有三只狗两只猫,对它们的习性了如指掌。狗只关注树的根部,特别是公狗,要仔细收集它遇到的每棵树根部的信息,同时还要随时发布自己的信息。至于树上面的情况它从不关心,那里不是它的势力范围。猫与狗截然相反,猫遇到树的时候首先要观察树的上面,因为那里有它的食物和它的竞争对手。老袁头儿不是凡人,在刑警队混过十年以上的,不成精也是黄鼠狼。

我从来不问老袁头儿“今天我们去哪儿”或者“什么时候回来”,因为那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一点上我可以自诩和狗一样有自知之明。但今天我却希望早点儿结束,我一直惦记着大杨树上铐着的三个人,如果是老土河案子的嫌疑人,我们还乱走什么呢?

进大门的时候,我下了车,虽然大门并没有关着而且老袁头儿已经直接骑了进去。大门右侧挂着一块牌子,斑驳得像得了牛皮癣,上面的字像甲骨文,得使劲儿看才能辨认出县水产品公司的字样。韩金玉的一个远房侄子在这儿工作,但据说和大茄子关系一般。

保卫科长在等着我们,看样子他和老袁头儿挺熟。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看模样比我大几岁。我和老袁头儿都以为是保卫干事,坐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韩大茄子的侄子,叫韩伟,是水产品公司的采购员,平时经常出门在外。老袁头儿很早就跟保卫科长打了招呼,昨天韩伟刚回到小城,保卫科长就通知他了。

既然要找的人已经在眼前了,我们就省去了先商量一下询问重点这个环节。老袁头儿直接开问,我做笔录。韩伟的父亲是韩金玉的堂叔伯弟弟,老家也是老土河的,十几岁就离家投奔在丹东的姑姑,抗美援朝时报名参军,因为对鸭绿江熟悉,部队没让他过江参战,而是留在江边守卫鸭绿江大桥。战争结束后,他因为负过伤,政府按政策给他安排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要求回原籍。1955年他退伍回到小城,安排在小城水产品公司当副经理,退休后儿子韩伟接班,进公司当采购员,那是最紧俏的岗位。

“你们的带鱼都从哪儿进货啊?”老袁头儿问韩伟。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北门商店批带鱼”的典故,如果知道了,我可能会笑场。

“浙江舟山。”韩伟拿出烟发给我们。那个牌子把老袁头儿镇住了,拿出火柴先给韩伟点着,自己也点着,然后把火柴放在烟盒上。

“我常驻舟山。”韩伟大方地把烟盒往老袁头儿跟前挪了挪,像是不经意,但脸上的骄人是故意的。

老袁头儿咽了咽口水,把话题引到他伯父身上,说事情发生了,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正全力以赴缉拿凶手,云云。还没寒暄完,韩伟的一番话让老袁头儿、保卫科长还有我都呆住了:“我那个伯父是死有余辜,他今年不被杀明年肯定被杀,张三不杀李四保不齐要杀,我是工作太忙抽不出工夫,不然说不定我都要去杀他。”

我看看老袁头儿,他在认真地打量韩伟。我想从老袁头儿的表情上寻找到细微的变化或者直接的指令,以便决定是在瞬间扑上去抑或悄無声息地溜出办公室给刑警队打电话。但他的脸仍然是侧对着我,我把身子使劲往左倾,确信老袁头儿的面部表情没有丝毫异常。老袁头儿抽出一根韩伟的烟递给他,又给他点着。保卫科长给韩伟的茶杯添了水。两个人的潜台词是一样的:你说。

韩伟开始了他的讲述,我听入了迷,老袁头儿却像听过N遍一样无动于衷。

韩金玉最早是小城医院的内科大夫,韩伟的父亲韩景玉转业来到小城水产品公司的时候,伯父还给父亲介绍过对象,是他们科的一个护士。据父亲说,处了几天就发现护士和自己的哥哥举止言谈过于轻佻,父亲找个理由分手了。伯父的业务在科里是没说的,只是人际关系有点儿问题,具体说就是和男同事关系过于紧张,和女同事关系过于亲密。后来又扩展为对男患者过于冷淡,对女患者过于热情。再后来,每年都有女患者闹到科主任甚至院领导那里,导火索无非就是用听诊器听女患者心脏的时候时间过长,还常常以摸代听。因为三番五次出现类似问题,他得了个绰号叫“韩厅长”。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四清”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把他揪出来了,不过,因为检查深刻,他侥幸过关。“文革”的时候又把他揪出来了,脖子上挂了一双鞋游街。当时他弟弟韩景玉是小城革委会成员,他又逃过一劫,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回老家了。

他的工资只养活他自己——老伴早就领着孩子弃他而去,回上海娘家了。他在老土河算是富甲一方,又失去了男人本该有的老婆的天然的全方位全时空的监督,不甘寂寞的韩金玉重操旧业,在家坐堂看病。都重操旧业了,离故伎重演还会远吗?时间不长,他又成了十里八屯闻名的“韩厅长”,上演了活喜剧《韩厅长下乡记》。

小城有领着新媳妇走亲戚的习俗,亲戚家会根据关系亲疏再结合两个新人所带礼物的情况打赏。韩伟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带着媳妇拎着礼物去给伯父拜年,伯父赏了侄媳妇一百元钱,这是韩伟本次活动中得到的最高回馈,伯父还热心地给侄媳妇检查了心脏。

蜜月很快就过完了,和所有的小两口一样,吵架拌嘴是年轻夫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韩伟和媳妇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十天动一次家伙。无论韩伟做什么,媳妇都能挑出毛病来,而且笃信韩伟和单位的女同事有染。韩伟让媳妇拿出证据来,媳妇说有证据,但是不拿。红了眼的韩伟祭出了杀手锏,那是一把一尺有余的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寒光闪闪,刀身上的血槽看一眼都会让人毛骨悚然。刺刀在手,媳妇虽然没有拿出证据,却说出了三条依据:第一,男人都不是正经东西;第二,韩伟的伯父“韩厅长”原本臭名昭著,那天给她看病的时候连自己的侄媳妇都上手;第三,你们家既然有这种“家族病史”,难保基因不传给你。

韩伟当时就要揣上刺刀连夜够奔老土河,媳妇把他的大腿死死抱住,一直到他睡着。从此,韩伟与伯父断绝了关系。

“我已经几年没去老土河了,我那个伯父被人宰了,也算是报应不爽。”这是韩伟出门时扔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感觉这应该是他的真情流露。endprint

我们在水产品公司吃了午饭,下午,保卫科长找来了另一个和韩伟一起去舟山的采购员,印证了韩伟在舟山的行踪,韩伟应该没有作案时间。既然没有作案时间,我想我们应该早点儿回去,看看小伊他们讯问的场面,说不定能学两手。可老袁不仅没有走的意思,还和保卫科长去冷库参观。一个冷库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是市里的大库,花样可能还齐全一些,刚才韩伟说了,我们小城只有带鱼这个品种长盛不衰。那时我不知道,老袁头儿只看带鱼。

快下班的时候,保卫科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抱着一摞账本。等她把账本放在办公桌上,她肥硕的身材我才一览无遗,特别让我心惊肉跳的是胸前的一对乳房,说肆无忌惮张牙舞爪绝不为过。

“秦科长呢?”女会计问。

“在冷庫。”我感觉嗓子有些发紧。

“什么急事啊?大老远把我叫来要看我们的账,我坐月子呢……”

我赶紧跑到冷库喊他俩,老袁让女会计把韩伟最近几次出差的报销发票找出来,让我把往返车次和住宿宾馆的名称记下来,然后让韩伟和另一个采购员把这次出差的发票交来,仔细比对,确定没有可疑的地方,女会计才抱起账本嘟嘟囔囔地走了。

保卫科长留我们在公司吃晚饭,老袁头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谢绝了。我们出来的时候,保卫科长把我们领到公司的营业厅,老袁头儿买了十斤带鱼,享受职工内部价格。老袁让我也买十斤,我不想买,因为我在小城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看看老袁头儿我不买就要揍我的架势,我只好掏钱买了十斤,确实比外面的便宜些。出了水产品公司,老袁头儿埋怨我,说这是公司经理特批的,那个批条转手就能卖钱,你还不买。我说我回不去家,也没地方放啊。

“啊,那不要紧,给我吧,我给我儿子女儿两家一家五斤。”老袁头儿如猴子一般灵巧地从车子上旋下来,把我自行车货架上夹着的那包鱼放到自己车上,又像早准备好了一样,从裤兜里掏出五块钱塞给我。我说钱就不要了,老袁头儿说那不行,说罢一溜烟儿地走了。

回到局里,正赶上下班时间,我直接骑到食堂门前。小伊在里面吃饭,董老太太坐在他对面。看我进来,她起身给我盛好饭菜,一脸的喜庆:“局里各科室都在打听你们俩,准备给你俩介绍对象呢。”

我们俩埋头吃饭。偷瞄一眼小伊,这孙子一准儿在算计怎样甩开我自己抢先去相看。老太太说:“你们两个都挺好,要是谁家有一对双胞胎姑娘嫁给你们哥儿俩多好啊。”

“都给他吧,我不要。”我看看狼吞虎咽的小伊,“这么能吃,没有两个媳妇怎么行?”

“还是一人一个好,你们两个同学同事又是连襟,多好。”老太太胸有成竹,刚才还是假设,一转眼就好像有几对适龄女双胞胎在手。

我吃完了,小伊站起来去盛饭,我只好放下筷子等他。眼瞅着第二碗吃完了,我起身拿起兜子,小伊又去盛饭。我气得转身往外走,小伊喊我:“别走啊。”

我甩给他一句:“我怕你连我一起吃了!”

回到宿舍,我把褥子展开躺上去,闭上眼睛假寐,等着小伊回来。有几个事需要他回答:提前报到的事;他们今天上午抓的那几个人是不是杀韩大茄子的凶手;他借的枪是什么型号,成色怎么样,能不能找个野地儿打几枪?

走廊里有了脚步声,感觉是小伊,我睁开眼睛,同时做好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准备。果然,他一个跃起前倒,上半身蹿到他自己的铺盖上,两条腿搭在炕沿上,炕沿是水泥的,发出了只有和大腿骨磕在一起才有的“笃”声。如果我在他进屋的一刹那仍然闭着眼睛,或者只是睁开眼睛而没有“兔子蹬鹰”的姿态,他的着陆点应该是我的铺盖,我本人将成为他的肉垫儿。这一刻,我为自己的有备无患而自豪。

小伊因为紧急改变落地方向,为自己这次失败的降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然他不会在我开怀大笑的时候一骨碌坐起来,撸起裤管,把脸拧成极痛苦的一档。我本想继续用“我去喊法医啊,用不用尸检”来娱乐他,却一眼看见了褥子上的驳壳枪,和我姐夫给我的那款一模一样。

驳壳枪的正式名称叫毛瑟军用手枪,是德国毛瑟兵工厂19世纪末生产的型号。这款当年在德国几乎没有销路的手枪,却在中国扬名立万几十年。东北人把驳壳枪俗称匣子枪,根据枪管的长短、装弹多少及是否能连发分为一号匣子二号匣子三号匣子,小伊的这把是三号匣子。这把枪一定是小伊落地的瞬间从腰带上掉下来的,我赶紧趁着他要死要活的时候把枪拿过来,不然欣赏一次他即使不拿捏死我也得商量我个半死。

枪的实际年龄比我父亲还大,枪管已经是白铁色,但枪嘴几乎没磨损,特别是准星仍然棱角分明。枪身上有一个精致的扁S形宽一公分的铁鼻子,我认为仅这个东西就可以申报一项科技创新发明大奖,它取代了枪套,让这款在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手枪能够裸身挂在裤带上。

这把枪好沉。我们在警校的射击课上用的都是“五一”式,虽然锈迹斑斑,但起码是解放后生产的,使用的人心理上能勉强接受。眼下这把驳壳枪的知名度主要来自电影,特别是《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他的腰带上经常插着两把。而现实中,只有在农村公安特派员的腰里别着。如果我领到的也是这样的枪,回到水泉乡酸枣沟,小伙伴们肯定会嘲笑我,更要命的是,有人会怀疑我把小学时的那把枪拿出来挎上了。

小伊平躺在铺盖上,脸上的表情舒缓了些。我把枪放回他身边。枪是侦查员的第二生命,也是他的爱人。而我现在的心情比这把枪还沉重,其实就枪本身而言,无论品牌还是杀伤力,驳壳枪都比“五一”式甚至“五四”式强好多倍,美中不足的是它太老了。这就像娶老婆,一个和我岁数相仿的普通女孩儿,一个民国的影后,我娶哪个?答案毋庸置疑啊。

小伊倒是不在乎:“枪嘛,有一把用着就行了,慢慢等吧。”

我斜了他一眼:“啥意思?”

小伊闭着眼睛,两只手在衣兜里摸索。我看见他的烟早已掉在褥子上了,为了让他快点儿说下去,我起身拿起烟盒塞到他手里。他抽出一支,把一端塞进嘴里再迅速调过来,在叼住另一端的同时,打火机咔的一声响了,唾液湿润过的一头被点燃。他过去没这个前奏啊,我突然想起来,老袁头儿也这么整。endprint

“说啊,啥意思?”我看他一根烟下去大半截了,这不是卖关子,这是想咽回去。

小伊说这把驳壳枪据说最早是陈哥(就是那位负责材料综合的,后来成了我们的刑警队长)用的,后来换成了“五一”,驳壳枪就给了刘跃,刘跃是我们上届的,在学校也算熟面孔。副队长王印换了新“五四”,把旧“五四”给了陈哥,陈哥就把“五一”给了齐小平。小平原来用的也是“五一”,但是总卡壳。卡壳的“五一”原以为没人要,准备交回治安科,谁知刘跃还惦记着,他去找石指导,把病“五一”留下,把驳壳枪交回了。没几天,石指导又去借回来给了小伊。说是借,其实就是发给他了,如果不出意外,估计就会由小伊传给我。至于前面究竟是谁传给陈哥的,小伊就不知道了,说不定田队长也用过,要是再往前追,沒准儿是杨子荣的枪。

哎呀妈呀,我脑袋“嗡”一声,差点儿昏死在炕上。这枪肯定功勋卓著,哪怕杨子荣没用过。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发枪原来是这个样子,更让我郁闷的是,不出意外,我肯定要喝小伊的“二锅头”。我们两个一起入学一起毕业,他在学校的成绩不提也罢,可现在……难道就因为他比我早来几天吗?

我怒不可遏:“请回答我,偷着来报到是咋回事?”我本来想说“提前”,但不知怎么出口就变成了“偷着”。

“谁偷着报到了?我怎么成偷着报到了?我到现在还没报到呢。”小伊爬起来,拽过他的箱子,把手伸进去窸窸窣窣一阵摸,从里面摸出一个信封。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们学校统一发的,里面是所有的报到手续。

这个反转出乎意料,我感觉自己的脸突然有点儿热。“咱俩看电影去呀,我请你。”马上转攻为守,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在学校的时候,看电影是我们俩的粘合剂,喜事愁事吵嘴抡拳头抄板凳,都是在电影院分享或者化解。

去电影院的路上小伊告诉我,9月2号那天他们村来了两个警察,都是便衣。既然是便衣,怎么知道他们是警察呢?因为他俩开着挎斗摩托车。摩托车拐进村委会,后面已经跟着四五个孩子。挎斗摩托车当时虽然凤毛麟角,但乡电业所就有一台。不过,小孩儿们是不会跟着电工的摩托车跑的。棉裤套皮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太薄,就是皮裤没毛儿。小伊听着信儿赶到的时候,窗户外面趴着的小孩儿已经有好几层。

村主任把小伊介绍给两位,脸上透着骄傲,俨然小伊是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两家连亲戚都不沾,平时的关系更是一般。小伊说,那两个民警岁数大的是现在我的一副架儿老袁头儿,年轻的是刘跃。两个人的腰里都别着手枪,枣红色的牛皮枪套,黑中透蓝的枪柄,那叫一个摄人心魄啊。窗户外面趴着的小脑袋瓜子像码好的大红萝卜,小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盯的就是这两个物件。

他俩是从老土河的杀人现场一路走访过来的,给小伊简单介绍了案情,小伊问田队长在吗?刘跃摸准了小伊的心理,田德贵三个字不仅在全省警界如雷贯耳,在全县老百姓心目中也是马本斋李向阳鲁智深孙悟空合体。他马上给小伊重点介绍田队长,特别是抓捕设伏突审,看小伊听得血脉贲张,刘跃说他们现在就返回老土河,田队长就在老土河指挥部,你不如跟我们一起去参战。小伊跑回家抄起行李,就跟着刘跃和老袁头儿出发了。哪知道这两个人还要走访两个村,到指挥部的时候已经半夜,第二天早上听说田队长领着齐小平去海拉尔了。

小伊没见到高山仰止的田队长,这时候才想起和我一起报到的约定,还有他哥哥5号的婚礼。

第二章

小伊他们抓的那伙人不是杀韩金玉的凶手。我和老袁头儿继续在县城走街串巷,我渐渐发现,老袁头儿虽然不肯吃太多的辛苦,但工作还算兢兢业业。石指导交给他的线索,包括我们自己又发现的新线索,一条一条查实查死,扎实得很。这一点在我们查水产公司韩伟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

既然和大部队暂时联系不上,我做好了在小分队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跟田队长齐小平在一起我还不一定能近得了身,在老袁头儿身边我是绝对主力,没有之一,而且老袁头儿也真的不孬。

我这种随遇而安的特质伴随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的这个特质其实是一种能力,比如我的心能很快静下来,比如我工作之余又把我的业余爱好恢复了。临近退休,我非常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好习惯。

我坚持写日记。也可以说是编日记,因为有的地方我是需要创作的。我决定用笔记录自己的刑警生涯。我有初中日记、高中日记、警校日记,我现在是刑警,枪让小伊捷足先登了,但是他不会写日记。刑警光有枪能抓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刑警,刑警得会写文章。老师说了,现代刑警要能文能武,不会写文章起码得会写日记吧,嘿嘿,小伊连日记都不会写。

晚上我抽空到商店买了一个精美的日记本,封皮是仿牛皮的,警校日记我是随行李带来的,找出来躺在炕上翻看。我的初中日记是流水账,高中日记是豆腐账,还曾经被我们班主任污蔑为变天账。考上警校以后,因为包袱尽卸心情愉悦,所以日记写得自己都感觉有点儿文采。我给你们摘要一段哈——

1980年12月15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寝室的老七被我们弄惨了。老二下午在教室捡到一个手戳,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付卓群的(书记是女生),恰好我们寝室只有老七不是团员,而据我观察他有强烈的上进心。老二老五和我(我在寝室排行老六)赶制了一张便条,内容大概是邢舒平同学,请在晚饭后到操场西小树林边上等我,找你有事,后面是付卓群的名章。老二秘密把便条送回寝室,放在靠老七床铺一侧的桌子上。

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我们三个故意走在老七后面,他看到纸条的表情是这样的:惊诧,迅速再看一遍,用手盖住,逡巡我们七个的表情。我们三个的表情和另外四个一样,老七把纸条拖到桌边迅速装进衣兜里,出去了。我们三个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因为约会时间是晚饭后。估计一刻钟左右,他回来了。这个平时举手投足比《西游记》里的小妖还不稳当的家伙,这会儿庄重得走路都顺拐。

晚饭时间到了,我们拿起碗筷去食堂的时候,发现他不在寝室。晚上九点,熄灯预备铃响的时候,老七回来了。虽然穿着警服,但左臂上搭着他那件每个周日去大连卫生学校或者星海广场才穿的咖啡色夹克衫。endprint

1980年12月17日,星期三

老七说前天他去赴约了,骂我们几个太缺德了,好悬没他妈的冻死。

他当时没怀疑是恶作剧的原因是落款处盖着章。既然深信不疑,那就开始赴约的准备工作了。纸条已经在厕所反复看了几遍,大家去吃晚饭的时候他躲在宿舍又看了无数遍,把自己最近写好的入团申请书找出来,感觉无懈可击才出发……

事后,老七还不忘给自己脸上贴金,说他之所以赴约,是因为他太想入团了。我们逼问他,既然是为了入团,为什么要带着夹克衫,臭美给谁看?老七不得已交代,说怕付卓群找他万一不是入团的事,他知道这个概率微乎其微,但有备无患嘛。老师今天不是讲过,不要轻易否定任何可能。

不是因为太晚了又都脱了衣服,我们七个会捶死他。他竟敢用今天的课堂知识为前天的无耻行径辩护。当然,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我们七个为什么如此同仇敌忾呢?卓群书记不仅家世显赫,在全校女生中更是名副其实的花魁,我们七个各自在心里想想都骂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老七这个连癞蛤蟆资格都尚未取得的家伙,竟然敢拎着一件破夹克去那个……

我装材料纸的兜子里多了一个日记本,重点是田队长,如果老袁头儿有亮点也记。其实绝大多数内容要靠业余时间整理,现场根本没有机会记日记,带着的理由一个是时刻提醒自己收集素材,另一个是放在宿舍怕不自觉的人偷看。

老袁头儿对田队长尊重有加。他和田队长同岁,又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不过那个时候他们还算不上老革命,小城的“老红军”虽然凤毛麟角,“老八路”至少过百。我想知道田队长的一些故事,但老袁头儿对我的诱导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敷衍,或者用田队长开头,没两句就讲到他自己身上去了。即使是讲自己也讲得枯燥无味,有些情节编造的嫌疑很大,我甚至怀疑他剽窃田队长的传奇。比如他的枪法“百步穿杨”,他骑马能“镫下藏身”,让人不自觉地想起刘兰芳的《岳飞传》。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说他过去当侦察兵的时候是使双枪的。这触动了我的底线,我心目中只有李向阳和田队长是使双枪的英雄。

老袁头儿讲的故事中,和田队长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这么一个桥段:冰天雪地的腊月,一个国有供销社被盗,老袁头儿带一个侦查员一个技术员出现场,紧接着开展侦破工作。刑警队的规矩是有领导自然领导负责,没有领导就由资深侦查员牵头——谁还资深过老袁头儿啊?侦破工作进展顺利,作案人很快抓获,但讯问的时候这个家伙却是个咬牙虎,两天都没攻下来。拿不下口供,人就送不进看守所。或者说有如山的铁证足以把他推进去,但没有口供,对于办案的侦查员来说仍然是个难堪的事儿。特别是老袁头儿,难得挂一次帅,可两三天时间就把老袁头儿拖得疲惫不堪,嗓子也一天比一天沙哑。讯问是个较量的过程,你挺不住的同时,对方也很难受。一个不经意的信息让老袁头儿赢了,作案人问看守:“审我的那个老頭儿是不是田队长?”

老袁头儿晚上紧急“升堂”,频频拍案气势如虹,被讯问人压力陡增。看看火候正好,旁边记录的侦查员给老袁头儿点上一支烟,说田队长消消气。那个家伙顿时土崩瓦解。

我分析老袁头儿不给我讲田队长的故事,不是他主观上不想讲,而是他讲不出来。他是湖南人,在家乡参加革命,目前我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在小城落脚的,只是听李哥说他参加过湘西剿匪。田队长是土生土长的小城人,十四岁在县大队当通讯员,后来县大队改编为公安部队,再后来直接划归小城公安局。田队长在县大队时就小有名气,那时候县大队的对手和《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大致相同,都是被解放军打散的小股部队,有的还称不上部队,就是散兵游勇。田队长因为年龄小外加机智勇敢,经常承担独立侦查甚至卧底玩命的任务,每次都圆满成功那是肯定的,如果有一次失败也就没有今天的田队长了。

田队长在民间的名声越来越大,与《林海雪原》那部电影紧密相连,小城的老百姓认为他就是小城的杨子荣。后来《平原游击队》热映,小城老百姓又认为他是李向阳——杨子荣是剿匪,李向阳是抗日,但老百姓不管那个。

“田队长现在在哪儿呢?还和齐小平在海拉尔?”

老袁头儿没回答。我有一种感觉,老袁头儿这不紧不慢的节奏简直就是优哉游哉,虽然他的工作很细腻很扎实。李哥说发大案的时候,城里的线索都给老袁头儿,这是队里对他的照顾,他老婆有哮喘病,冬天下不来炕。但他的心安理得让我怀疑他年轻时就拈轻怕重吊儿郎当,不然怎么五十五岁了,连个副队长都没混上,还是普通侦查员。

想到这儿我心里突然一紧,田队长也是五十五岁,一直是刑警队长,怎么没再进一步呢?凭他的资历,还有在全省警界和小城民间如雷贯耳的名气,当个县公安局局长,退一步说当个副局长应该绰绰有余,难道我们那几位副局长都是大内高手而且“隐姓埋名”?把田队长挤兑得一直屈居刑警队长这么些年?转而我又自责,不应该这么敏感,《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官大,但是没有杨子荣伟大。

下午在县医院的排查虽然没有收获,但我的心情却一直愉悦着,我自己也感觉很奇怪。快收工的时候我找到了原因——各科室进进出出的,走廊的人群里飘来飘去的,像白蝴蝶一样的女护士无处不在啊。晚上如果小伊回来,我会告诉他,我们找对象不要着急,有这一大群护士兜底,我俩肯定打不了光棍。

小伊没回来,我躺在铺盖上百无聊赖。今天在医院旁边的商店买了一个兜子,我起身把李哥借我的兜子里面的东西都掏出来,装在新兜子里,这是我上班后添置的第一个物件。等发工资了,我就添置第二件——自行车。我突然想起来这应该是个迫在眉睫的事,齐小平说不定明天就回来,我骑的自行车是他的。

我拎起李哥的兜子走出宿舍,还他兜子的时候顺便听听案子有没有新消息,再顺便打听一下名牌自行车比如“永久”好买不?走到刑警队门口,我才注意到李哥的办公室没有灯光,不仅他的,刑警队一趟房的窗口都是黑的。我没有回宿舍,而是直接往后走,因为我看到于法医实验室日光灯的青色灯光射到了刑警队门前的大树冠上。endprint

刑警队到法医实验室距离不足三十米,一条红砖铺就的宽不过半米的甬道装饰性地躺在地上,白天都没人走,更不要说晚上,这可能是专为下雨天准备的。我看到一个人从实验室出来,虽然只有四五米远,但天实在太黑了,我没能看清他的面相,却感受到了他的壮硕,身板好像有我两个宽。回头再看的时候,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个矮胖子健步走在甬道上,甬道还没有他的肩膀宽,这无异于盲走啊。

隔着窗户,我看见实验室里亮如白昼,里面除了于法医还有两个人,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面朝着窗户的那个面相俊朗英气逼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颜值爆表;另一个背对着窗户,脑袋却在窗户上面,这位的身高至少一米九。我心里开始盘算,这两个人是刑警队的已经毋庸置疑,是谁呢?答案还没出来,那两个人出来了,我已经没有理由站在窗户外面(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人做什么事情需要这个那个理由都是虚伪的,而理由也往往是为别人准备的),硬着头皮向门口走。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感觉走在后面的大个子的肩是在我的头顶上擦过的。我仰起头看了看他的脸,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最大的勇气。我的妈呀,一张和身材相称的大脸盘子,匹配着和李逵一样重的颜色。

走进实验室,于法医正趴在实验台上看一页材料。如果不是累得不行了,他不会用这个姿势看东西。他抬头看看我,我径直坐在试验台对面的椅子上,我们现在已经是老熟人了。

“田队长回来了。”于法医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果刚才的三人行必有老田,一定是那个“壮硕的胖子”,因为另外两个都是年轻人。可是……不会吧?那个走甬道的人能是田队长?这个形象不仅和李向阳杨子荣南辕北辙,和我自己珍藏在心里的画像也不沾边,说句不恭敬的,倒像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被杨子荣一枪撂倒的主儿。然而,于法医脸上的表情给了我肯定的答案,他还告诉我,后出屋的是齐小平和李成。

“案子破了?”

“没有。”于法医说,“这个案子要瘪。”接着他嘱咐我,在刑警队决不能说这句话,就像盖房子不能说“倒”坐船不能说“翻”一样。破案就像捅窗户纸,有的一捅就破,有的捅一辈子还是见不到光亮。

我当时的心思突然被另一件事情纠结住了:齐小平回来了,明天我骑什么跟老袁头儿出工?估计现在齐小平已经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再找李哥是来不及了,我鼓起勇气向于法医求救。也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我对于法医刮目相看,也暗暗下了和他做铁哥们儿的决心。

于法医跟我说,“永久”自行车能不能买到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即便想买一辆哪怕是杂牌的新自行车也得差不多半年的工资。于法医还告诉我,明天上午我不会跟老袁头儿出去,因为刑警队要开全队大会,研究部署老土河案。等散了会,让我跟他去自行车管理所,那里经常处理一些群众捡拾的无主自行车,简单修理一下就能用。他老婆进城以后,局里给安排在管理所上班,他和所长很熟。

回宿舍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我是陪着于法医干完活儿把他送到大门口才回屋的,回屋前我去自行车棚看了,齐小平的自行车已经不在了。上炕安心睡觉,心里暖暖的。我的日记今后肯定不能缺少于法医。

刑警队有會议室,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场设在局里的会议室。我和小伊虽然来得最早,但我们两个自觉在最后一排长条椅上坐下,等会议室不再进人了,又悄悄往前挪,坐在紧后面。我数了一下,我们前面还有五排是基本坐满人的,我认识的有限几个人都坐在第一排,于法医李哥陈哥,还有那位英气逼人的疑似齐小平。再往前是一个简陋的主席台。刘跃呢?在我们这一排的最南端。

石指导进来了,他径直走向主席台最北端,刚刚坐下,一阵沙哑的咳嗽声伴随着一个“壮硕的胖子”进了屋,在主席台的南端坐下。我有一种谜底揭开的感觉,这是传说和现实的最终交汇,没有惊喜也没有遗憾。主席台中间的位置空着,是留给海龙副局长的。田队长进来后,屋里肃静了片刻,不到一分钟,嗡嗡声又起来了。

门又开了,大家以为是海龙局长,嗡嗡声顿了一下,又继续。进来的是老袁头儿,手里端着他的大茶缸子,空的,直奔李哥。李哥马上闭眼,像入定的禅师。我怕老袁头儿的缸子就在李哥眼前这么举着,那也太尴尬了,还好,一只手把缸子接过去了,并且是第二排的人,这让我见识了他胳膊的长度。那个人随即站起来,我才看清是昨晚那个李逵,他拿着缸子去了屋角,一抬手放在一个足有两米高的立柜上面。一阵哄笑把嗡嗡声冲断,随即又合拢。

石指导敲敲主席台,嗡嗡声像幽灵一样消失了。石指导说:“我们还要等一会儿海龙局长,趁这个空当儿介绍一下新来的两个小同志……”小伊噌一下站起来,我马上跟着。“高个子的是小伊,伊进超,矮一点儿的是小张,张有才。”

大部分人只是匆匆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让我稍稍安慰的是,田队长的目光也在我们身上停留了片刻,我感觉比那些人认真。

海龙局长进来了,会议随即开始。田队长先讲,前五排的人头立即埋下去,会议室里一片钢笔和纸摩擦的沙沙声。我感觉田队长说的话每一句都重要,想一字不漏全记下来,五分钟后我发现这是徒劳的。既然记不下来,不如认真听,最好的倾听要配有眼神的交流,我抬起头看了看田队长,赶紧又低下,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抬头,只好继续低着头听。看看左边,一位老兄字写得比手指肚都大,把我看得直迷糊。我右边是小伊,他也在记录,只是很吃力。隔着小伊是一个白脸后生,年龄和我们相仿,奇怪了,我看他埋头苦记笔走龙蛇,本子上竟然一个字也没有——他的笔抬高了一厘米。这是谁啊?南郭先生转世吗?后来我才知道,这人叫杨光宇,他爸爸是县委办公室主任。

田队长的脑袋用大如斗来形容绝不为过,老袁头儿跟我说田队长从来不戴帽子,无论是警帽还是便帽都没有能戴进去的。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脑袋大脑容量理所当然也大,脑袋小……我没往下说。

田队长对前期侦查工作做了小结,对下步工作特别是侦查方向谈了自己的意见,真是既实在又精彩,我可能是初出茅庐的原因,反正感觉大开眼界。最后他说:“几条像样的线索都查否了,我刚才和海龙局长向侯局长简单做了汇报,现在大兵团作战已经没有意义,从其他科室抽调的民警今天全部归队。下步工作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队压上,我昨晚和石指导商量了,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老土河专案组,由我挂帅,具体成员一会儿石指导安排。进组的下午到我办公室开会,我们明天早上出发。国庆节快到了,好像还跟中秋重了,跟我走的就别指望回来过节了,今晚回家跟老婆说一声。放心,在哪儿过节我都请你们喝酒吃月饼。你们知足吧,这是解放了,1948年的年三十我是一个人在库伦旗的羊圈里过的……”endprint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专案组算田队长一共十个人,里面居然有我。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没有小伊,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是没有老袁头儿。10点钟会议结束,我还沉浸在兴奋中的时候,于法医来找我,领着我到自行车管理所,选中了一辆几乎不用修的自行车,标价十元。我兴高采烈地骑着车载着于法医回局里食堂吃饭。

中午本想睡一觉,但接踵而至的好事把我的瞌睡冲没了。我开始收拾兜子,把这几天做的询问材料归拢好,准备下午交给老袁头儿,再把日记本手铐印泥材料纸重新检查一遍,放回兜子。现在缺的就是我朝思暮想的手枪了,看今天的势头,说不定下午就能到手。

小伊没回来,我突然想起来他中午没在食堂吃饭,被“精干警力”排除,肯定闹情绪了。嘿嘿,也该轮到你上火了。我感觉自己好像笑出声来了,照照镜子,没错。

下午一点半开会,我要早点儿到才行。田队长的办公室在刑警队最东侧,挨着会议室,走到门前我才发现门锁着。我想去老袁头儿的办公室,李哥过来了,他先把自己办公室的门打开,没进屋,过来帮我开了田队长的门。看我还愣着,李哥说:“你进去啊,没事。”

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进了我心目中、也是多少人心目中的英雄的办公室。进办公室容易,走进他的心中呢?在他心中勾画一个良好形象呢?正思绪万千的时候,第二位与会者进屋了,是齐小平。我上前一步想自我介绍,他却先伸出手来:“小张是吧?”

我感觉他握手的时候不仅向我传导了一种力量,还有热情和真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人格魅力这个词汇。我当时怎么回答的或者是不是紧张得没有回答,现在都忘了。如果田队长的定位是传奇英雄,齐小平就是刑警队名副其实的精英。

齐小平弯腰拿起茶几底下的两个暖壶,要去水房打水。我猛然醒悟,搶过来转身冲出办公室。往开水房走的路上,我埋怨自己,天天给老袁头儿收拾办公室打开水,到了最应该表现的时候,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还好,我抢下了两个暖壶。

会议开到将近4点才结束,专案组的成员有王印、齐小平、陈志(兼综合)、李成、李春和、杨光宇、张明有、刘跃还有我。陈志先把线索按轻重缓急理出来,大概有五六十条,田队长把这些线索分给各组。分线索是有规律的,重要的由齐小平、李成组和李春和、陈志组查,其余线索按方向分,比如这三条是锦州方向,交给杨光宇组,那五条是长春方向,交给张明有组。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石指导来了,他给我们提了几条要求:一个是细,粗枝大叶当不了侦查员。一个是实,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破案,查否的线索必须经得住推敲。田队长插话,讲了一个吃馒头的寓言:一个人吃馒头,吃到第七个的时候饱了,他后悔吃前六个,说直接吃第七个多好。我们有过吃第一个馒头就饱的侥幸,也有一千个馒头都白吃的倒霉,每一起案子都是一个谜,我们侦查员就是那个揭开谜底的人,所以我们侦查员都是迷人的。

接着大家轮着发言,谈自己对前期工作的感受和对下步工作的想法。刘跃后来跟我说,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如果是特大案件,市局领导县局领导都会参加这样的讨论环节,谁的思路深刻独到,就有可能被决策者采纳,如果恰好把案子破了,那就风光无限,一个人的进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的。

大家发言的时候,陈志出去了,他去找林会计报账,顺便借差旅费。田队长决定把指挥部设在老土河乡政府,明天早上四个组就出发,工作情况到老土河指挥部汇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组,又不敢问,看看大家都走了,我也不敢在田队长的办公室久留。没有小组无所谓,在大组就行。

俗话说穷汉子买个驴,天天梳拢毛。散会我没急着回宿舍,直接去自行车棚看我的坐骑。我身后一个人弓着腰进来取车,他的车正好和我的并排。他的样子非常滑稽可笑,可能全局只有他一个人进来需要猫腰,建这个车棚的时候怎么没考虑到他?

“你叫张有才?”

“是,李哥好。”

“叫我李成就行。知道你是因为啥进专案组的吗?”

我看着他这张晚上根本看不见的大黑脸,赶紧做出我哪儿知道的表情。

“因为你的字写得好,笔录做得工整,田队长相中了。”

“哦……”我好像咬碎了一块酥糖,从嘴里一直融化进心里。原来我这么多天跟老袁头儿没白跟,原来他是个“举贤不避帅”的人,我有一些小感动。

“有对象了吗?”

打篮球?我这个身高可能配不上你妹妹

“没有……”我屏住呼吸,好像第二块酥糖要突如其来。李成的腰一直弓着,我真的有些心疼他,想建议出去说,又怕被前辈误解我是不耐烦跟他说话,只好站在车棚里陪着他。

“我妹妹,年龄和你合适,工作也不错,在县总工会篮球队。”

我身子一晃眼前一黑,赶紧扶住自行车。他首先强调年龄和工作,却回避了我最想知道的容貌肤色和身材,这是欲盖弥彰啊。其实也不用回避,亲哥就站在这儿呢。

“打篮球?我这个身高可能配不上你妹妹……我看小伊更合适。”

“我中午领着小伊去见面了,他支支吾吾说还得跟父母商量,都什么年代了,还不能婚姻自主。怎么样,晚上见个面?”

我瞠目结舌,摸摸耳朵,耳朵还在。这个狗杂种伊进超,今天早上吃饭上午开会我们两个都在一起,他竟然守口如瓶。再一个,李成的做法也太不讲究,小伊中午刚刚“支支吾吾”完,晚上就让我去接盘,接也行,别告诉我小伊已经捷足先登过了啊。“李哥,晚上有个同学来看我,师专毕业的,刚分配到县委……我有时间去找你,先谢谢李哥啊……”

“好,我听你信儿。”李成弓着腰推着车往外走。

我也跟着走出来:“李哥你也打过篮球吧?”

“以前是省队的大中锋,后来腿骨折,退役了。”他右腿一旋,屁股已经在鞍座上,两只48号大脚踏踏实实地撂在地上,再轻轻一蹭,自行车驶出大门。

我跟李成没撒谎,吃完晚饭回宿舍没有一分钟,吴青林就来了。他和我是初中高中的同学,那个年代高考大学和中专分两张卷,1979年我俩都报考大学,我名落孙山,他抓住个尾巴,去了师范专科学校,我复读一年考的警校。他们专科学制三年,我们一起毕业,一同分配到小城。endprint

青林上学的时候就是一天说不了三句话的闷罐子性格,三年下来,青春痘少了一半,惜字如金还是如故。他半躺在小伊的铺盖上,两个小时说了两句话,小伊进屋他就起身走了,连介绍的机会都没给我。

第二天早上,我跟田队长坐着吉普车走了。刘跃他们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我上的车,我有些难为情,但这不是我个人能左右的。他们中午才能出发,坐11点的长途汽车。我们的车子在门口遇到王印和张明有,田队长把他们两个也捎上了,他们的任务和老土河同方向。齐小平、李成还有李春和、陈志他们怎么走呢?估计和杨光宇、刘跃一样,坐长途大客。局里就两台车,我们今天坐的吉普车平时以局领导特别是侯局长为主,每当刑警队有大案子,侯局长就会指示优先保证刑警队用车。另外那台面包警车是按囚车的指标下拨的,所有权是看守所,不过是局里用着。刑警队还有一台挎斗摩托车,我一直没看到,可能齐小平或者李春和他们哪个组在用。

那个时候街上跑的车都是公车,没有私家车这个概念,民警上下班都是自行车,局长教导员也是如此。车胎瘪了,一样到传达室找气管子自己打气,也没人听说过糖尿病这个词儿。

我意识到破案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在知道了齐小平和李春和他们两个组的具体任务以后。案件的侦破到了胶着状态,指挥员排兵布阵的能力、侦查员个人的攻防技能都会显现出来。

齐小平和李成他们去了市县两级看守所。县局召开的第一次动员会看守所就参加了,他们的任务是发动所有在押人员检举犯罪线索。线索很快上来百十条,齐小平他们要梳理出有价值的,然后再根据价值等级逐个查证。李春和和陈志的任务就更加琐碎,他们要到小城周边的各个市县刑警队了解命案的发案破案情况,看看有无情节手段相似的,寻求串并案的可能性。杨光宇和刘跃则继续调查韩大茄子的患者。

老土河乡在小城的东北方向,距小城三十多公里。乡政府所在地是老土河西村,也是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整个中心在东西向的一条不到一华里的街上。坐北朝南的乡政府和供销社是整条街的地标建筑,乡政府居中,供销社雄踞最西端,再往西是一条通往内蒙古的省级公路。乡政府的东侧依次是医院、信用社和邮政局。大街南面坐南朝北的全是与经济有关的单位,最东侧是“昏睡几年”的乡办联合厂翻砂厂,向西依次是“渐已醒”的个体经济,小卖部小吃部小烧锅裁缝铺榨油坊。乡政府正对面是向阳旅馆,我和田队长就住在这里,旅馆西面是“韩三大饭店”,再往西又是公路了。韩三饭店的门前是长途汽车客运站,终点到老土河的和途经老土河的都在这儿上下车,等车的人多的时候,能蔓延到向阳旅馆门前。

太阳要落山了,田队长还在呼呼大睡,我吃惊的还不是他这么能睡——这半个月他们最缺的可能就是睡眠,而是田队长的呼噜声,简直所向披靡啊,像一部农家灶台边上呼呼作响的风箱,不同的是风箱有停下来的时候。农家的风箱在灶间,田式风箱和我在一铺炕上。

走出旅馆,老土河的大街被深秋的夕阳染成了金黄色,一辆一辆的马车驴车从旅馆门前匆匆驶过,车上装的是剥了皮的玉米棒子,让我顿时想起了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弟弟,还有我那些同学,他们在酸枣沟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如果不是一张考卷改变了我的命运,刚才赶着马车过去的小伙儿说不定就是在家乡的我。我庆幸自己不仅跳出了农门,现在还能以一名刑警队侦查員的身份,在这里欣赏非常熟悉的扬鞭催马运粮忙的丰收景象。

一辆马车在旅馆门前减速,还没停稳车老板就跳下来,是老土河乡的公安特派员李久祥,褂子披着衬衣掖着裤腿挽着,腰里插着一把三号驳壳枪,老天爷,这就是电影里帮老乡抢收麦子的八路军武工队啊。

“小张,跟田队长说一声,我还有最后一车,晚上去我家吃,好饭不怕晚。”说完跳上车,只听一声鞭子的脆响,马车一溜烟儿走了。

真是难为他了。中午我们到乡政府的时候,李久祥愁眉苦脸跟田队长说,乡政府没几个人了,都收秋呢。言下之意田队长当然明白,让他也去收一下午,案子的事晚上再商量。

再回到旅馆房间的时候,屋里是空的,枕头边上放着那个磨飞了边儿的人造革兜子。我赶紧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他那把精巧的小手枪不在了,肯定是跟着主人走了。可主人又去哪儿了呢?我可是一直在门口站着的啊。我再也不敢离开房间了,田队长的兜子里都装了些啥,天知道。

天黑透了,田队长回来了,在外面敲窗户示意。我锁好门,跟着他去了西面的韩三饭店,找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我见桌子上已经摆着一盘清炒肉,就把李久祥的话学给田队长。田队长说你信了李久祥的,死了连裤子都穿不上,他如果说最后一车,那就是三车都不止,到时候两口子累得上不去炕,还有心思做饭?他朝厨房摆摆手,喊一声“老三”,一个扎着疑似白围裙的中年男子一溜小跑着过来了。田队长指了指用学生课桌冒充的吧台,男子三步并作两步,从课桌底下拿出一瓶白酒,撩起围裙擦擦灰。我只看到瓶口在他嘴角一闪,瓶子蹾到桌子上了,瓶盖还在他嘴角叼着。

一股老酒的醇香马上在空气中弥漫,这是小城人最爱喝的三沟白酒。田队长把自己面前的玻璃杯倒满,接着站起身,从韩老三嘴角取下那个瓶盖,擦擦,盖在瓶子上。韩老三愣了一下,又一溜小跑回去炒菜。

我坐在对面,掩饰不住拘谨。我自己都感觉到拘谨了,在田队长的眼里我可能是拘谨死了。虽然从见到田队长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昨天在一起开会,今天又同一辆车抵达,但这是我首次和他单独面对面。我努力想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可收效甚微。田队长指指酒瓶子:“你喝就自己倒。”

我赶紧说:“队长,我不会喝酒。”

韩老三又端上来一盘尖椒炒豆腐干,问田队长主食吃啥,田队长说:“拨面条,先给他煮一碗。”

我偷偷瞄了田队长一眼,他的五官真的无可挑剔,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帅哥一枚——如果不看身高的话。现在呢,能盖住衣领的双下巴颏和能压住裤腰带的肚子,不仅破坏了他的面部布局和身材比例,也成了他本人的标志。全国人民面无饥色这才几年,田队长怎么能一枝独秀?我的怀疑后来得到了验证,他有风湿病,这是注射大量激素的后遗症。就像运动员退役后一身伤病一样,他的风湿病是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干部战士的通病。endprint

年轻时的传奇和神勇,如果听田队长叙述,那是非常没劲——偷袭敌人一次要爬冰卧雪一两天甚至三五天,还不一定成功;被敌人追得鞋跑丢了是常有的事,能跑脱那是祖坟冒青烟,有多少战友鞋还在可脑袋没了。直到田队长退休,我听到的他对过去的回忆也仅仅是这些。这更让我敬仰。李向阳杨子荣就是无数个田队长这样的硬汉凑起来的,当时能懂得这个道理的都是我这样的文学青年,而我比普通的文学青年懂得更深的是:讲故事讲得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的大都不是当事人。

饭费是七块钱,我站起来掏钱。在学校有时候我和小伊周末出去吃饭,吃完我不想结账,他就把我双手反剪了弄到吧台前。那是被动的,这次我是发自内心的,敬由心生。但田队长没让:“我工资高,你还没有工资呢。”接下来的一句让我一阵心酸,“你们的钱用处多着呢,我的钱没用了。”

韩老三搬着一个木头凳子过来坐下,田队长递给他一支烟,他顺手夹在耳朵上,拿起田队长的筷子,夹起盘子里剩的清炒肉送进嘴里,先是咯吱咯吱地咀嚼后是咂咂作响地品味:“有点儿咸。”

田队长说:“不咸你吃啥?”

韩老三假装没听见,问田队长:“酒咋样?”

田队长倒出小半杯,韩老三端起来抿一口,五官顿时呈狰狞状,不会喝酒的都会知道是辣的。田队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瓶子的白商标上划一道杠杠,正好是瓶子里面酒的高度,然后告诉韩老三给他存好。韩老三冲我吐了一下舌头。

回到旅馆,我到老板的房间找了个脸盆,打一盆热水让田队长泡泡脚。田队长问我,你不会喝酒?我说不会。他说如果不会千万别学。我感觉他说得有些郑重,也赶忙郑重表态:“我不学。”

快睡觉了,李久祥才来敲门,手里还拎着马鞭子,马车肯定停在门口。他比田队长小一岁,据说田队长打游击的时候,他是老土河村的儿童团长。知道我们吃完了,他转身走了。

两个前辈都精明得可爱,一个证明了自己诺不轻许,一个证明了自己料事如神。

第二天,田队长带着我来到乡政府的公安办公室,屋里只有一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男子。没等我们找地方坐下,李久祥进来了,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报纸包,让年轻人给我们泡茶。

年轻人姓陆,去年复员的武警,一身上绿下蓝的武警便装,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但我没有被这个文静的外表迷惑,观察他给我们端茶的手,我能看出他是练过的。我们警校隔壁驻扎着一个武警中队,他们练功的时候,墙上趴满警校学生,我们上擒敌课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看。

田队长坐下,拿起李久祥递过来的一沓材料翻阅,这是他和小陆这几天查的关系人的询问笔录。我挨着小陆坐下,用只有我俩听得见的声音问他:“你家在老土河吗?”

他点点头。

“离韩大茄子家远吗?”

“不远。”

我对小陆印象很好,一是很沉稳,另一个和我一样,他不抽烟。我们两个这么近的距离,如果是小伊,一开口我就得使出我在警校练就的正面憋气功和扭头换气功。

田队长在询问笔录中又理出一部分线索,李久祥带着我和小陆一连跑了几天,范围都是老土河的村屯。有一个关系人是内蒙古突泉县的,李久祥說乡里有事走不了,田队长让我领着小陆去。从乡政府的现金室借了一百元钱,我俩从老土河坐上长途车一路北上。我的心情很是兴奋,这一趟填补了我两个空白: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当小组负责人。但也有两个遗憾:没有枪,没有工作证。田队长给了我一张小城公安局的介绍信,填上我和小陆的名字。

我和小陆回到老土河的时候,已经是9月29号晚上。我俩空手而归,乡政府的院子里停着那台全局唯一的挎斗摩托车,我估计已经有人回来了。到李久祥的办公室一看,原来几个组的同志们都回来了,从田队长到刘跃,脸上没有一丝喜气。田队长没有让我汇报情况,气氛很压抑,没有人说话,直到李久祥在窗外喊吃饭。

晚饭是在乡政府食堂吃的,齐小平让田队长喝二两,田队长摆摆手。刘跃悄悄跟我说,他来刑警队一年多了,第一次看田队长没喝酒,看样子真犯愁了。至于愁啥,刘跃没说,估计他知道于法医告诉我的那个“忌讳”。

晚上刘跃约我去小陆家住。原来大兵团作战的时候,向阳旅馆住不开这么多警察,大家都分散住到村干部乡干部家,刘跃当时就住在小陆家。小陆结婚不久,房子是新盖的,我和刘跃住西屋,小陆夫妻住东屋。刘跃也好像心事重重,他躺在被窝里,直勾勾地看着天棚:“后天就中秋节了,没线索还不如过完节再来。”

我吓了一跳,不敢接这个茬儿,只有岔开话题:“刘哥,还留灯吗?”

他没搭理我。我看他这个样子,都快把天棚瞪塌了,迟疑一下,还是起身把灯关了。失去了照明这个必备的条件,刘跃和天棚的对峙宣告结束,他转过身问我:“处对象了吗?”

“没有,太早了吧。”

“在学校没抓一个?”

他这是明知故问。警校是学员队的管理建制,我们队一共一百人,九个女生,狼多肉少。我在狼群中又是属于抢不上槽的第三世界,而我们这个狼群还得时常承受上届也就是刘跃他们这群狼的攻击。

“没有,你处了吧?”

“处了,定好了后天到我家和我父母见面。”

后天是国庆节,中秋节也是同一天。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了,但嘴里还得言不由衷:“恭喜恭喜。”

“恭喜个屁,明天我们如果不撤,还见个鬼!”

“说不定明天就撤了,哥你别上火。”

“看现在这个架势,撤的可能性小。如果想撤回去过节,田队长不会让小平他们从市看守所再赶过来。”

“你可以跟田队长请假嘛。”

“哪儿敢啊,你没看田队长那脸……”

我突然发现黑暗能使两个人的交流天堑变通途,互相之间去掉了复杂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更看不到只有城府深的人才会使用的麻木做掩体。借着黑暗的掩护,我再一次尝试触动小城刑警的底线:“这个案子能破吗?”endprint

“侦破就像踢足球,足球为什么有魅力?团队配合加个人技术加运气。所以著名刑侦专家说,刑警是警察职业中最有魅力的警种。”刘跃明显是顾左右而言他。

“有道理,哪个专家说的?”我知道他在警校就是球迷。

“我说的。我将来就是著名的刑侦专家,你看不出来?”

“啊,现在不行,明天细看。”专家我是没看出来,但他冲动过后的狡黠我倒是看出来了。

刘跃的预言得到了印证。早上8点半,专案组在乡政府会议室开会。说是会议室,其实就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大屋子。石指导来了,坐在一把折叠椅上看材料。等田队长进来坐下,石指导的两只眼睛从眼镜上方看出来,把我们逡巡一遍,确认人到齐了。

田队长说海龙局长本来要和石指导一起过来的,半路上局值班室来电话,说他老母亲病重,只好又返回了。临走交代石指导,今天召开这个会议,重点是谈谈各自的想法,统一思想认识。

所谓“谈谈各自的想法统一思想认识”,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官话。这样的主题,那会议内容不得像清汤面一样?事实并非如此。这次会议以后,我就把刑警隊的会议和其他部门包括局里的年终总结会区分为不一样的物种,比如植物有木本和草本之分,动物有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之分。我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词汇来形容刑警队的会,即使我描述得很具体,局外人也无法洞见真谛。你见过猎户磨刀吗?猎户磨刀有装腔作势拖泥带水心不在焉的吗?

一分钟左右的沉默,田队长问谁先来。齐小平看看石指导,石指导说我看看材料,你们先说。齐小平又看看副队长王印,王印点头示意齐小平先说。官场无处不哲学,不要忽视这简单的谦让和眼神交流,这是一个单位潜在的秩序,如狼似虎的刑警队也概莫能外。

于是齐小平首先发言:“这个案子当时我们都信心十足,是因为现场条件不错,室内有血掌纹,室外有清晰的足迹,被害人个人因素明显,作案人的杀人动机明晰。我们对作案人的具像刻画,对侦查范围的圈设都是正确的,这些我们应该坚持。为什么几网下去没有收获?我爷爷过去在水库打更,从小我就听他说过:收成不好眼儿大网小。我们今天撒的这个网,是不是也存在眼儿大网小的问题?我认为是。我没有否定前期侦破方案的意思,那个方案是指挥部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那时候短平快的歼灭战是最佳选择。

“下步工作,我还是建议坚持我们对案件的仇杀定性,感情因素是杀人的主要动机。范围的划定以前是老土河周边十四个乡镇包括县城,我建议扩大为全县包括东部邻县的十七个乡镇,这样我们的网就扩大了两倍。作案人当时划定的是二十五至五十五岁的适龄男子,建议改为十八至六十岁。重点还是接触过韩金玉的人、患者、患者家属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前科劣迹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但千万不要标签化,仇杀特别是因情而起的,没有前科的往往居多。

“我对破案还是充满信心,我们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没有我刚才说的网小眼儿大的问题,也还有大量工作可做。昨晚我和陈志把前期的重点人捋了一遍,一百七十四人中完全排除的九十四人,基本排除的三十一人,工作中的二十六人,还有二十三人没有下落。这意味着我们手头还有四十九个工作对象,而我们想要的,一人足够。我讲完了。”

我有没听够的感觉,思路清晰表达缜密还有数据支撑,怎么练出来的?无非比我早毕业两年,两年以后我能到这个程度?我自己都知道绝无可能。小平是高中毕业回乡劳动两年然后考的警校,这两年的社会实践可能让他受益匪浅。

接下来是陈志发言:“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和对下步工作的建议,补充两点:一个是韩金玉的患者应该是重中之重,我们现在查的患者及其家属都来自于韩金玉的坐诊登记,二十七本登记经年累月脉络清楚。但他的账本有没有漏记的呢?进一步设想,一个被他揩油不得手或得手甚至发展为奸情的,他能不能把女方的名字如实地记在本子上?他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他不会不知道白纸黑字会成为呈堂证供。第二,我们前期的工作基本排除了侵财也就是抢劫杀人的可能性,理由是没有翻动室内物品,特别是钱箱就放在韩金玉的枕头边,里面有五百多元现金。当时我也是这个判断的支持者。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不能彻底排除抢劫杀人。如果存在外在因素干扰,迫使他放弃下一步的抢劫,或是他个人心理因素的变化中止了抢劫呢?”

陈志的发言颇具心理学功底,也可以理解为小平意见的补充和深化。跟老袁头儿这二十天,我对刑警队的哥哥们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陈志目前是队里最有文采的侦查员,为什么加一个“目前”?这是我的私心,我认为我最有可能替代他。

李春和却不同意齐小平的意见:“我们前期的工作在座的都有目共睹,我不重复了。要说命案,在我县每年都有十几起,不足为奇。这起案件特殊在手段残忍,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在群众中造成的恐慌也是空前的。我说的历史空白就是割喉。我们前一个月的工作可以说是大兵压境,老百姓议论,1948年秋天解放以后再没见过这么多带枪的。我们对适龄对象和所有能找到的患者都过了一遍筛子,有的不止一遍,我感觉小平说的网眼儿大的问题不存在。侦查范围的划定,也就是小平说的网的大小,当然是越大越好,但必须是合理的相对的,要有一定的依据做支撑。因为我们不是坐在屋里划划就完了,还要匹配大量的侦查力量。按小平的意见我刚才算了一下,扩进来的乡镇是三十七个,这还不算县城。新的摸排范围再加上陈志提出的侵财,是我们前期工作量的几倍,而我们现在的力量呢?是前期的十分之一还不到。我没有畏难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切合实际。

“下步工作,我建议一是请省厅向周边省区发协查通报,扩大串并案的范围和机会。二是继续立足本地本县,针对适龄对象和受害者的患者特别是陈志提出的隐性患者开展工作。三是做长期作战的准备,专人专案经营。”

李春和的身份在刑警队里比较特殊。他以前是市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老婆在县委工作,两个人刚刚谈婚论嫁的时候,曾经尝试把爱人调到市委,难度太大没有成功。李春和索性从市局调到县局,成就了这段最傻版的“因为爱情”。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副队长的苗子,甚至是田队长接班人的不二人选,等了两三年没动静,再等两三年,齐小平毕业了。又过了两三年,大家看他又不像副队长的苗子了,更别提接班。李春和和齐小平虽然没有唇枪舌剑地交锋,但观点总是水火不容,我这个刚入门的新人都看出来了,估计人人心知肚明。endprint

再往下的发言都很简单,甚至聊胜于无,有的只是一句话,“没有要补充的”。是什么原因让会议的气氛急转直下?是大家怕站队?还是这样的会开得太多,大家司空见惯,只有我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我看看刘跃,他的脸像要下雨的天,阴得能滴下水来。再扫一眼他的笔记本,一手漂亮的行书,记得简洁工整,标题似乎是专门写给我看的,因为它解答了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老土河杀人案专题会(第十四次)”。一个月开了十四次会,如果我当时能穿越到2017年,我会情不自禁地给他们点赞:真是蛮拼的。

下面本该副队长王印讲,但他没讲,于是就轮到石指导。石指导先把几份材料作了点评,批评其中两份做得不好:“这样下去早晚出事……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的每一份笔录都至关重要,案子破了,很多笔录要作为诉讼证据送检察院法院。”石指导抖抖手里的材料,“这样的笔录到了检察院不成笑话了?”

可能考虑到个人自尊心,石指导始终没说笔录是谁的,我分析可能是批评李成。偷眼看看李成,脸太黑了,看不出情绪的变化。接着,石指导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会场气氛又轻松了些:话说我们队的一個老同志值班,凌晨的时候接到报案电话,报案人姓名报案时间勉强记下了,案由是盗割电线,被盗地点是“电线杆子上面”。这个老同志还强词夺理,说不怪他,报案人就是这么说的……

笑过之后,田队长咳嗽了两声,大家肃静下来。这两声咳嗽不是打官腔,这两天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是他要说话前的规定动作。后来我的健康意识强了,才知道这是严重的小城地方病——咽炎。也可能大家早都知道,就我一个人在这儿自作多情。

田队长作了下步工作安排,基本上采纳了齐小平和陈志的意见,原则上还是立足本地,只拿出刘跃和杨光宇一个小组负责县城及以南乡镇。对这个被边缘化的安排,刘跃却喜不自禁,原因只有我知道。安排完分工,田队长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认为这是在警校和其他政法学校的课堂都听不到的。

“一个优秀的侦查员,不怕苦不怕死都能做到——我们局就有烈士,还有一个应该做到的大家往往忽视了,就是管控我们的情绪。现在表现在我们身上的情绪有两种:一个是热胀冷缩,案子破了或者破的希望很大,我们就热情高涨,如果久攻不下,就成了霜打的茄子。前一种情绪不说了,大家都明白,也都经常经历。后一种情绪是最可怕的,对我们的工作造成的伤害,显性的隐性的都有,我就不举例子了,在座的老同志心里都一清二楚。韩大茄子的案子具有其独特性,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还要注意一种情绪,我给它起名叫偏向情绪。偏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比家长偏向孩子。这种情绪虽然一开始表现得不明显,但随着侦破工作越来越艰苦,在我们个别同志的身上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就这个案子来说,把被害人韩大茄子换成一个很本分的村民,你们的心理有什么变化?再换成一个县城的干部呢?再换成一名警察呢?再换成我们刑警队的战友呢?我们的心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变化肯定有,只是个人程度不同。如果你们问我有没有,我肯定有。不管韩大茄子是不是混账乃至混账到什么程度,在我们眼里都是足斤足两的被害人,和村民县城干部包括民警被侵害是一样的。既然分量相等,我们心里的天平就不能歪。这种歪,现实当中是存在的。我们的侦破工作不能受到任何干扰,别说被害人的人品,哪怕他曾经是十恶不赦的惯匪,也不能成为我们打退堂鼓的理由和心理安慰。

“再说说我们刑警,正好还有刚刚加入我们这个队伍的。给刑警也就是给我们自己怎么定位?我过去和个别同志探讨过,能够获得真正心理认同的很少或者说没有,但我始终坚持我的观点。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给老百姓看家护院的,这一点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分歧在下面我的比喻。现在老百姓最常用的看家工具是什么呢?是狗。我不是把我们等同于狗,我家也养过狗,在座的一半家庭可能都养,作为狗的主人,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狗必须尽职尽责忠诚无畏,用老百姓的话就是越打越上。如果坏人破门而入,狗却夹着尾巴回窝了,这样的狗下步的命运我的意见是交给厨师。我再次申明,我们当然不是狗,我们是人民卫士,卫士自然有使命,而我们的使命有更高的定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这些你们青年人应该比我理解得更深更透。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卫士呢?又厌恶什么样的呢?我们上有政治使命,下有老百姓的期盼,这才是我这个比喻的目的所在。

“再回到这起案子上,刚才大家的意见都很好,说明大家动脑筋了。我知道当前我们的困难有多大,我对前期的工作有信心,我也知道明天就是国庆节和中秋节,但这么恶劣的案子没破,我带着大家撤出阵地,我既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如果这样做,这个乡的老百姓恐怕会骂我们连狗都不如。”

我感觉田队长其实是把一个简单的道理讲复杂了,他主要想表明的观点首先是我们在对待韩大茄子的态度上要一视同仁,不要因为品行对他有歧视,更不能让这种潜在的歧视成为知难而退的暗中推手。另一个是作为警察为谁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警察的忠诚度。后一个观点说白了也是为第一个观点服务的。他举这个例子虽然贴切,但确实有点儿让人不好接受。

田队长没读过一天书,在小城纵横捭阖三十多年,横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支撑他的是刑警这个和武工队有点儿近似的职业特质。而文化也成了他最大的短板,使他三十多年没能再往前迈出哪怕半步。他刚才讲的话里面有些心理学知识,这可能是他补课的结果——他或许已经感觉到时不我待。我心疼地看着田队长那略显浮肿的脸,好像看到了他内心的苦苦挣扎。我隐约意识到,小城刑警队进入了“后田队长时代”。

会议结束,大家站起来往外走,田队长又宣布了一个决定,任务不在老土河的组,今天也不要离开,晚上他请大家喝酒。我偷眼看了看刘跃,惨不忍睹。那个时候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知道别人的秘密不是好事,守护它成了你的责任,泄露了你要负责任,而且不管是不是你泄露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坐一个大圆桌,虽然饭菜一模一样,都是一个窗口打来的。小平问田队长晚上在哪儿吃,如果在食堂,现在就得跟师傅商量,下午去买菜。话音刚落,马上又形成了两个派别,王印认为在食堂吃既省钱又卫生,李春和和李成倾向于去韩老三饭店,理由是食堂大师傅的菜炒得“太食堂”。田队长最后拍板,去饭店。原因是得让食堂的师傅休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昨晚就踪影皆无,今天如果不是我们在,师傅也不会来上班。再一个原因更重要,食堂没有酒。endprint

提到酒,大家的话多了起来。偌大的食堂显得有些空落,但不影响这些刑警们的乐观,刚才紧张得让人窒息的气氛好像都留在会议室了。我突然注意到刘跃不见了,努力回想,他是没来吃饭还是吃半道有事走了?干啥去了?再分析,可能给他对象打长途电话去了。

吃完晚饭回到小陆家,已经10点多了。我真的不胜酒力,二两白酒让我的脸比一块红布还红。我本来是坚决不喝的——我在田队长面前的承诺言犹在耳。后来田队长看全桌就我一个滴酒不沾,可能怕我受冷落,示意我也喝点儿。面灼体热再加上刘跃心情不好,我们洗洗睡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刘跃、杨光宇向田队长和石指导告辞,准备坐九点的客车回县城,田队长却让他们下午再走,最后一班车是四点。两个人只好放下兜子,一丝无奈在刘跃的脸上一闪而过。田队长还要求负责本地的三个组都明天出发,今天大家就地休整一天。这种安排有些莫名其妙,或者说不近情理。我起码从三个人脸上读出了不解的表情,我还知道更多的人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只是嘴上不说。30日大家在县里集结,开完专题会回家休整,1号让大家舒舒服服地在家过一个团圆节,2号大家分头出发,多好。但表情归表情,服从归服从。

齐小平和陈志提议去现场看看,李春和和李成跟着去了。我也想去看看,田队长把我喊回来了,我只好在办公室干坐。田队长和石指导唠的还是案子的事,我的心思在韩大茄子家,他们说的啥我没注意听。

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下来一个小老头儿,是侯局长。田队长、石指导还有我们几个没去现场的赶紧出来迎接。大家往屋里走的时候,田队长让我去现场叫他们几个回来。我撒腿就冲出乡政府大院,出了大门我才回过神来,我往哪儿跑啊?我没去过韩大茄子家。返回去问田队长韩大茄子家在哪儿?那不仅我的脸不要了,估计田队长石指导乃至整个刑警队的脸都要被我丢光了——侯局长就坐在办公室呢。

值班室门口停着的一辆自行车没锁,我跳上车一路猛蹬,没用三分钟就到了小陆家,他驮着我,再用三分钟到了韩大茄子家。

大家闻讯都回到办公室,屋里一片气喘吁吁。我赶紧把笔记本找出来,挤在刘跃边上刚刚坐下,田队长石指导还有侯局长他们又都站起来往外走,大家也跟着出来了。又要去现场?没有,都站在院子里。

十分钟,又进来一辆吉普车,副驾驶下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瘦高瘦高极不具领导模样的人,后座也下来三个。田队长带路,大家一起进了会议室。我是随着会议的进展,在刘跃的帮助下,才知道了来者何人。下午3点,瘦高瘦高的带着两个人先走了,留下了一个。送完他们,侯局长主持继续开会,根据市局领导的意见调整部署。6点会议结束,侯局长准备回县城,田队长让刘跃和杨光宇随车一起走了。

瘦高瘦高的是市局一把手,姓苏,曾经是小城的公安局长和县委副书记。和苏局长一起来的三个人,一个是市局刑警支队长,一个是技术处长,留下的那个是刑警大队大案组组长。这样一个工作安排,几位领导在会议上的表述却不一样:苏局长说,支援你们,希望尽快听到好消息;侯局长说,苏局长的指示非常重要,市局刑警支队的指导非常必要和及时;田队长说,市局刑警支队加强了对侦破工作的领导,我们有信心破案……领导们的思维和表达都恰如其分。

我想起了外国一个叫叔本华的人说过,谁思想得清楚,谁就表达得清楚。

我心中还有一个疑问,要等刘跃回来才能解开。侯局长在讲话中说了这么一个细节,他本来打算过几天再来慰问大家,因为县里正在筹备自治县二十五年大庆,但接到苏局长的电话后马上赶过来了。我的疑问是,苏局长要来老土河侯局长事先不知道,苏局长侯局长来老土河,田队长石指导应该更不知道,可田队长怎么看都像知道似的,比如29日在老土河集结,再比如今天早上留住刘跃和杨光宇,又留住其他几个准备出发的组。而专案组全体人员对于今天这个会议来说都不可或缺,特别是技术处那个领导的发言,把犯罪嫌疑人的年龄降低了五至八岁,还果断坚决地排除了侵财的可能,这样就使专案组的意见有了统一的依据。苏局长的讲话主要是给大家鼓劲,让我触动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没有哪个作案人情愿被抓住,特别是杀人凶手。把他们找出来送进监狱送上刑场,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细致平凡的工作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刘跃他们再回到老土河的时候已经是年底。在老土河纹丝不动的只有我和张明有,其余的都被突发大案抽走过,有消失三五天的有走了七八天的,但去也匆匆回也匆匆。老土河始终是刑警队的主战场,田队长也一直坐镇老土河。

新年大家是在老土河过的,这次没有领导们来慰问。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线索也像被冻死了一样越来越枯竭,我感觉有一丝丝悲观情绪显露出来,碍于田队长这颗定盘星太重,才仅限于个别人,而且是一丝丝。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埋在心里的疑惑,劉跃说田队长肯定预判侯局长要来,苏局长来那是歪打正着。这么厉害吗?能预测领导的行踪?刘跃说刑警干时间长了都是心理学家,局里其他部门说我们人人都是半仙儿。

田队长的经验和智慧毋庸置疑,但所有刑警都是“心理学家和半仙儿”,我不信。我们警校也开设了心理学,那位老师讲的课我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难道我不是刑警?田队长刚刚开始学心理学,就成了心理学家?可能田队长知道老土河的案子非同小可,重大节点领导有可能来督战,仅此而已。

我有些想家了。10月下旬,王印和张明有去佛寺乡,路过水泉乡酸枣沟,我请他们顺便到我家给我捎来了棉袄棉裤。抱着它们,我心里一阵难过。下一个节日就是春节了,如果案子不破,我们难道在这儿过年?刘跃和对象见面,急得抓耳挠腮都没敢请假,我就更不敢了。

王印的老婆领着孩子来了。他老婆的姨是老土河乡瓦盆窑村的,儿子十二岁,五年级在读,这孩子模样标致得一塌糊涂。怎么今天不去上学呢?一问才知道,学生都放寒假了。我上学的时候,寒假是最幸福的时光,寒假来了,年还远吗?endprint

小孩儿叫王珏。王印给我解释,珏是王加一个玉字。不用他解释我也知道这个字,倒不是我卖弄,我在警校一个队的就有一个叫这名字的。王印是部队转业到公安局的,从他平时的谈吐和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字体,我感觉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虽然他热衷于解释。

王珏非常招人喜爱,王印的爱人说儿子特喜欢写作文,暑期期末作文得了满分,但这个学期没发挥好,不及格。这不能怪孩子,要怪只能怪他爸。王印的老婆让儿子把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难怪要怪王印了,这才叫躺枪——

“我的爸爸叫王印,是一名警察。当同学们的爸爸扎堆儿在门口接他们的时候,我从来没指望那群爸爸里有我的爸爸。我爸爸不是一般的警察,他是刑警,是专门抓坏人的侦查员。虽然每天都是妈妈或者姥姥接我,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委屈,反而感到自豪,同学有问的,我会骄傲地告诉他我爸爸何许人也,有时候我会直接说我爸爸是个英雄……”读到这儿,我感觉挺好,怎么会不及格?再往下看,“小亮我们两个本来亲密无间,五一以后小亮突然不和我说话了。后来听说他爸爸被公安局抓走了,而且抓他爸爸的是我爸爸。我认为不会这么巧,我想跟他解释,但是他一直躲着我。我想问问我爸爸,我不敢。另外我每见到爸爸一次都很宝贵,来不及问这个事。再者说我也不知道小亮的爸爸叫啥名。接学生的人群里仍然没有我爸爸,也突然没有了小亮的爸爸。我原谅了小亮对我的误解,我写了一张纸条放在他的书包里,内容是:对不起。小亮仍然不理我,我只能做到这些。我感觉我爸爸没有做错什么,爸爸即使一辈子不来接我,我还是认为他是我们学校最称职的爸爸,不仅如此,他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王珏告诉我,不及格的原因是跑题了,老师是这么说的。但我被这篇作文打动了,即使得了零分。我为王印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也为自己是刑警而欣慰。看看身上崭新的棉衣棉裤,想起在家的父母,他们的儿子虽然不是英雄,但他们的儿子是刑警,我会让爸妈因为有我这个刑警儿子而骄傲。想到这儿,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下来,赶紧举起卷子挡在眼前。

王印把卷子一把抓过去:“我看看这题跑得多远,把你张叔都乐出眼泪了。”

我跟王印和嫂子说,如果我是老师,这篇作文我一定给满分。

1983年2月10日,腊月二十八,我们撤回局里。晚上王印到宿舍来通知我,明天专案组放假,可以回家过年。小伊还没回来,我来到隔壁刘跃的宿舍,他说明天早上吃完饭我俩去客运站买票。我问刘跃:“王印到刑警队多少年了?”

“十五六年了吧。咋的了?”

“没咋的,我看他开会不咋发言。”

“那不是他的强项。”

“什么是他的强项?”

“抓人。”

“这也算强项?”

“太算了,刑警业务是破案、抓人、讯问各占三分之一。王印是部队转业,抓捕一个顶三个。”

“李成呢,也是抓人?”

“嗯,他不仅能抓,还能追。李成的百米速度是全市纪录。”

我想想自己的体格,也只能往文字方面发展了。回宿舍躺在炕上,我觉得特舒服。三个月没在这热乎炕上睡觉了,我对它有了家的依恋,可能是刚刚上班就开始漂泊让我对家有了一种饥饿感。小伊还不见踪影,但愿他今晚不回来,我可以免受他打呼噜的折磨。

闭上眼睛,我却没有一点儿睡意。我设想着回家的场景,爸爸妈妈自然是欢天喜地,那些小伙伴呢?特别是村里那些和我一起上过小学的,他们要看我的枪怎么办?还有女生,女生不会主动要求看枪,但如果我的腰间瘪瘪的,她们会不会和男生一样瞧不起我?

一股冷风进屋,冷风中裹挟着酸臭的酒气。我知道是小伊回来了,只有他才能在酒后发酵出这种气味。我赶紧把被子拉起来盖住脸,可是,被子在我脸上只停留了一秒钟就被掀掉了,掀到什么程度呢?裤衩以下。我一骨碌坐起来准备反击,小伊接下来的话把我镇住了:“我们的金柜案子破了。”

“田队长齐小平他们还在审,抓捕的时候那叫惊心动魄啊,呵呵,有空给你细讲……”趁着我发呆,小伊说起来没完,像给一个受伤的猎物补枪。

小伊上了金柜专案我是到老土河以后才知道的,但没想到他的运气这么好。“你不在组里参加讯问,回来干啥?”

“田队长让我走的,说我们家在农村的提前一天放假。”

我一阵急火攻心,领导让你走你就走?领导让你吃菜你就连盘子一起端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走,多好的学习锻炼机会被这个家伙断送了。

小伊摘下手枪,没有立即塞进枕头下,这是故意让我看呢。他的枪换了,是一把七成新的“五四”。小伊说金柜大案抓捕前侯局长到场了,要求每个参战刑警的枪不能出故障,治安科紧急给调整的。小伊一脸得意:“我是想吃冰老天就下雹子,嘻嘻。”

“明天别下雹子就行。”我气呼呼回他一句。气归气,这小子也真是够幸运的。话说回来,现在我心中即使有一丝丝的妒羡,也很快被强烈的回家欲望掩盖了,我实在太想家了,小伊又何尝不是呢?

第三章

東北过年最重要的一顿饭是除夕下午2点,一大早,爸爸就把我们家的一件传家宝找出来擦拭。这是一个铜火锅,哪个年代的无法考证,我小的时候多少年都见不到它,不是锅找不到,是因为没有东西下锅。火锅汤头一天就熬好了,鸡汤猪肉汤二合一,火锅里面码放着酸菜冻豆腐五花肉鸡肉海带。爸爸把火锅放在院子里的大青石上,装满木炭点着。木炭是用一棵前几年砍了的杏树的树干烧制的,村里的成年男人都会这手艺。

青烟袅袅,院子里顿时弥漫着传统美味独特的味道。大青石足足有一米宽三米长,一端是这个香气四溢的火锅,另一端摆着两挂鞭炮和十几个二踢脚。火锅金黄鞭炮大红,大青石上的这两个标配足以让我和弟弟乃至能探头看到的邻居和从门口路过的孩童神魂颠倒。

火锅终于上桌了,妈妈和三姐还有最小的妹妹在灶堂炒菜,等爸爸妈妈都坐上桌,我们兄弟姐妹才能陆续上桌。大姐和二姐都出阁了,出阁的女儿除夕是不允许回娘家的,所以桌子上没有小时候那么打挤。按往年的惯例,动筷子之前我和弟弟要给爸爸妈妈磕头,姐姐妹妹们则豁免。endprint

今年磕不磕头呢?我有些犹豫。磕吧,这是封建陋习,“文革”的时候就基本杜绝了,只是我们家还偷偷保留着。我上警校的两年都磕了的,但我现在的身份是刑警队的侦查员。不磕吧,爸爸妈妈会不会伤心?认为我翅膀硬了,目无爹娘了。眼瞅着最小的妹妹举着筷子跃跃欲试,弟弟也看着我,他的意思很明确,你不磕我就不磕,最好都不磕。

爸爸把自己的酒杯倒满,又变戏法一样摸出一个酒杯,放在我的面前。“工作了,就是成人了,头就免了。”

我真的非常感动,赶紧拿起酒瓶子把杯子倒满。在田队长面前所做的承诺我没忘记,但今天日子特殊,陪爸爸喝一杯算是尽孝,今后的日子滴酒不沾而且工作一丝不苟,算是尽忠。

爸爸今天的兴致很高,喝完一杯又倒了半杯,给我们讲爷爷奶奶,讲怎么娶的我妈妈。妈妈一次一次地给火锅加菜添汤,我有些支撑不住了,这时候爸爸讲到了我,我赶紧打起精神。爸爸说:“自从你考上警校,全村从领导到百姓都对我们高看一眼。你现在进了公安局,当上侦查员,是我们老张家的祖坟冒青烟了。”

我联想到刚才火锅在大青石上的样子,我这股青烟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才,我嘱咐你一句话,你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千万别欺负人,更不能欺负我们庄稼人。”

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大年初一,邻居街坊亲戚陆陆续续来我们家拜年,我和弟弟也到别人家去拜。这个程序每年都要走。其实就是见面拱手问一声过年好,有的时候这家的主人恰好出门,拱手问好后他走他的,你尽管往屋里进,主人也不会跟回来。他有一大堆人家需要拜,屋里自然有主妇和孩子接待。

我和弟弟走了大半个村,回到家已经过中午了。今年要比往年时间长一点儿,因为乡亲们都要问我一个雷同的事儿,抓坏人的时候害怕不?有没有反抗的?我只好如实回答,我还没有抓过坏人,估计今年肯定能抓到。

昨晚守岁到凌晨3点,我准备拜完年吃完中午饭就睡觉,下午先去我最铁的同学三牤牛家,让他找几个同学打扑克。他的东院就是我们一个班的女同学王静家,只要我们几个男生在一起,王静就会凑过来看热闹。三牤牛跟我说看热闹是假,她主要是看你。

我没能去成三牤牛家,也没能见到王静。刚吃完饭,村委会的值守王瘸子——论着我得管他叫二爷——跑来告诉我,县公安局来电话,让我马上回去。我想去村里接电话,瘸子二爷说电话挂了。爸爸用毛驴车把我送到乡政府,路上把驴屁股都打肿了,也没能赶上最后一班客车。我在公路上等了两个小时,拦下一辆走亲戚的货车,坐在厢斗里,到县局已经是晚上8点了。

我的宿舍黑着,说明小伊没回来。刘跃的宿舍亮着灯,门虚掩着。我先回自己的宿舍生炉子,等屋里有热乎气了,再到隔壁刘跃宿舍,没人。刑警队不用去,进院的时候我已经留意了,没有一间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什么任务这么急?

眼瞅着10点多了,小伊踪影皆无,隔壁去了一趟又一趟,刘跃首尾不见。想进被窝睡觉,偏偏又周身热血沸腾。我把日记找出来写了两篇,趴被窝里又回顾了几篇,扔下,关灯。脑子里演电影一样又是过年的回放,我和弟弟放鞭炮,每年都是我放得多,今年我把两挂鞭接好,用木杆挑起来,让弟弟来点炮捻儿,把二踢脚的纸捻扒出来,一个一个排好,再一个一个地递给他,弟弟兴奋得两颊绯红。爸爸送我,他也跟着我一起到车站,我换上警服在公路上拦车,弟弟不相信有车能给我停。车停的时候,弟弟又兴奋得两颊绯红。车开出老远了,他还在朝我挥手。

我考学那年正好赶上生产队解散,土地一夜之间又回到农民手里。年轻时就身体孱弱的爸爸决定让弟弟退学和他一起务农,同时也继承我们家的祖业。我感觉爸爸手里目前还没有比那个火锅更值钱的祖业。我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我一定要照顾好这个老实巴交的弟弟……这是第二天早上我能想起来的最后的画面。

走到食堂门口,才想起今天是大年初二,董老太太肯定不会来做饭。估计街上的早点摊也不会出摊,远远看到李哥已经到了刑警队门前,我赶紧过去给李哥拜年。才两天没见,我感觉李哥好像胖了许多。李哥说哪儿是胖了,是肿了,打除夕晚上开始牙疼,到现在都没好。

我拿起李哥办公室的水壶去开水房打了水。李哥说现在刑警队就我们两个人了。啊?这么快就一个轮回,我马上想起去年9月我刚来的那几天。李哥说除夕那天沈阳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姓王的兄弟俩持枪杀害多人后逃跑,现在全省的首要任务就是设卡缉捕“二王”。我们县设四个卡点,第一批上岗的堵卡民警昨天中午就出发了。我问:“刘跃和小伊都上岗了?”

“刘跃是,小伊没有。那个金柜案子又供出一个团伙成员,家是河南的,小伊他们除夕那天去河南抓人了。”

电话响了,声音很大,我感觉像海龙局长。李哥撂下电话对我说:“9点去大会议室开会。肯定是安排第二班堵卡,你带大衣了吗?晚上冷啊。”

我如果不是有坐货车的心理准备,真就忘带大衣了,但要是没有李哥的提醒,一会儿出发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大衣落在宿舍。

“李哥你真是我的亲哥。”我这句话发自肺腑。突然想起李哥说过的关于枪的话题,他当时是这么说的,“要是你运气好,明天早上兴许就能有”,现在不就是绝佳的机会吗?“李哥,我还没有发枪,怎么堵卡啊?”

李哥点头:“这是个问题,田队长和石指导都不在家,这样,我跟海局长说说,请他跟管治安的姜局长沟通一下。”说着,李哥就给海龙局长打电话。从他拨号开始,我的心就像发了疯的兔子一样,直到李哥把话筒放下,兔子才老实下来。“电话没人接。”李哥说,“你到点就去开会,我到会场找他。”

参加会议的民警都是兄弟科室的,刑警队就我一个。海局长首先讲了案子的大概情况,然后宣布分组,全县一共分四个点堵卡,南堵卡点最重要,那是沈阳进入小城的必经之路,东西北各一个,都是出小城的主要道路。我最希望分到南卡点,更希望“二王”真的过来——那个年代别说是警察,其他行业的年轻人也个个都有英雄情结,当年在课本上读到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羡慕到啥程度呢?恨不得把这些人物都换成自己。当然我也想了,如果分不到南卡,最好去北卡點,那个卡离酸枣沟近,我可以在换班的时候回家。endprint

海局长讲完了,姜局长又讲注意安全的问题。我刚才溜号了,没听到我分到哪个卡点。这个倒不重要,我一会儿可以去看分组表,重要的是李哥还不见踪影。一阵桌椅的哗啦声,散会了,我眼睁睁看着海局长姜局长收拾东西出去了。屋里的人走没了,只剩我一个呆在座位上。

希望总在绝望后。我垂头丧气地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看到李哥海局长姜局长三个人在院子里。李哥喊我过去,说姜局长批了,一会儿去治安科领枪。

治安科在刑警队的后面,和刑警队一样,进堂屋然后左转往里走,一个蓝牌写着“内勤”。进屋后李哥指着一个清瘦的男子说这是刘健,你叫刘哥。刘哥办公室的窗户开着一扇,我从窗户看出去,窗外就是刚才我们四个说话的地方。姜局长肯定是隔着窗户下达的指示。

刘哥的办公室是带套间的,他从抽屉里拿出钥匙,打开那扇铁门,里面一片漆黑。套间里面又传出开锁的声音,我紧张起来,我的要求并不高,别把小伊那把三号驳壳枪给我就行。一会儿,刘哥出来了,我看到的是他的后背,握在手里的是啥看不见,他在锁门。等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差点儿跳起来,那是一把崭新的“五四”!

跟着李哥回到刑警队,李哥说你这是典型的好饭不怕晚,破枪昨天都被临时抽调的民警借走了,今天姜局长给你批的是战备枪,全局一共五支。战备枪,顾名思义,可能这是战争打起来才动用的枪。

我们的堵卡点是北口,出发时间是下午3点,上岗时间是5点,组长是政保股的王股长,另外三个民警也都是政保股的。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县供销社的保卫科吴科长,车也是县供销社的。为了完成堵卡任务,小城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指挥部,全县各单位的机动车几乎都被征用。

看看窗外,现在路过的地方正是我昨天拦车的酸枣沟汽车站,但我只是往水泉村的方向看了一眼,车就从我们乡飞驰而过。我心里猜想着,爸爸妈妈现在干什么呢?弟弟干什么呢?他们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我过家门而不入,更不会想到我上了堵卡点,等着迎战两个持枪杀人犯。当然,也不会想到我腰里已经别着一把嘎嘎新的手枪。

到太平乡的时候将近5点,交班的是办公室的同志,他们上了送我们的车掉头回去。太平乡是小城的最北端,堵卡点的选址很战术,从南面来的车必须减速通过一个几乎90度的大转弯,等车辆转过来就到了堵卡点。公路两侧有粗壮的白杨树遮挡司机和乘客的视线,对堵卡点上的民警是个天然的掩护,而公路的弯度让所有的车辆都丧失了闯卡的优势。

路北侧立起一块黑板,前后用沙袋夹着,上写“停车检查”。南侧之所以没有黑板,是因为从北面来的车不检查。公路的北面是绵延不绝的丘陵,为我们挡住了从内蒙古刮来的寒风。路南一百五十米处有两户人家,东侧是村治保主任的舅舅家,光棍一个,太平乡的公安助理就把我们的据点安排在他那儿。我们村也有这样的光棍汉,他们做家务不输家庭妇女,比如给我送信儿的王瘸子,把村委会打理得窗明几净,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锃明瓦亮。我看到东侧房上的烟囱冒着蓝色的炊烟,估计是在给我们做晚饭。

王股长做了简单的分工,我和政保股的民警苏杰一个组,另外搭配一个乡政府干部和三个民兵。政保股副股长老何和民警小贺一个组,也是同样的搭配。两个组从6点开始,六个小时换一次岗,太平乡的公安助理老高负责后勤保障。王股长提了具体要求:重点是大客车和小客车,货车如果只是一个司机驾车可以放行,搭载一个以上乘客就必须检查。

我们这个组是第一班,负责人理所当然是比我大几岁的苏杰。王股长让我们先去治保主任舅舅家吃饭,他和第二班先顶着。苏杰朝我和另外四个做了一个滑稽的摆头动作,我们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这位舅舅的风格和我们村的王瘸子恰恰相反,这一点我刚刚进院就注意到了,但我没想到情况会那么严重。进屋的時候,老高和舅舅在灶间忙活,屋里有一个大圆餐桌,估计这个餐桌是村里临时弄来的。桌上摆着中午剩下的残羹剩饭,一只母鸡在炕上走来走去,一只公鸡在屋里的窗台上隔着窗户向外张望,它在监视院里的母鸡。我猜测桌上的东西不仅仅是林会计他们吃剩的,同时也是这两只鸡吃剩的。而我的猜测马上得到了证实,我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坨鸡屎。如果我是城里长大的,绝对会把它当成芝麻酱。

还在惊诧中,舅舅端着一个铝盆走过来,把碗筷收进盆里,然后从肩膀上拽下一条抹布,把桌子上的零碎儿三五下抹进盆里,其中当然包括那坨东西。一会儿,舅舅用那个铝盆又端上一批碗筷往桌子上摆,每摆一副都先用抹布擦一遍,我仔细看看,还是那条抹布。

6点10分,我们进入卡点,这个时间整个东北都被夜色吞没。初二的夜和除夕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零星的鞭炮声,我感觉和平时也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可能是除夕的唯一性和人们的心情。我把枪从枪套里抽出,放在大衣兜里,右手一直握着枪柄。他们几个紧裹着大衣,苏杰夸张地跺脚取暖,有那么冷吗?我周身怎么一阵一阵发热?

肚子咕咕叫了,这在我的预料中,因为晚上我基本没吃东西。看看手表,8点一刻。三个民兵点起篝火,我们六个的脸都变成了橙红色。我突然想到,这样会不会暴露了堵卡点的位置,如果“二王”真的来了,火光里的我们岂不都成了他俩射击的靶子?我看看苏杰,他烤完正面烤背面,尽情享受的样子让我欲言又止。我也凑过来把手伸向火堆,但始终保持面向南面。体内的亢奋正一点一点退去,我现在和大家一样,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寒冷,我自己还有一个敌人——饿。

将近午夜,我的肚子由咕咕叫变成隐隐作痛,篝火也奄奄一息。我把枪装进枪套,也跟着几个民兵原地踏步,不仅能取暖,踏一会儿居然还有缓解肚子疼的作用。看我总捂着肚子,苏杰问我怎么了。我说胃有点儿不舒服。他说难怪你晚上没吃饭。我说是因为没吃饭才疼的。

“你咋不吃饭呢?”

“屋里有两只鸡。”

“鸡上来抢你筷子了?”

我无话可说。如果我说鸡屎如何如何,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埋怨我当时咋不告诉他,或者会说出比鸡屎还臭的话来,而且他心里还会认为我刚刚参加工作就有骄娇二气。endprint

第二班来换岗了,我和苏杰回据点睡觉,另外四个当地人骑上自行车一眨眼消失在夜幕里。苏杰对何副股长说:“我们查了一辆拖拉机,估计你们连一辆拖拉机也遇不到。”

快到舅舅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红色的光点在空中移动,走近了,是王股长叼着烟,他来参加第二班。

钻进被窝,余温还在,这个不知是谁睡过的被窝,现在属于我了。“你们王股长真行啊,后半夜多难熬,当领导这么率先垂范的不多。”

其实我只是例行恭维一下,可苏杰说:“五十多岁了,平时没事这个点也睡不着了。”

我又一次无话可说。

早饭是馒头和小米粥,咸菜是我们当地特有的芥菜丝。那只火红的大公鸡又不请自来,在桌子下面游弋,后面还跟着它的三妻四妾。苏杰抄起一个馒头开吃,我拿起筷子放在茶缸子里,倒上暖壶里的开水,仔细清洗了才开始吃饭。吃完,我把这双筷子藏在了我的兜子里。

上午是我们第一班值守。9点多,一辆长途客车缓缓停下,苏杰在车下掩护,我一只手拿着通缉令,一只手提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带着一个民兵上车检查。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和《铁道卫士》里的保卫科长高健合体了。我认真地查对每个适龄男子,只是不知道我的眼神是不是和高健一样敏锐。

上午有六辆客车通过,下午虽然是第二班上岗,我小睡一会儿也过来参加。这时候,出小城的车辆明显减少,由北面回来的车辆相应增多。找个机会,我和王股长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感觉他没有厌烦的表情,我决定推进一步:“王股长去过酸枣沟吗?”

“去过,但水泉村我没去过。”王股长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指望他主动放我回去的可能性没有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进行:“我一会儿在酸枣沟下车回家看看,明天下午在路边等你们,行吗?”

“行。”

王股长的爽快把我整懵了,我连谢谢都快不会说了。

5点整,办公室的同志们到了,带队的是办公室副主任,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眼镜片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眼睛就像贴在镜片上一样,谁和他对视五秒就有晕的感觉。但不要以眼镜取人,他是部队干部转业,而且是正营级。林会计前面介绍过了,就是那个脑袋能律动的宾努亲王。我注意到他背着一个军用挎包,包盖上绣着“为人民服务”,挎包在林会计瘦削的肩上坠感十足。我猜到了里面的东西,贴近用手摸一下,仿佛摸到了一个平面,我断定这是一把驳壳枪,说不定就是小伊交回的那把,大年初二曾与我擦肩而过。

看到办公室副主任和林会计的组合,我有点儿担心,这个组的力量是不是弱了点儿?是因为卡点在北面的原因吗?随后从车上下来两个武警战士,斜背着“五六”式冲锋枪,安心的同时我不由自嘲,自己是挑夫的命操着宰相的心。

我们上车走了,在酸枣沟汽车站,我下车和大家挥手道别,王股长把头探出车窗嘱咐我,明天下午4点在这儿会合。

虽然才6点多,但是天已经完全黑了。还没进院子,我就看到屋里灯火通明。蹑手蹑脚走到窗前,全家人正围着桌子吃饭,饭桌上多了我姥爷和老舅。小时候姥爷特喜欢我,长大了,我的长相也酷似他年轻的时候,我妈是这么说的。平时寡言少语的弟弟有德眉飞色舞,我想听听他在说啥,大黄突然冲上来朝我狂吠。我穿着大衣戴着棉警帽,它不认识我了。

我的出现让屋里的所有人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是大喜过望。我脱了大衣又脱了棉袄,先给姥爷老舅拜年,弟弟凑过来摸摸我腰间露在毛衣外面的枣红色枪套,我小声说待会儿给你看。妹妹已经把碗筷给我添上,我坐下就开始风卷残云。妈妈说慢点儿慢点儿啊,别把风吃肚子里去,这句话估计凡是中国的妈妈都会。我姐说你离开家这两天没吃着饭?我用拿筷子的手摆一摆,继续吃——在饭桌上不能讲,吃完我再给他们讲大公鸡的故事。当然,还有这次堵卡的故事,还有我的新枪,这个我准备压轴。

我的狼吞虎咽不光是这两天没吃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想要快些吃完了给大家发表演讲,我姥爷老舅的到来更激发了我的表现欲。结果呢?很沮丧。

大公鸡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拦住不让讲了,说再讲会把刚吃的馅饼吐出来,我们家一年就借姥爷老舅的光吃这一次馅饼。堵卡的事讲完我就后悔了,爸爸妈妈听了接连发出几声叹息,凶犯的残忍自然让他们想到了儿子的安全。为了舒缓大家的情绪然后上炕睡觉,我拿出了我的手枪,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它,这两天我自己都是忍不住的时候才去厕所看一眼。

我感觉只有弟弟有德兴趣盎然,姐姐妹妹都不屑一顾。为了尊重长者,我把卸下了弹夹的手枪先拿给姥爷看。姥爷用手摸一下,说这是真的吗?我说警察还能拿假枪啊姥爷,是真的。姥爷说千万别让外人看见啊,你出去溜达一定要放家里。我纳闷儿了,为啥?枪是不能离身的。姥爷说:“我一个远房叔叔就是警察,那是满洲国的时候。他过年过节都回村里来,我们一帮小孩儿在他后面追着,就是为了看他的盒子炮。后来事变了,成了历史反革命。你这背着枪炮的眼下瞅著威风八面,没事变呢,事变了你哭都找不着调,还得连累全家……”

我把弹夹上好,把枪压在枕头底下,上炕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吃了一个豆包,就去了隔壁三牤牛家。进屋的时候他们家刚放桌子吃早饭,三牤牛看到我吓了一跳,满脸狐疑地打量我:“你昨晚是在王静家住的吧?”

我的脸腾地红了,如果不是因为在他家而且他们家人多,我会冲上去一个过背摔。他们家早饭也是豆包,这是东北人冬天的主食。他们家吃饭不仅晚而且慢,一个早饭足足吃了四十分钟,我估计三牤牛至少吃了七个豆包。好容易吃完了,三牤牛提议去我们同学老坦儿家打扑克。我知道他的用心,老坦儿有个妹妹,长得和母牛一样,见到三牤牛两眼就发直。当然,我想在三牤牛家玩,目的也同样不可告人。不过,我的境界自然要比他高一些,结果是我俩去了老坦儿家。

老坦儿是东北人对南方人的统称,我们这个老坦儿是纯种当地人,因为小时候说话舌头大,得了这么个外号。我和老坦儿一伙,三牤牛和老坦儿的妹妹一伙,玩了两局我和老坦儿完败。我不想继续玩了,我感觉两个牛不正常,有出老千的嫌疑。他俩能在扑克上做手脚,背地里说不定早就动了手脚了。另一个没意思的原因是,没有王静在边上看热闹。这时候,弟弟寻到老坦儿家喊我回去吃饭,我下炕跟着弟弟走了。endprint

4点,我准时到酸枣沟汽车站等王股长他们,妈妈的话一直在我心里堵着:“你总上三牤牛家干啥去?他们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你自己想想,你爬出这个山沟容易吗?不指望你娶个金枝玉叶,咱们家也没有那个福分。可你搞个农村老婆生个农村孩子,娘儿俩三无户,拖累你一辈子啊……”

我的眼前浮现出于法医。妈妈说的老婆孩子三无户,真的非常可怕,像于法医那样幸运的在全国也算是凤毛麟角了。当然我也知道,妈妈之所以如临大敌,除了三无户的原因,也和她与王静妈妈交恶有关。可是她不说,我也不能提。我和王静只是同学,没错,她比其他女生文静而且身材高挑皮肤白净,但我们之间也仅仅是好感而已。

堵卡一直到元宵节结束,我再也没去三牤牛家,孝顺孝顺,核心是顺。

正月十六,我们组重新在老土河集结。年后初次见面,免不了互道过年好,田队长没来,王印给大家开了收心会,没说两句就跑题到堵卡上去了,于是大家开始议论“二王”案件。下午各组开始干活,晚上又是碰头会,梳理手里的线索,一直熬到12点才结束。

我和刘跃仍然在小陆家住,躺在炕上,刘跃说你知道齐小平为啥没来吗?我侧过脸看着他,他今天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可能是对象处得很顺利。刘跃说:“齐小平提副队长了。”

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还是感觉有点儿突然。我马上意识到,小平的提拔对我们警校毕业生是一个利好消息。刘跃也是这么想的,他还说,如果提了李春和,我们的处境会很难。接着,刘跃把话题转到他处的这个对象上,我只记住姓杨,好像在银行上班。他如果不提齐小平的事,我会很认真地听他讲,但现在我的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我自己也不明白,提拔的不是我,而且我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我激动什么?

杨光宇请假了,早上,我和刘跃按照分工去查一个临时线索。在食堂吃了早饭,刘跃找李春和拿了摩托车钥匙,我坐在挎斗里,我们两个快乐出发。从老土河到大五家子再到酸枣沟又到窝凤沟,从上车我就央求刘跃让我开一会儿,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往回返的时候实在开不动了才让我开,他坐在挎斗里当起了教官,一会儿给油一会儿换挡的,把本来不咋熟练的我弄得手忙脚乱。快到酸枣沟的时候,他本应该主动提一下“回家看看不”?但是他装聋作哑,索性我也不吱声,反正刚从家回来,回去瞅那么一眼还算假公济私。

驶出酸枣沟,天就完全黑了,刘跃收回了驾驶权,他就是不主动收回我也该交回了,因为这辆摩托车没有车灯——准确说是有车灯但不亮。茫茫黑夜里刘跃仍然驾轻就熟,看来他的车技比我高出不知几筹。但随着夜色越来越浓,可见度已经接近零,我建议不走了,找个旅店住下。刘跃说不行,领导会担心一宿,我们开慢点儿,好歹得赶回去。

我俩都怕会车,可是今天对面偏偏总来车,想想堵卡那几天,过来一台车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大概是正月十五过了,人们都出来干活了,所以车多了。最吓人的是对方也没有车灯,远远看到一只手电在路面晃来晃去,近了才知道是一辆大货车,副驾驶一侧的脚踏板上站着个人,拿着手电。我受到了启发,也从兜子里找出手电举过头顶,为我们的摩托车照明。很快,新的考试又来了,对面的车只有一个灯,车速虽然不快,但我俩搞不清楚这只亮着的车灯是右侧的还是左侧的,虽然是简单的二选一,却是性命攸关……

谢天谢地,晚上10点,我俩安全驶离公路,拐进便道。我看看表,估计再有半个小时就能到老土河。最后一道障碍是饶阳河,早上我俩从冰面开过去的,今天的气温有点儿高,我担心下午冰面化了。刘跃在河边犹豫了一下,摩托车驶上了冰面,车轮下立即咔咔作响,这是新结的冰被轧破的声音。刘跃赶紧停下,我到前面用手电探路,脚下的薄冰咯吱咯吱的。我预感凶多吉少,果然,河道中间裂开了一条一米多宽的冰沟,沟里水流湍急。我坐回挎斗,两腿有些发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俩今天可能困在这个冰冷漆黑的河套里了。刘跃下车拿着手电去沟边看看,同样垂头丧气地回到车上,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彻骨的寒冷。

我提议沿着河边的薄冰往上游走,找到没有开沟的河面过去。为什么要在冰上走呢?因为沙滩上摩托车根本开不动。为什么要在河边的薄冰上走呢?因为河中间有漏下去的危险。刘跃问为什么是往上游走而不是下游,我回答不出所以然,也有可能下游是对的,但不管上游还是下游,我们总得选择一个,反正怎么选也不会选择往回走——南辕北辙的典故我们都知道,另外公路上的险象环生还历历在目。我等着刘跃做最后的决定,再不走,我俩连摩托车都会冻在冰面上。

刘跃尊重我的意见,决定往上游走。摩托车在白色的冰面上逶迤前行,别的地方没有风,偏偏河套里有,刺骨的北风卷着残雪在整个河套里肆虐……

凌晨两点,我俩终于到了小陆家。躺在炕上睡意全无,脚后跟手指尖先疼后痒,哪样都钻心。

我俩是被小陆叫醒的,爬起来到李久祥的办公室已经快10点了。专案组阵容整齐,仍然是去年9月份成立時候的原班人马,只是齐小平由侦查员变成了副队长。田队长的脸色阴沉,肯定是因为我和刘跃。怎么办?刘跃应该解释一下,但刘跃坐在杨光宇的身边,不敢正眼看田队长,我也只好找个位置坐下。

田队长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宣布齐小平的任命,二是田队长在金柜案上还要耽搁一段时间,老土河专案由齐小平临时牵头。齐小平做了简单的表态,然后话题自然转到韩大茄子的案子上。看看快到吃饭点了,田队长说抽空给大家简要通报一下金柜案。

小城历史上共发生撬盗金柜案四起,除一起是发生在1954年的孤案,其余三起均已告破,还顺带协助河南河北两省破获金柜案三起,省公安厅、市公安局都派员指导和参与了案件的侦破。团伙成员四人,我县三人,河南周口一人。

我县东关村一个叫王敏萍的女人嫁到河南周口,她的小叔子来小城玩,和王的三个哥哥相熟并很快结成犯罪团伙。团伙的年龄跨度在二十至四十岁,特点是身体强壮。他们作案之前都要进行反复踩点,对目标的选择也非常慎重:财会室最好是平房,如果是楼房,超过二楼的不做;金柜太大的不做;金柜使用率不高或者疑似弃用的不做;单位收益一般的不做;两个以上更夫或者更夫责任心强的不做。作案手段其实也简单,他们事先把破拆工具放到一个僻静场所,把金柜抬到那里再慢慢对付。endprint

案件的破获得益于坚实的群众基础,虽然王氏三兄弟平时慎之又慎,但春节前三兄弟每人买了一台红梅牌电视机,这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奢侈品。一般人家买了电视,大多要找个由头向邻居或亲戚朋友炫耀,但三兄弟安装调试都是偷偷进行的,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老婆孩子关门闭户挂窗帘。也是应了那句老话,孙悟空纵有七十二般变化,却变不掉尾巴。三兄弟家院子里都立起了天线杆子,想去他家蹭电视看遭拒绝的一个邻居起了疑心,向治保主任反映。治保主任和田队长是老朋友,信息一分钟没耽搁就到了田队长手里。田队长组织警力侦查,原来分析可能是系列供销社被盗案的惯偷,秘密搜查时在老三家发现了一块带锁的铁皮,技术员马上认出这是金柜的门,搜查立即变为抓捕。

为了搜查顺利进行,王氏三兄弟都被调到村委会开会,三个人在会场成了瓮中之鳖。老三后来承认,每次用大锤硬砸,既费力声音又大,容易暴露,所以把一个金柜门偷偷带回家来研究,准备学开锁……

田队长讲述的时候,我偷偷观察两个人——齐小平和李春和。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异样,齐小平照样给大家添水,李春和也是谈笑自如,好像比年前心情还好。

我感觉金柜案似乎结束了,怎么田队长还让齐小平牵头韩大茄子的案子?田队长干啥去了?吃完饭往小陆家走的时候我问刘跃,刘跃说你尽操那些用不着的心。我的脸一热,这真是个不大不小的毛病。我努力控制自己不打听甚至不去想这个事,但我没能做到。后来杨光宇告诉我,省厅成立了全省金柜案件侦破专案组,田队长被抽调了,给他拎包的是小伊。

我这个毛病一直到退休也没改得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齐小平领着我们几个真的把县城以北挖地三尺,其间还做了一次现场实验,我也如愿以偿得以进入现场,并且是原封不动的现场,除了韩大茄子的尸体不在。

石指导在刑警队坐镇,领着老袁头儿等老弱病残顶住了日常发案,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两个月过去,我们都有了精疲力尽的感觉。齐小平应该比我们还累,几天就熬成了熊猫眼,而且一直下不去。我感觉王印和李春和也都竭尽全力了,我们几个年轻人更像雪橇犬一样,谁吹哨我们都玩命跑。

真让刘跃说对了,破案像足球,这场球的运气好像一直不在我们这边。直到五一节,我们也没能攻破球门。算算我们这次集结后,整整在老土河心无旁骛地鏖战了六十二天。唯一的干扰就是“二王”案发了悬赏通告,发现“二王”奖励五万,经常有群众到我们驻地报告说发现了“二王”的踪迹,每次我们都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4月30号,小平带领我们返回小城,大家回家探亲顺便换衣服。到局里的時候天已经擦黑,食堂早已关门。别人都骑上自行车回家了,刘跃看看我,说他本来应该去女朋友家,但不忍心抛下我一个人。我感动得差点儿落泪。刘跃请我去县局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喝酒,我们点了一荤一素两个菜,六张馅饼,半斤散白酒。

我说我跟田队长做了保证的,不喝酒。刘跃说现在是休息时间,将在家君命有所不受。我也是难得有坡借光下驴,恭敬不如从命,何况人家推迟了和对象缠绵的佳期,舍命陪学弟,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开整。

刘跃的酒量也好不到哪儿去,脸红得比我还快。喝着酒,他再一次讲起他的女朋友——第一次是在小陆家。通过他的描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家碧玉。我问:“你确定能成?”

“主权在我。”刘跃把胸脯拍得空空作响。

“应该是主动权吧?”我又犯了憋死牛的毛病。

王静显然是看到我了,因为我感觉她明显加快了脚步

酒壶见底的时候,我俩都略显醉态。刘跃把嘴凑到我的耳边:“你发没发现一个重要情况?”我四周看看,屋里只有我们两个客人,邻桌一个小女孩儿在写作业,肯定是老板的孩子。刘跃摆摆手,“我说的是咱们队里的事儿,不是饭店。”

看刘跃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一脸蒙圈:“咋的了?”

刘跃把板凳朝我挪挪:“小平这么玩命地干,石指导全方位配合,我认为是想趁田队长抽调的空当儿把案子干开,只是运气不好。”

“不可能吧?破案还讲究谁在家不在家?”

刘跃举起杯子和我碰一下:“你还是个青瓜蛋子,要尽快成熟才行。”

五一早上,我坐上客车回到酸枣沟。刘跃没回家,他的换季衣服春节回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放在女朋友家。我如果有了女朋友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回家的次数渐渐少了?我想应该不会。但他昨晚说的那个“把案子干开”的事始终在我心里堵着,很难受。

爸爸和弟弟已经开始种地了,连姐姐妹妹都在地里忙,我也去帮忙,我不忍心在家里呆着。爸爸给我的分工是打滚子,我赶着驴拉着一个石头滚子在地里走来走去,把种完的垅压实。邻地里干活的乡亲都停下手里的活计看我,有什么好看的呢?又不是不认识。当了警察就不能下地干活了?半晌我才反应过来,可能是我腰间那把手枪的缘故。

枪每天都在我身上,已经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这样看我,我都忘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了刚刚发枪那几天的新鲜感和兴奋感。刘跃让我尽快成熟起来,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和成熟呢?

中午下山回家的路上,我和王静不期而遇。一款水绿色的头巾蒙住了头和几乎全部的脸,深蓝色劳动布上衣,藏青色凡立丁裤子,黑色横袢带平底鞋,丰满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身相辅相成。后面跟着她爸爸,牵着一匹菊花青的大马,大马的身后跟着一匹同款的小马驹。

王静显然是看到我了,因为我感觉她明显加快了脚步。远远的,我看见王静的母亲在大门口站着,接过女儿手里的农具。王静进院了,她母亲突然看到走近的我和我的家人,扭头也进院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说我看到王静了,我妈高度紧张,说你下午不用上山了。我没问为什么,就去睡觉了。可能是有点儿累的缘故,一觉睡到四点多,爸爸和弟弟早走了,没人叫醒我。这个时间段我能干啥呢?去找王静?那是自讨没趣。上山找爸爸和弟弟他们?等我到了,他们可能也快下山了。怎么没人喊我一声呢?我想这是妈妈从中作梗,怕我下地是假邂逅王静是真。我闷坐在屋里,悟出了一个很实用的道理:不管体制大小,个人和它作斗争,胜算都很小。endprint

5月3号,大家又回到老土河,晚上开会的时候王印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半年没杀人了。”

一语成谶,凌晨3点,局值班室来电话,七家子乡发生特大杀人案。我们在睡梦中被喊起来,刚收拾完,那辆蓝白相间的警车也进院了。车子坐不下这么多人,小平和王印商量留下两个,我希望留下的不是我,最好也不是刘跃,结果是李成和张明有留下。可能是占用看守所的購车指标的缘故,警车后厢的座位是竖排的,像两条长条木凳顺着车身放着,典型的囚车设计。除了王印坐在副驾驶,我们几个包括小平都面对面坐在后面。

现场在一片松树林的边上,三具尸体相距都不超过一百米。于法医早就到了,在现场边等着。这样的现场,必须得刑事技术员先作初步勘察,把易于消失或损坏的痕迹物证提取了,法医再进行尸检。而今天这样的特大杀人案,现场勘查的权限在市局技术处,市局肯定要来人,而且是由他们主持勘察工作,到时候于法医给他们打下手。

我们侦查员就不一样了,刚到现场,指导员就给我们简要介绍了案情,然后分组分任务提要求。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这是我小时候看小说里面常有的词儿,今天借用一下——我们在全村按划分的路线散开,开始刑警最基本的功课:现场走访。

我和刘跃一组负责村北侧。村民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加上现在是春播,突然间村里来了闪着警灯的警车和荷枪实弹的刑警,除了下不来炕的瘫巴子,基本都在自家门口站着,还有些胆子大的在现场附近转悠,抻长脖子往里面瞅,乡里的公安特派员和民兵负责把他们拦住外面。

被害人是本村的石姓村民,父子三人一起被杀,这在小城乃至全市全省都是百年不遇。父亲和我父亲岁数相仿,兄弟俩哥哥比我大两岁弟弟比有德大一岁,只是暂时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姐妹。因为时间紧迫,做不了询问笔录,我和刘跃询问了北面两条街遇到的大部分村民,凡是有价值的信息,我都在笔记本上做了简单的记录,汇总情况时可以作为刘跃汇报的依据,如果需要正式笔录,也可以按图索骥回来补做。

村南面的公路上不时传来警笛的呼啸声,市县两级的警力还在继续往这里集结。早上8点,我俩的走访工作完成,到现场找指导员汇报。这个时候还没正式成立指挥部,领导们肯定都在现场。市局法医和技术人员也到了,现场勘查和尸体解剖几乎同步进行。远远的,我看到海局长和石指导在中心现场,和我们一样已经搞完现场走访的侦查员则在外围等待新任务。我有幸见到了老袁头儿,赶紧过去和他打招呼。

齐小平和李春和回来了,他俩负责走访被害人的直系亲属。小平匆匆进入现场向海局长和指导员汇报情况,李春和过来跟老袁头儿要一根烟点着,然后跟老袁头儿说“要透亮”。小平从现场出来,立即喊上李春和、杨光宇和刘跃坐上警车走了,警车刚刚拐上公路,警报就响起来了。

刘跃走了,剩下我一脸的懵懂。我把兜子放在地上当垫子坐下,一股疲惫感马上袭来。导致疲惫的原因不仅是辛苦,更主要的是失落……

老袁头儿过来喊了我一声,我才意识到指导员在叫我。指导员让我给法医做解剖记录。于法医给了我一个解剖专用记录本,前面是自然情况,然后从头部开始到胸腔腹腔生殖系统和四肢都有示意图,我在图上按法医的要求做标示,在空白处记录他的叙述。我非常自信我能让于法医满意,实践证明我真不是吹牛。于法医对我的记录赞誉有加,而且这里面绝没有个人感情成分。从此,我也成了于法医的御用记录员。我以为我会一直记到他退休,可过了没两年,又来了新的警校毕业生,比我记得还好。

我记录的这具尸体是于法医解剖的第二具,两兄弟之一,左胸有一个锐器创口。当于法医打开尸体胸腔的时候,我闻到一股过年杀猪时开膛的味道。如果这具尸体是我,也是这个味道吗?我的心一阵悸动——生命至上,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现场勘查接近尾声,苏局长来了。海局长和石指导陪着他看了现场,然后在离我们勘查人员远一点儿的荒地里汇报,听汇报的和汇报的都站着,根据姿势和站位,我判断汇报人是海局长。等我抽空再往那里看的时候,苏局长已经不在了,海局长和石指导正往回走呢。由此我意识到李春和说的“要透亮”可能是真的。苍天有眼,如果这个案子再闷起来,刑警队可能真要被压弯腰了。顿时,我感觉全身上下都轻松了许多。

午饭是在村部吃的。这个村的基本建设在全县是第一流的,一个宽敞的文化室临时改作食堂,里面有两个大圆桌,两张乒乓球台也拆开变成了饭桌,四五个妇女和两三个男人在后厨忙活。

和村部一样,村部对面的一家农户也是人出人进,煎炒烹炸的香味隔着路飘到村部,好像是专门过来耻笑这个院落里的清汤寡水。我和老袁头儿在村部门口站着,我分析这家今天办喜事,他也同意我的观点,不是娶媳妇就是嫁闺女。我俩为啥在门口呢?站在门口的不止我们两个,县局来的除了陪市局领导吃饭的几个,几乎都在院子里或门口站着。临时食堂坐不下这么多人,让市局的人先吃,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老袁头儿突然冲我努嘴,顺着他示意的方向,我看见市局技术处的冯处长从办喜事的那家走出来,警服的风纪扣敞着,大檐帽在左手拎着,嘴巴油油的,边走边剔着牙。老袁头儿坏笑着问,冯处长吃完了?冯处长说赶紧去挤着吃吧,人太多了。

冯处长是全省有名的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业务是没的说的。可人往往是顾此失彼,工作上虽然出类拔萃,但他整个人每天却失魂落魄一般,仿佛总心不在焉。在市局没有人叫他冯处长,都叫他冯大仙,老同志当面叫,年轻的背后叫。

吃喜宴这件事,后来七家子乡的公安特派员老梁给大家做了澄清,并不是冯处长主动去那家吃饭的,他在村部门口站着等开饭,对门那家办喜事的支宾把他招呼进去了。坐好后,喝喜酒的乡亲刚刚拿起筷子,只听冯处长一声呵斥:“不许喝酒!”大家见一老者仙风道骨穿着警服,也不知啥来头,没人敢吱声。好在他吃得快,桌上几个酒瘾大的只好熬着,等他走了才敢喝。

下午,正式调查全面铺开,好像每个人都在做笔录,连石指导也在做,他做笔录,询问人当然是海局长。我们已经知道了消息,凶手在易县落网,小平他们正押着往回走。endprint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非常简单,后果却是骇人听闻。被害人石家和本村的王家春节后调换了一块耕地,王家老两口没有亲生儿女,抱养的女儿远嫁易县一个杀猪的屠夫。女儿回娘家听说这个事以后,认为父母吃了亏,回家跟丈夫诉说。丈夫酒后连夜赶来找石家理论,石家父亲带着屠夫上山看地,兄弟俩怕父亲有闪失随后赶来,结果父子三人在这块夺命的耕地上惨遭屠戮。

小平他們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抓捕班子立即转型为讯问班子,海局长、石指导担任主审,李春和记录。讯问不像现场勘查,这是我们侦查员的主场,一般领导都会同意我们新人在边上旁听观摩,但决不容许乱插话。凌晨3点,讯问结束。我们押着屠夫在通往易县的公路旁一个废弃干涸的机井里找到了那把杀猪刀。我不知道这两个悲惨的家庭还有他们各自的亲属什么时候才能抚平心中的创口,虽说时间是疗伤的良药,但这副药也太苦了点儿。

老土河的专案在继续,只是我们的节奏有些放缓。无论什么工作,抓的轻重缓急都与这项工作的主导者息息相关,这是绝对的硬道理。但快也好慢也好,这都是自然节奏,就像一场马拉松,总是冲刺的选手别说冠军,估计取得名次都难,优秀的运动员懂得科学分配体力。所以我认为刘跃4月30号说的那事儿好像有点儿故弄玄虚。

我有点儿想念田队长了,我觉得他其实不用恶补那些理论知识,实战经验更宝贵,田队长本人对于小城刑警队来说就是一笔财富,有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还有一种可能,局里有些领导和民警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根本没有这种意识。

第四章

青纱帐起来了。老袁头儿曾经说过,不怕火盆端上炕,就怕起来青纱帐。小城的这个季节,是流氓案和强奸案的高发季。解放前的警察把这类案件叫花案,解放以后,这个叫法随着旧警察一起被扫地出门,而且公安部要求,所有强奸案都要列为重特大案件侦破,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社会的进步和妇女地位的提升。

流氓案涵盖的范围广一些,从打架斗殴到调戏妇女都以流氓罪或流氓违法行为论处。我在警校实习的时候就曾经在老警的带领下抓到过一个变态流氓,他不是下雨天也穿件雨衣,在僻静处见到漂亮女性,突然把雨衣敞开,里面一丝不挂。享受完女孩儿花容失色的尖叫,他瞬间逃之夭夭。

王印和张明有在七家子杀人案的第二天就被抽走了,听说是参加市局统一组织的专案。小平带着李春和、李成出一起强奸案现场,后来听说比强奸还严重,是轮奸,但目前还没有头绪。老土河的阵容已经七零八落,石指导让刘跃、杨光宇我们三个回局里待命。我感觉老土河案即将被搁置。

回到局里,往宿舍放行李的时候,我发现小伊也回来了。晚上9点,走廊里响起了小伊哼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小伊虽然不会写文章,但唱歌绝对是天才,他居然能把《国际歌》唱出情歌的味道。从他进屋没掀我被子抽我枕头,我判断出他没喝酒。我翻过身趴在被窝里——虽然是夏季,但东北的晚上还是要盖被子。半年没见,小伊竟然胖了。

我俩之间有君子协定,信息共享,既包括工作也包括个人生活。这是春节前我俩准备各奔家乡那个早上的口头约定。起因还是小伊的一番话,他说在咱们局里我俩应该关系最近,为什么呢?我们到小城公安局工作之前,别说县局,整个县城对我俩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在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恰恰我们的同学绝大部分不在这里,用孑然一身举目无亲来形容也不为过。纵观全局大势,刑警队个个如狼似虎,专案组多如牛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我们两个汗牛充栋……

我拦住他,你是不是想说轻如鸿毛?汗牛充栋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小伊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俩更应该互相照应抱团取暖。他还特别强调,关键还得让别人看起来我俩关系很一般,这非常重要。

据小伊说,田队长领着他在省厅盘桓了两个半月。省厅四处的想法是,小城的金柜案破得非常成功,干脆把有金柜案未破的地市刑警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一举攻破全省大部分金柜被盗案。但事与愿违,效果还迟迟没能显现。小城的夏季发案形势越来越严峻,田队长向省厅作了汇报,领着小伊先撤回来了。

现在,田队长带队侦破一起强奸杀人案,石指导、齐小平则被那起轮奸案拖住了。小伊仍然在田队长麾下。基本布局是强奸杀人案是金柜案的班底,轮奸案是韩大茄子案的人马。小伊说:“把你们从老土河召回来,如果没有新案子发生,可能要上石指导、齐小平的组。”

“田队长咋样?”我问小伊。他和田队长在一起的时间已经比我长了,我想知道他对田队长的评价。

“什么咋样?你问的是身体还是人?”

我斟酌片刻:“外市的同行们认识田队长吗?”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省厅呢?”

“省厅四处是刑侦处,几乎都认识田队长,不认识的也听说过。”

我心满意足。自打见到田队长,我便有了这样的感悟:英雄模范也好,草莽传奇也罢,首先他们都是正常人,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比如农业学大寨,大寨那几个大战虎头山狼窝掌的老头儿,这是传奇。你走近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大队书记,和我爸差不多。田队长和那几个神秘老头儿比,只不过多出一层公安的职业传奇。如果传奇人物传说中是飞檐走壁,走近一看三头六臂,那是人吗?肯定是新版《西游记》。

杨光宇去了小伊那个组,我和刘跃去了小平组。

我们组这个案子,发案地点是小城西关村,再往西就是本市的郊区。被害人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孩儿,两次参加高考两次名落孙山,而她的名字恰恰就叫孙珊珊。她妈劝她把名字改了,倔强的珊珊不同意。今年发榜的第二天,她就报名参加了高中的复读班,出事那天晚上,她从学校回家,路上遭遇了两个歹徒……

专案组认定作案人是城里人,不是小城的就是市里的,这当然有充分依据做支撑。这个案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孙珊珊说再见到那两个人能认出来,其中一个的长相她永生难忘。看孙珊珊斩钉截铁一点儿不含糊,因此,当案件摸排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候,齐小平提出一个设想,派出一组侦查员,带着孙珊珊在县城和市里的繁华地界流动辨认。endprint

我和刘跃被召到专案组驻地西关村村委会,石指导专门跟我们两个谈话,嘱咐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保护被害人安全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因为作案人随身带有凶器。然后把被害人叫过来和我们见面。孙珊珊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儿,指导员介绍是我们局自行车管理所的员工,叫高静,她父亲是我们局的资深预审员。她的职责是给孙珊珊做伴儿,有啥情况特别是珊珊的情绪变化或身体状况,她会及时报告给我俩。

第二天,我们三个先在局里聚齐,然后骑车去西关村会合孙珊珊。后来我看了几部港台片,里面有一个叫王祖贤的演员,我感觉眼熟,记忆中慢慢地就幻化出孙珊珊的形象。

头天晚上,我和刘跃讨论了路线,有几个场所是必去的:商业步行街、农贸市场、百货商店、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电影院、重要公交站、动物园和其他大一些的公园。我们先在县城活动,周末去市里。

刘跃嘱咐孙珊珊别紧张,心里不要总想着那两个人。他的理论是,如果总在心里强化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这个人的形象反而会变得模糊。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经常强化才不会忘。我想提出不同意见,又没有足够的理论反驳他。而且刘跃是组长,我得听他的。刘跃还安排我一个任务,在孙珊珊观察别人的时候,我要仔细观察孙珊珊的表情变化。孙珊珊如果见到了作案人,肯定会大惊失色,我俩就马上动手。这个布置我从内心赞同。

第一周,我緊张得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不知不觉就到了周六。明天周日,我们要到市里,我早早就躺在炕上,可一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只好拿出日记本。

我感觉现在自己的紧张程度都超过堵截“二王”那会儿了。堵卡只有在有车过来的时候才进入临战状态,现在这个任务几乎每时每刻都是临战,包括我们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刘跃几次提醒我要放松,其实我看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

市里和县城就是不一样,马路宽敞车多人也多,最大一个区别是无论男女老幼穿衣打扮都比县城大方得体。高静今天也捯饬得花枝招展,她和孙珊珊的心情当然不一样,她说真是天上掉馅饼,正好掉到她饭碗里了。本来逛街就是她的最爱,现在逛街成了她的工作,而且还能到市里逛。我问她在自行车管理所都干啥。她说打你们,然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你们骑的自行车的钢印都是我打上去的。”

多亏指导员安排这个性格开朗的高静陪着孙珊珊,让这个苦命女孩儿的心情多云渐渐转晴。今天孙珊珊也换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脸上偶尔会露出一抹浅笑,说实话,真的很迷人。

下午,我们四个来到了人民公园,这里是情侣集中的地方。刘跃去买票,我们三个等着,验票的阿姨左一眼右一眼审视我们,她每天和人山人海打交道,现在可能是在云计算我们四个的关系。我们和谈恋爱的男女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一进公园就看出来了,谈恋爱找僻静地方,我们找人多地方。

二十多天过去了,别说发现作案人,和那两个人长得近似的都没碰上。我有点儿怀疑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如果让我老家水泉村的农民来形容这种做法,他们肯定会说这是瞎猫碰死耗子。石指导和齐小平为什么信心满满呢?可能是有过成功的案例,也可能是病急乱投医。而我们作为侦查员,不折不扣地执行就行了,更何况我这个被另一个侦查员领导的侦查员。不管被不被领导,抓获罪犯的迫切心情我和刘跃是一样的,甚至比他还强烈。

但我的领导这两天有点儿反常。晚上我正在被窝里写日记,快11点了,刘跃进来了,我赶紧把本子压在肚皮下面。刘跃开门见山:“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摇摇头,我记得他在老土河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你有跟孙珊珊处朋友的想法吗?”

“啥意思?”我掀开被子坐起来。

刘跃说:“处不处是你俩的自由,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必须等任务结束以后。”

“你怎么看出来我要跟珊珊处对象?”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我的眼神难道不正常吗?”

“正常,你把她松开一会儿,就正常了。”

“是你让我注意她的表情,我不盯着她,怎么注意表情?”

“你不用狡辩,我这是为了你好,不能犯罪分子没抓着,还弄出一串桃色新闻来。我没有坏你的意思,如果想坏你,我跟你说这些干啥?跟指导员说,你起码五年别想翻身。”

我相信刘跃这番话是发自肺腑,但也未免有小题大做之嫌。我以攻为守:“别说我对孙珊珊没有私心杂念,即使有,也再正常不过,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我是黄花小伙儿。”

“执行任务的时候绝对不能和当事人谈恋爱,这是办案最大的忌讳。反正我提醒你了,你最好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是刑警队的侦查员,别老像个文学青年似的。”说罢,刘跃回宿舍去了。

我把日记本收起来。我清楚自己的变化,刘跃并不是无的放矢。孙珊珊的美丽中带着一股天生的踏实,美而不飘,这个最难能可贵。开始几天,珊珊都快把眼睛瞪出血来了,时间长了,我们三个天天陪着她转来转去却碰不上一个相似的,她好像还很自责。

那天在人民公园,我们四个坐在两个木椅上歇着。当然是我和刘跃坐一起,珊珊和高静坐一起。公园里的树木和野地里不一样,因为树种各异,有的还郁郁葱葱,有的已经开始凋零,正是初秋,落英缤纷的景象让珊珊触景生情,随口吟诵:“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

我接了最后一句:“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实我只记得这最后一句。我知道这词是李清照的,词牌名字根本想不起来,你让我背,我怕是只有干瞪眼了,而珊珊却能信手拈来。她的语文底子按说不错,怎么两次落榜呢?我问她:“你偏科?”

她点点头。

“那就得恶补数理化了。”我想起了我的高考之路,数学最好成绩17分。

“不是,我正在恶补语文。”

我暗暗叹息,她下的功夫不知比我和刘跃要多多少倍,现在又遭此劫难,真应了那句话:红颜薄命。endprint

刘跃可能是从这次宋词接龙以后才对我们两个“刮目相看”的。我对孙珊珊其实只是有好感,我相信没人会厌恶一个漂亮而且还有内涵的姑娘,特别是当她和李清照合体的时候。刘跃保不齐“好感”更重,只是他没表现出来而已。按理说,他才应该目不斜视,因为他是有对象的人。不过,此事之后,我也下定决心,“业余”时间绝对不看孙珊珊,索性连高静也不看了。

小城电影院的保卫股长认识刘跃,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以为我们是来看电影的,寒暄几句就回办公室了。第二次去电影院,我们直接去了保卫股,股长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挨着检票口的房间,从窗户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进电影院的人。

周六的晚场,我突然看到小伊拿着电影票在检票口的不远处等人。在我和刘跃的眼皮底下,小伊等来了一个姑娘,个子高高的身体壮壮的,两个人并排走到检票口,一前一后进了电影院。我当时就想,这不会是把李成的妹妹又捡起来了吧?第二个念头是,这孙子处对象了?他那个强奸杀人案不知怎么样了,如果激战正酣,他也不会有这个闲情逸致。这家伙运气一直冒红。

在电影院连着坚持了三场,我们两个送完珊珊送高静,回到宿舍已经11点多了。小伊也回来了,我看他疑似睡着了,悄悄上炕,关灯睡觉。

早上,小伊在去食堂的路上跟我说,他们的案子难度很大,田队长天天在专案组坐镇,暂时没有透亮的意思。我想说那你还去看电影?还领着一个女汉子。扭脸看到董老太太握著勺子瞪着眼,没敢吱声。

吃完饭,看着他骑上自行车一哈腰冲出大门,我才感觉不对。小伊应该不用我问,直接跟我说他处女朋友的事才对啊,我俩早有君子协定啊,而且这个协定的动议是他提出来的,具体内容既包括工作信息也包括生活信息,他现在有了重大事件而且被我发现了,早上见面也不主动报告,今天又像没事人一样走了,这怎么能证明他自觉遵守协定的诚意?退一步想,也可能只是一面之缘,他觉得没必要跟我说?

既然田队长他们组也焦头烂额,我和刘跃意识到刑警队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个危机感不是刑警队的人是感受不到的。刑警兴亡匹夫有责,我和刘跃是刑警队当仁不让的匹夫,所以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同时我们这个组也是队里寄予厚望的生力军和别动队,是石指导和齐小平布下的奇兵。刘跃说我们再加大点儿力度,如果这个时候破了案,于公我们不啻于力挽狂澜,于私你的脸会露到肚脐眼。

“那你的脸呢?”我问。

刘跃说:“我们都露脸。”

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是中秋节吗?不完全是。

开门半小时,市二百货里的顾客就摩肩接踵了。这里当然也有我们,我们在买货的人海里游弋。人流在食品柜台附近横住了,从人群里钻出来的人手里都拎着几包月饼。刘跃嘱咐孙珊珊和高静,小心小偷啊。高静说钱包早上忘带了,再丢只能丢人了。孙珊珊脸上一红,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哀怨。高静意识到自己说话欠妥,赶紧亲热地搂住珊珊,两个人挤进人群去看月饼。这机敏劲儿,估计是有她父亲的基因。

两个人很快又钻出来了,孙珊珊的脸色更红,像剥了皮的水蜜桃。我马上感觉到了异常,尽管她不是刘跃说的大惊失色。孙珊珊把我俩拉到稍微人少一点儿的地方,说看到一个人特别像。我赶紧把手伸进兜子要掏手铐,刘跃说别急别急,你指一下是哪个?孙珊珊说不是这些人,是在里面卖货的。

我和刘跃挤进一层一层码得也像月饼一样的人群,后面跟着孙珊珊和高静,我们近乎于粗野的举动惹来了更粗野的谩骂。胜利到达柜台前,孙珊珊用下巴颏示意,我们又转身挤出来。我和刘跃都看清了,那是一张凶巴巴的让你不想再看第二眼的脸,这么说吧,她如果在肉铺砍肉,镇关西都得给三分薄面,可美中不足的是,那是个女的。

“你啥想法?”刘跃问我。

我本来以为这个女人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参考的标准像,刘跃的这一问让我心里一激灵,她会不会有哥哥或者弟弟啊?如果有,能不能长得和她一样?刘跃点点头说:“这才是侦查员应该具备的思维,有才,你正在成长。”

刘跃让珊珊和高静在原地等候,领着我去了四楼保卫科。科长领我们到劳资科找出职工档案,通过照片,我们很容易就认出了这个女售货员,她叫王学军。结婚前她就住在小城,家庭成员一栏记载,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叫王学民。

石指导、齐小平把派出去摸排的民警悉数召回,开始秘密调查王学民。第二天下午让孙珊珊对王学民进行秘密辨认,孙珊珊从油脂厂下班的人群中把王学民认了出来,非常肯定地说:“就是他!”

齐小平带着刘跃和我悄悄地跟着他,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一拥而上,把王学民密捕。

讯问进行得不太顺利。齐小平主审,刘跃记录。王学民先是一言不发,一双鳄鱼一样的眼睛把屋里的人翻看了无数遍。后来他承认在西关村的路边劫过一个女孩儿,但不讲具体情节,更闭口不提同伙的情况。我知道我们碰上了老油条。

连着两天大家吃晚饭都是接近晚上9点钟,每次吃饭,先由刘跃和我看着王学民,大家吃完回来,顺便把我俩和王学民的饭也带回来。我趁这个空当儿撺掇刘跃坐过去讯问,刘跃马上虎起脸拒绝,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给我看:“不可以,这不是小案子,讯问是有思路的。”

警校老师也这么讲过,讯问是警察和嫌疑人面对面的斗争,一句话可能让负隅顽抗的嫌疑人一溃千里,也可能让举棋不定的嫌疑人重拾信心进而变得坚如磐石。石指导每天晚上都把案子的进展情况向海局长和田队长他们做一次汇报。我想田队长他们可能太忙,不然为什么不过来看看呢?这么大的案子抓住案犯了,应该是刑警队最艰难时刻的一针强心剂啊。后来听说,那个组也抓住一个,嘿嘿,双喜临门。

我和刘跃吃完半个小时了,王学民还在拿着筷子磨蹭,他的目的很明显,吃完了新一轮讯问又开始了,所以能拖就拖。但新的讯问今天没进行,石指导说大家都太疲劳了,今晚好好睡一觉,攒足精神明天一鼓作气拿下来。

刑拘手续昨天就办好了,我和刘跃把王学民送进看守所,回到局里准备睡觉。往车棚里放自行车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刑警队的很多办公室都亮着灯,过去看了一眼,石指导和小平都在田队长办公室。看到我,石指导让我把刘跃喊回来参加会议。endprint

原来,我和刘跃把王学民送看守所的路上,田队长到了我们组的驻地,他对石指导和齐小平“明天一鼓作气”的决定非常不满意,听说我和刘跃已经把人送了,他脑袋都大了。如果同监舍关着两个惯犯给他出主意,我们的讯问会更加艰难。我和刘跃进办公室时,齐小平正在做检讨,说责任在自己身上,因为久攻不下怕出闪失,是他提出来缓一缓。石指导则说是他疏忽了,没有及时汇报。田队长给看守所打电话,让所长给王学民安排一个条件好一点儿的房间,所长回答说石指导提前安排好了。田队长脸上这才多云转晴。从此我知道了这个术语,看守所的监室条件好不好,指的是关押人员的成分是否复杂。

等大家陆续进来,小平汇报讯问情况,然后研究下步方案,好像刚才的事情都没发生。回到宿舍已经两点,在走廊就听到了小伊的呼噜声。刘跃打开自己宿舍的门,说你来我屋睡吧。我说谢谢,请相信我能战胜他。

其实我是吹牛,我已经失败无数次了。我用被子把头蒙住,仍然无济于事。睡不着,我起来写日记,也算是把刚刚会上的分析捋一遍。我知道,其实是石指导拍板定的讯问暂停,但齐小平把责任担过去了。我为小平的人品叫好,估计田队长也心照不宣,有石指导在,小平哪有拍板的权力?讯问不顺利,石指导没有急于和田队长碰头研究讯问方案,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可能是觉得田队长那边的案子也到了关键时刻,不想牵扯他的精力。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想等于法医送市局的化验结果出来,毕竟光凭被害人的辨认,证据有点儿单薄。

姜还是老的辣,在会上,田队长对王学民的心理分析真是入木三分。田队长说,王学民为什么不讲具体情节呢?是侥幸心理在支撑着他,他认为我们还没抓到他的同伙。现在我们有三组警力在调查王学民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没进展呢?说明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圈定的范围出了问题。一般共犯的心态是落网后马上交代同伙,一是为了减轻罪责,另一个是“我既然进来了,你也别在外面享清福”的心理使然。而王学民反其道而行之,牙关紧咬,说明这个同伙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伙。我们要把视野拓宽,这个人和他本人或者他的家庭可能有利益纠葛。明天,负责摸排的侦查员要带着这个意图摸排,讯问的也要带着这个意图讯问,同时加大现场的压力感,讯问语言也要设计,让他隐约感觉到他的同伙已经被我们掌握。

这段分析,让我不是一般的佩服。大学里教心理学的教授,都不一定有田队长的水平。

第二天,我们讯问组在看守所就地开工,一排讯问室,我们来得早,选了一号。我和刘跃把王学民提出来,让他坐进固定在水泥地上的讯问椅,锁上横梁。王学民又用他的鳄鱼眼逡巡屋里的每一个人,发现虽然都是熟面孔,但人人满面春风,脸上不由显出一丝慌乱。

各就各位,按常理,该小平发问,程式化的提问一般是“王学民,考虑的咋样了”?哈哈,像不像少剑波提审滦平?但齐小平却在看一沓材料,迟迟不发问。足足二十分钟过去了,屋里的气氛逐渐沉闷,王学民的眼神里尽是疑问。

小平终于放下手里的笔录,直视着王学民:“你可能知道我们昨晚干啥了?我们也终于知道你不交代同伙的原因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知道吧?这儿是哪里你知道吧?这儿是看守所,不是你们油脂厂,厂长有事车间主任给扛着,车间主任有事副主任顶缸。你自己的事,你必须自己承担,别人的事,你想承担也不容许!”

这套词儿设计得非常有水平,字字千钧。王学民四周看看,每个人好像都成竹在胸,长叹一声,吐口了。他的同伙是油脂厂厂长的儿子,叫孟庆祥。王学民的妹妹是油脂厂的化验员。孟庆祥刚刚从部队复员等着分配工作,他的一个战友和王学民是同学。关系有点儿绕,所以摸排的时候孟庆祥没能进入视线。

讯问进行了一整天,王学民对罪行供认不讳。晚上8点我们返回专案组的时候,指导员已经带人抓获了孟庆祥。

这个案子,刘跃荣立个人三等功,我获得嘉奖。石指导说,破获此案最关键的一环还是孙珊珊的辨认,决定给予孙珊珊人民币三百元的奖励,报局里审批,局里分管财务的鲁教把奖金降为二百元,后来局务会研究的时候已是年末,财力紧张,又降为一百元。

指导员让我和刘跃把钱给孙珊珊送去,刘跃说有事,让我自己去县高中找孙珊珊。我感觉孙珊珊的情绪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脸庞白里透红,更显得媚力无限。同样是青春少女,好像只有她的青春才艳丽得恰如其分。我把装着一百元钱的信封交给她,她淡定地向我,也委托我向刘跃和高静表示感谢。信封里还有我写给她的一张纸条,只有一句话:祝你早日金榜题名。

我又回到老土河的案子上,专案组名义上还是我们十个,但经常在老土河的只有我、张明有、刘跃和杨光宇。刘跃说这样的状态不会持久。果然,1984年1月,刑警队部署新一年工作的时候,明确老土河的案子由老袁头儿和我长期经营,以我为主。指导员跟我说,老袁头儿只是挂个名字,他马上退休了,能来上班就不错了,再让他跑案子说不过去。小线索你和李久祥查,大线索及时汇报,我给你派人。石指导的言外之意是,老袁头儿可以忽略不计。

我顿时有了穆桂英挂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破了孙珊珊案让我信心倍增,如果当时我是组长,三等功不就是我的吗?我立即把老土河案的所有材料都集中到我手里。陈志去省厅学习了,他手里的材料在李哥那儿暂存,李哥领着我从刑警档案室抱出两大摞。我原来准备系统看一遍,以便理清我的侦查思路,后来一看有我个头儿那么高,我决定分轻重缓急,抓紧先看小平组和李春和组的。

齊小平他们组的材料都是小平做的,字迹工整思路清晰。李春和开始和刘跃搭档,后来刘跃带我,他的搭档换成了杨光宇,我估计他们组的材料肯定不会太规矩。不出我所料,笔录和其他材料混杂在一起,里面有会议记录、外省市案卷摘录、调查提纲、重点人员名单、案件现场模拟图、火车汽车时刻表,我在材料里甚至清出了一张李春和老婆写给他的便条。我怎么认定是李春和老婆写的呢?因为用的是带有县委办公室字头的便笺——

“小和:你离开家已经第十七天了,上午老土河乡党委书记来开会,我打听了一下你们的工作情况,知道你们的条件很艰苦。你要照顾好自己,冷了要记住加衣服,另外要和田队长、齐小平处好关系,不要意气用事,只有成熟才能成长。爱你的英”。endprint

原来在刑警队需要成熟的不光我自己。

我要出发了,明天早上8点的车。这次去老土河是我百里走单骑。我去李哥办公室领耗材,李哥突然问我写没写过入党申请书。我说写过呀,我在学校的时候写过两次。李哥说那怎么行,学校是学校,现在是刑警队,你不写申请书,支部怎么知道你有入党的意愿,还有你的思想情况。伊进超已经写了两份了。李哥真是厚道,他嘱咐我,现在回去写一份先交上,下个月再写一份。

我跑回宿舍趴在炕上写入党申请书。晚上小伊没回来,他就是回来我也不理他。把申请书交了,我去了老土河。电影院的事没解释,现在又出了申请书的事,既然你已经单方面废止了协定,我无话可说,协定本来也不是我首倡。

到了老土河,我代表刑警队向李久祥委婉地宣布了组织的决定,然后我们两个还有小陆理一理手头的线索,规划下步该怎么干。我在客车上就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计划,李久祥是老革命,他拿着马鞭子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经定格,再不主动牵着他走,这个专案组就聊胜于无了。我想先介绍一下那起轮奸案暖暖场,李久祥说不急,我们先去一趟梨树村,现在各村正搞土地调整,昨天梨树村几个大的家族打起来了。我只好合上笔记本,跟着他俩出发。

老土河乡新买了一台挎斗摩托车,我坐在挎斗里,小陆坐在李久祥身后。李久祥稳稳地端坐上去,整理警帽警服摸摸佩枪,然后捏离合挂挡给油,摩托车悄无声息,原来他忘了打火。发动着了,摩托车像惊了的兔子一样蹿了出去,比要起飞的飞机还有推背感,然后又一个急停,差点儿把我从挎斗里扔出去。他这驾驶技术简直比新手还新。

村委会院子里已经聚集了三五群村民。李久祥的嗓门像加装了扩音器一样浑厚有力:“怎么还闹啊?拿政府的话当狗屁啊?我已经报给县局了。”

村主任迎出来,我认识这个主任,去年摸排韩大茄子案我就来过这个村。李久祥介绍说这是刑警队的张同志,声音不像是给主任介绍,是给全院子的人听的。

当时还没有土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农村开春都要进行土地调整,村里人口新生的,故去的,嫁出的,娶进的,纷争也就此起彼伏,应了一个山西哲人的名言:麻球烦。我跟着李久祥跑了半个多月,才发觉自己是不务正业。李久祥说怎么是不务正业呢,你顺便就搞了摸排嘛。我说等过去春耕这个节点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案子,他说好好好。可是,土地纠纷高潮虽然过去了,治安案子又起来了,不是打架斗殴就是偷鸡摸狗。一个月的时间,我被李久祥抓了壮丁。

当我被刑警队紧急调回的时候,我都有了解脱的感觉。

此后,有近一年的光景我没能去老土河,为啥呢?因为没有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因为从去年底开始,全国公安系统步调一致地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刑警队是主力军,天天昼夜兼程日日通宵达旦,我算是刑警队最后一个参战的。

我曾经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有了自主权,一定集中一切力量想办法把老土河的案子破了。如果组织上给我更大的权力,比如像苏局长那么大,我一定不会让刑警队的警力如此捉襟见肘窘迫不堪。但现在我只能凭一己之力,如果抓住杀害韩大茄子的凶手,那我就是创造了小城公安的一个奇迹。

7月1日是全国发展党员的高峰季,支部决定发展刘跃为预备党员,小伊被列为积极分子培养。我的心情差到了极点。仅仅是我申请书写晚了吗?还有就是我報到比小伊晚了几天?我平时的表现也不差啊。小伊虽然破了一个金柜案,但我去年也破了一个轮奸案啊,还荣获嘉奖了呢。李哥说你不要考虑这些了,要正确对待支部的决议,思想绝不能滑坡,争取明年解决。

孙珊珊的案子破了,齐小平接手田队长他们那个强奸杀人案,任专案组长。晚饭后,小平捎信儿让我去专案组驻地。我洗一把脸,对着镜子看看,眼睛还是肿的。

专案组驻地在小城弹簧厂,是个集体企业,归县第二工业局管。我把自行车放到车棚里,正想打听一下专案组的办公室在哪儿,小平从东侧一扇窗户探出身向我招手。我拐进走廊,远远地看见他在办公室门前等着,我心里暖了许多。

办公室就小平一个人,好像是专门在等我。我感觉不像是有新的任务,多半是我个人的事,什么事呢?当然是入党的事,这是一个年轻人政治生活中的第一大事。小平和我的谈话很正式,我意识到这肯定是代表刑警队党支部和我谈,我在笔记本上认真做记录。谈话内容其实和李哥跟我说的差不多,小平说的更理论更系统一些。然后我做了一个很诚恳很深刻的表态,正式谈话就算结束了,我们两个拉起了家常。

小平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接着他又问,我是不是和孙珊珊处对象了。我当然否认,事实上也的确没有,但我的脸不争气,还是腾地一下红到脖子根。我问是不是这件事影响了我的组织问题?小平让我别多心,这是个人私事,不会和入党扯上关系。他鼓励我要对自己抱有信心,要尽快进入角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侦查员,注意克服书生气,尽快成熟起来成长起来。

回来的路上,我的脑子里灌满了孙珊珊。怎么传出我和她处对象的谣言呢?齐小平都知道了,田队长和指导员当然也知道了。领导都知道的信息,全队除了聋子就没有不知道的了,而队里目前还没有聋子。如果追根溯源,这个事刘跃难辞其咎,但我不相信是刘跃。刘跃让我自己去给孙珊珊送奖金,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既然能成人之美,不可能转身就起坏心。如果从利害关系分析,则非小伊莫属,但小伊和这件事的距离很远,另外他和我是亲同学,这样明火执仗地坏我,小伊不会那么蠢。唉,既然小平说这是我的私事,不至于影响我的前途,即使影响也影响完了,我也不用再纠结它。

孙珊珊其实真的让我心动,虽然她家也是农业户口,但我坚信她能考上大学,我妈担心的三无户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我给她送完奖金(还有纸条)后,她曾经到局里找过我两次,我都找借口推掉了。第一个借口是我忙,第二个借口是怕她分心,影响她高考,回家多看一眼书就有可能跃龙门,但每一次我都要六神无主好几天才能缓过神来。

我与珊珊擦肩而过的原因是我自己没能迈过一个既是心理也是生理的门槛。我是她的案子的直接办案人,案子的具体情节我一目了然,特别是现场勘查记录里的照片更成了我的梦魇,我怎么也不愿意把它和孙珊珊联系起来。我在心里做过千万次的假设,如果她没遇到这场劫难该多好——虽然没有这场劫难我不会认识她。和孙珊珊朝夕相处了几个月,也让我醉了几十天,有点儿风吹草动我也心甘情愿。专案组那么多人,我可能真的是被自己的眼神早早就出卖了,不然刘跃的警告又从何谈起呢?endprint

孙珊珊今年考上了东北大学,她来局里告诉我这个喜讯的时候,特别强调我是第一个和她分享的,她的父母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把她送了很远,看我只是例行的相送和祝福,她平静地告辞了,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的纸条,没有它,我可能没有今天。

我现在考虑的不是我再见到小伊的时候怎么用脸黑他,而是怎么做能够让他认为我若无其事。小平找我谈话的当天晚上我就想通了,既然刑警队从领导到民警都能认可小伊,说明他肯定比我强,或者身上有着我不具备的优点,只是我没看到而已。

我准备主动请他去看一场电影,既表现了我的“若无其事”,也可以视为我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我盼着他赶紧回来。可是,烦他的时候他挥之不去,想见他的时候,他偏偏呼之不出,因为我也想看场电影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

还好吴青林来了。我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回头没看到有人进来,再转过身来,他已经在小伊的铺盖卷上躺着了。我问:“吃饭了吗?”

“吃了。”

“我俩看电影去啊?”

“不去。”

“那干啥啊?”

“躺着。”

“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这么躺着像什么话?”

“那你站着。”

“你还在县委办?”

“嗯。”

我下一个问题是想问你入党了吗?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百无聊赖的样子让我失去了再问任何一个字的兴趣。地上的脸盆里泡着一盆衣服,我干脆蹲在地上洗衣服。

吴青林毫无征兆地坐了起来,我判断我的身后出了状况,不用回头看我就知道谁进屋了,因为我的眼前多了一双大脚,这双脚是小伊的。我抖抖手站起来,给青林和小伊做了介绍。小伊抢上一步紧紧握住吴青林的手,顺势把要下炕的青林阻挡在炕上,然后自己坐在椅子上。“听有才经常提起吴主任,想过去拜访您,有才一直没空,他在家的时候我又出去了。”

其实我就跟小伊提过一次吴青林,还是两年前。再一个,青林当主任了?他来两个小时了,对我竟然都守口如瓶,小伊是怎么知道的?

青林敷衍一会儿起身走了。我抬起洗衣服的双手示意我就不送了。小伊说:“我代表有才送主任。”

小伊送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我说你把他送哪儿去了?送酸枣沟去了?即使送到办公室,就在隔壁,十分钟也足够了。

小伊说:“他住在县委宿舍楼,我把他送到家了。”

“有那个必要吗?他也不是小姑娘。”我的话外音是你对我的同学热心过度了。

“必须的,对你的同学应该比对我的同学还要热情才对,人之常情嘛。哪天我的同学来了,你可能比我做得还好。”

小伊说的有点儿道理。难道又是我曲解他了?三年了,好像我们两个一直在责怪谅解再责怪再谅解中前行。我问他:“你管青林叫吴主任,他什么时候提的主任?”

“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但是县委办有个副主任叫吴青林,我分析是他。”

“你咋知道县委办有个副主任叫吴青林?你没事总去县委啊?”

“李春和说的,他老婆是县委办文书。青林毕业就给书记当秘书,可能提了吧。”

我感觉什么秘书啊副主任啊,和刑警队侦查员比都是普普通通的岗位,光侦查员这三个字,就像烫了金一样耀眼。别说秘书,就是当县委书记都没什么意思。

睡觉了,平时都是我去关灯然后上炕,这次我赌气直接进了被窝,小伊从被窝爬出来,下地把灯关了。屋里一片漆黑的时候,我后悔不该这么小孩子气,何况事先还设想过要用平和的心态渡过危机,看来管控情绪不是心里想想嘴里说说就能办到的。

李哥再见到我的时候,问小平跟我谈话的情况,特别是我是怎么表态的。他说小平是受支部书记石指导的委托跟我谈话,我的表态非常重要。于法医也嘱咐我,绝对不能闹情绪,他的一个同学情况和我类似,先是情绪低落后来情绪对立,到现在还是非党群众。

真心感谢两位大哥的关心。我也不在这个事情上再絮叨了,我的组织问题还算顺利,只比小伊晚一年。后来我和小伊共同执行了一次抓捕任务,让我看到了一个勇猛机智的小伊,我的心理也由机械平衡转为自然平衡。

1985年春节刚过,那起强奸杀人案破了,作案人名叫王祥,是个异常健壮的男青年,住在王府乡元宝村。刑警队组织了几乎所有在家的警力,制定了详尽的预案,又进行了一次近乎实战的模拟,最后报海局长侯局长批准实施。

抓捕时间定在凌晨两点,这个时间的选择用心良苦,因为这个时候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同时反抗能力也最低。再一个因素就是元宝村的地势很高,陌生人靠近很容易被发现,更别说大批警察了。

小平做抓捕的警力部署,把十二个主力分成三组,第一组是王印、李成、小伊、杨光宇,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翻墙进院打开大门,第二个任务是破开房门然后迅速进入东屋抓捕。第二组是李春和、刘跃、张明有和我,我们的任务是进院以后立即守住东屋的窗户,以防王祥从这里逃走。第三组由陈志带三个侦查员守住西屋的窗户,防止王祥蹿至西屋跳窗逃跑。现场指挥是齐小平,田队长和石指导在车里等候。车队停在村庄三公里以外,大家下車急行军赶到元宝村,小平这是考虑到两个老同志的身体状况,同时也怕影响整个队伍的前进速度。

出发前,齐小平再次问王府乡派出所所长刘汉奎:“你确定他家没有后门?”

刘汉奎说:“我拿脑袋担保。”

田队长说:“大家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又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是啥?可能除了我大家都知道,就是元宝村的狗。元宝村几乎家家养狗,一只狗叫起来全村就会连成一片,如果王祥不聋,肯定会逃之夭夭。我们十几个人凌晨进村,再小心也瞒不过狗的听觉。这也是困扰刑警们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因为狗的干扰导致抓捕失败的案例时有发生。

小伊想出一个办法,可称之为袭扰法,小伊说他们村的男孩子半夜去地里偷香瓜,就用这个方法对付狗。田队长和齐小平都认为可行,大家议来议去,形成一个方案:由刘汉奎安排一台拖拉机,带四个装卸工人下午到元宝村收玉米,傍晚的时候出元宝村,在距离王祥家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抛锚,谎称拖拉机出了故障,司机带一个工人去小城买配件,三个工人留下守着车和货物。晚上10点开始点篝火取暖,12点司机搭另一台拖拉机回来维修,1点那台送他的拖拉机出村,2点拖拉机再进村的时候,抓捕队员坐上拖拉机进来。

田队长要求,卖玉米的农民不能临时发展,要假戏真做。在元宝村收玉米很容易,如果收不到玉米,车也如期坏到元宝村,地点不能离王祥家太远,也不能太近。如果收到玉米,任务完成后请王府粮库把玉米收了。

我们坐着拖拉机进去的时候,没有狗再叫一声,它们可能前半夜被折腾得太疲惫了,抑或已经习惯了拖拉机的声音。我们摸到王祥家大门外,屋里打呼噜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李成两手搭在院墙上身体上提,像鞍马运动员一样,一个托马斯全旋就进院了。大门被李成打开,我和李春和、刘跃、张明有躬身躲在东屋窗户的两侧,小伊他们准备破门。农村的房门一般都是两层,外面的门向外开,里面的门往里开。小伊把向外开的门打开,然后退到离门十米远的地方,李成则站在他身后。这完全是预案的实践。小伊十米助跑踹门,如果没踹开,他后面的李成就来第二次。农村的门还没有一次不开的,民风淳朴的地方,农民晚上根本不闩门。

寂静的夜里突然一声巨响,门开了,王祥直到被铐上的时候,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掀开王祥的枕头,露出一把闪着青光的牛耳尖刀。

(未完待续)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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