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密令之谜

东方明+李西始+钟平凉

一、喋血街头

1950年1月15日上午,贵阳市公安局直属便衣队第二小组组长张思国獲得一条秘密情报,国民党重新整编的所谓“新编第一集团军”(实际均由土匪组成)“少校联络参谋”钟老四将于当天下午两点前往第二区修福巷口的“成记茶馆”与潜伏特务接头。便衣队立刻向局领导汇报,市局局长赵锦禄当即决定出动侦查员现场捉拿钟老四。

其时贵阳刚刚解放两个月,史料记载,“贵阳解放初期,匪乱蜂起,城乡交通阻塞,物资不能畅流,工商资金枯竭,生产经营困难,市场极为萧条。社会上流窜着大量散兵游勇和游民乞丐,烟馆、妓院、赌场比比皆是……据统计,解放前夕,贵阳市有‘军统、‘中统等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国民党军政官吏两千四百多人,‘一贯道头目一百多人,匪首四百多人,恶霸地主更是不计其数。解放以后,这些反动分子蠢蠢欲动,他们由分散到集中,由隐蔽到公开,破坏交通,拦截我运送粮、盐的车队,进而发展到暗杀、爆炸,直至组织武装暴乱……”

警方估计,钟老四此行的使命多半与上述破坏活动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钟老四就不会是一个人,很可能有匪特分子暗中保护。因此,我方执行该项任务的除侦查员外,还须出动公安部队。赵锦禄随即与驻贵阳的解放军公安第八师师长汪乃贵联系,汪师长安排了两个班的公安部队战士,届时包围“成记茶馆”,以确保警方行动顺利。

之后的事实证明这项措施非常有必要。钟老四在下午两点一刻进入茶馆现场前后,我方便衣侦查员发现茶馆内外有十多名鬼鬼祟祟之徒,或化装茶客入内饮茶,或伪装小贩、路人在茶馆周边的街面上晃悠,还有两个估计是头目的家伙,在茶馆对面的茶叶店里跟老板“谈生意”。

匪特一方并没有察觉茶馆已被公安部队暗中包围,钟老四坦然进了茶馆,上到二楼,在临窗一副座头从容落座,招呼跑堂送上茶水、点心。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化装茶客在现场蹲守的侦查员的视线。主持这次行动的现场指挥、便衣队指导员解登峰示意大家做好准备,只待和钟老四接头的主儿出场,就可以下手拿人了。不料,这时却出了意外——

楼梯口忽然上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此人名叫丁坚,系原国民党贵阳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一名便衣刑警,解放后留用。这天老丁正好路过茶馆,顺便进来想跟成老板聊几句,打听一下最近是否有刑事犯罪方面的“敏感对象”出入。老丁跟钟老四是熟人,解放前没少打过交道,此刻他甫一露面就被钟老四发现了;几乎是同时,老丁也认出了钟老四。钟老四是上了通缉名单的对象,老丁的身份现在已是人民警察,抓捕通缉犯乃是他的分内之责,当下便朝钟老四这边走过来。

钟老四见老丁一边走一边把手往怀里伸,知道这个熟人绝对不会掏香烟请他抽一支什么的,而是掏枪——抓住通缉对象,那可就立了大功了!钟老四也不含糊,两人几乎是同时拔出手枪。刑警老丁与惯匪钟老四相比,临场应急反应和枪法都略逊一筹,结果,老丁被击伤,倒地时还了一枪,但没击中目标。这时,张思国等便衣侦查员都拔枪在手,喝令钟老四“放下武器”。钟老四的身手甚为敏捷,趁侦查员们尚未对其形成合围,纵身跃上窗台跳了下去。

茶馆已被公安部队包围,公安战士听到枪声,纷纷从埋伏点冲出来,见有人跳楼,立马蜂拥而上。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发生——钟老四从二楼跳下,双脚刚刚沾地,砰的一声枪响,就被从对面香烛铺里射出的一发子弹击倒。混乱之中,带队的公安部队排长还以为是自己的部下开的枪,急得破口大骂。继而,有战士辨别出枪声来源,立刻冲进对面的香烛铺。店主说开枪者已经从后门逃窜了,几个战士赶紧追出去,四周都找遍了,却没发现开枪者的踪影。

现场这些人中,最着急的是领队抓捕钟老四的解登峰。时年二十六岁的解登峰也非凡品,钟老四跳楼后,他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见目标中枪倒地,他顿时心里一沉:完了!

这一枪把钟老四的腹部打了个窟窿,鲜血汩汩而流。解登峰问周围谁带着急救包,话音未落,已有七八个递过来。可是,钟老四伤势严重,急救包根本止不住血,侦查员拦下一辆马车,将其急送市工人医院抢救。匆匆把钟老四抬进抢救室,解登峰要求医生一定要把人救活,医生看着奄奄一息的钟老四摇摇头:“悬……”

在注射了强心针和强效止痛药后,钟老四终于苏醒。医生判断伤员坚持不了多久,示意侦查员有什么话赶紧问。解登峰不是贵州人,不通贵州方言,担心交流有障碍,故让本地出身的侦查员倪长慰出面讯问,问的内容自然是钟老四此行要向什么人传达什么指令,以及指令来自何方。钟老四虽然醒过来了,但思维不是很清晰,强撑着开了腔,却是抱怨自己人冲他开黑枪,开枪的就是上峰指派给他的护卫。就这样断断续续说了片刻,方才说到正题,他此行是奉命传递一道口头指令,这道指令的主要内容就三个字——耿舞莎。关于这三个字,只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忠心耿耿的耿,跳舞的舞,莎草的莎。

解登峰追问他是奉了谁的命令、向谁传达这道指令,但钟老四再次陷入昏迷。赶紧请医生继续抢救,却是回天乏力,钟老四再也没醒过来……

这下解登峰就头疼了。之所以要抓捕钟老四,就是想获知他到底要向何人传达密令。钟老四不知密令内容这一点事先倒是在估料之中——他不过是匪特的一个交通员,不大可能知晓由他本人传达的密令内容。原先警方的打算是,在现场把上下家一并拿下,从下家身上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可计划赶不上变化,下家没露面,钟老四又被灭了口。那么,是否可以从现场抓获的其他匪特分子那里追查线索呢?这也是赵锦禄局长在接到解登峰的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对此,解登峰只有苦笑的份儿——

现场中枪的另一个伤员是留用刑警老丁,他也是腹部中弹,但位置偏下,伤的是肠子,经抢救捡回了一条命。原以为事先化装潜伏在茶馆内外的十几个可疑分子是钟老四的同党,可枪响后,这些人却没有掩护钟老四,反倒是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甚至都没有反抗,就按照公安人员的指令抱头蹲下,束手就擒。押解到附近派出所一讯问,这十四人是歹徒不假,不过跟钟老四没有关系,跟匪特方面也没有牵连。他们是一伙郊区的强盗,进城来为的是绑架一个事先看准的颇有钱财的老头儿。被这伙强盗作为目标的老头儿叫蒙先施,曾经营妓院、烟馆,但已于贵阳解放前三个多月歇业,此后一直在家养老。不料,蒙先施还没出现,却误打误撞进了警方的埋伏。

听了解登峰的汇报,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和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一旅担任过保卫部门领导的赵锦禄分析,钟老四的护卫发现钟老四已经暴露,竟然冒险开枪将其击毙,说明钟此番所要传达的密令非常重要,由此,其上峰才暗中向钟的护卫下令,一旦情况有变,不惜一切代价灭口。既然如此,弄清敌方这个密令的内容,就成了警方的当务之急。赵局长果断下令:由便衣队抽调精干侦查员组建专案组,务必在最短时间内破解三字密令的秘密,粉碎敌人的阴谋。

二、分头调查

当天傍晚,由解登峰担任组长的专案组成立,正式组员有五人,除解登峰外,另外四位是燕生南、张思国、王兴青、倪长慰,他们都是原地下党或者南下干部。另有三名非核心组员谢龙王、普高明、金念杰,都是留用刑警。解登峰向众人介绍了案情后,八名侦查员的首要议题就是:“耿舞莎”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轮流发表意见后,解登峰对众人的分析进行了汇总——

“耿舞莎”有可能是某人的名字,也有可能是化名、代号或者暗语。为方便叙述,这里暂且把匪特方钟老四那伙称为“上家”,应该和钟老四接头但始终没有露面的那一方称为“下家”。上家决定交给下家一桩使命,其内容无非有二,一是下家以后接受专人领导,此人的姓名(化名)或者代号是“耿舞莎”;二是上家指令下家对被称为“耿舞莎”的对象执行特殊使命,如策反、密裁或者获取武器、经费、器材等从事匪特活动的必需品。

从钟老四临死前交代的密令仅有短短三个字这一点来看,不管是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都须有一个前提方才显得合理,那就是之前上家方面曾跟下家有过接触,密议过接下来要进行的相关活动,双方商议时提出过几个不同的对象,但未曾最后拍板。之后,上家经过一番权衡,在那几个对象中定下了具体人选。钟老四此番潜入贵阳,在“成记茶馆”约见下家,就是前来告知对方这个具体对象是谁的。

接着问题就来了。这么一桩事儿,并不算复杂,无非就是通知对方三个字而已,为什么要采取当面接头的方式告知呢?其他方式不是更简单吗?比如发送密电、邮寄密信,或者在预先约定的地点,类似公园某处的座椅底下、冷僻角落的电线杆等交接情报的首选位置塞一张纸条即可。可是,对方偏偏正儿八经地指派钟老四这样一个资深联络参谋出面,而且要在茶馆这样的公共场所接头。不但如此,上家还特地指派刺客监督钟老四,倘若发生不测,就击毙钟老四灭口。

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却不按简单的路数走,偏要舍易求难,舍近求远,绕一个大圈子,据此,专案组有理由相信,这道短短三个字的密令背后肯定隐藏着非同寻常的内容,如若被匪特方面付诸实施,对我方造成的后果可能难以想象。因此,必须尽快破解这个难题,查明一应情况,防患于未然。那么,如何才能破解这个三字密令呢?专案组准备同时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调查——

其一,以市局名义指令全市九个区的公安分局在户籍档案中查找“耿舞莎”的线索。这个措施看上去显得有些多余,匪特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竟然对工作对象直接使用真名。不过,作为侦查程序,还是需要走一走的。如果运气好,意外获取破案线索,那就最好不过了;其二,向提供钟老四将在“成记茶馆”与人接头这一消息的耳目了解该信息的来源,循迹追查,指望能够有所收获;其三,向“成记茶馆”东伙了解钟老四以前出没该茶馆时与人接触交往的情况;其四,向茶馆对面的香烛铺了解那个射杀钟老四的刺客藏身该店的情况;其五,调查钟老四在贵阳的社会关系。

调查工作从案发次日上午开始。先说去香烛铺调查的情况,负责此项调查的是王兴青、谢龙王二位侦查员。

“大行香烛铺”是一家已经开了三十年、经历了两代老板的老店铺,由于其自制的香烛中掺杂了从苗族山寨弄来的特殊香料,香味比一般的香烛好闻,据说还有养生保健作用,生意一向很好。三十年前刚开张时只有半个门面,以后逐渐扩张,眼下已经是三开间门面,前后三进,前店铺后作坊,形成了自产自销兼带批发产品的格局。王兴青、谢龙王两人上门时,老板朱一俊正在后面作坊指导伙计加工产品,听学徒小吴来报,不敢怠慢,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出来接待。侦查员了解下來,原来,化装成商人模样的钟老四是与那个看似伴当的护卫一起来到香烛铺的。

旧时贵州黑道各帮伙之间经常火并,不管哪一方死了人,都得收殓发丧,而“大行”其名合乎迷信说法,因此这些人几乎都到朱老板的店里来采购香烛纸锭等用品。这样来往多了,朱老板对黑道的情况也略有了解,知晓钟老四有点儿名气。当然,钟老四是不知道香烛店老板对他有印象的,否则,他就不会进来了。

钟老四和护卫两人进门时,朱一俊正好从后面作坊走进柜台。最初他没认出来人是钟老四,钟老四开口询问“贵号老板在吗”,朱老板定睛打量,这才认出来。不过,朱老板倒也没把对方当作煞星看待。他早就知道这人跟各路土匪都混得不错,说不定本人也是土匪,国民党警察局明知他和土匪的关系也没难为他,还跟他称兄道弟。贵阳市军管会公安部(即贵阳市公安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所张贴的通缉令中虽然有钟老四的名字,但那时刚刚解放,民心不稳,对国民党很快会“光复”的说法,还是有不少人相信的。朱老板为以后打算,自是不敢得罪这号人物,这也是当时民间的普遍心态。而且钟老四和那些罪大恶极的通缉犯不同,他身上并无血债,即便上了通缉名单,也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朱老板自然不知其“联络参谋”的身份)。当时像钟老四这种虽然上了通缉名单,还明目张胆在大街上晃悠却无人举报的不在少数。

于是朱老板上前应对,询问对方要买些什么货品。钟老四没有向朱老板作自我介绍,只是指了指另一人说:“这位是龙先生,是从安顺过来的,想进些香烛,请老板跟他说说贵号的货品情况。”

朱老板赶紧把“龙先生”让到店堂一侧接待客商的雅座,吩咐学徒奉上烟茶。“龙先生”抢先一步在面朝店外的那个位置上落座,钟老四朝他点点头,说那你跟老板聊聊,我出去一趟,回头办完了事过来一起走,说完就出了店门。朱老板与“龙先生”对面而坐,先是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转入正题,说起了香烛产品的情况。刚聊了没几句,忽听外面传来两声枪响,面对大街而坐的“龙先生”脸色倏变,像骤然松开的弹簧那样一跃而起,扑到窗前时,手里已经握着一把手枪。

朱老板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看到对方的手枪,不由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朝窗外张望,只见从对面茶馆二楼跳下一个人来,跟着,“龙先生”的枪响了。打出一枪之后,“龙先生”离开窗前,窜进柜台后面的营业区,转瞬消失在那道通往后堂的门内。等到外面那些穿便衣的公安部队战士冲进香烛铺子,朱老板估计那位“龙先生”早就逃得不知去向了。

问过朱老板,两个侦查员又分别向店里的全部店员及后面作坊的伙计了解情况,所说跟朱老板大同小异,没有人曾经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位“龙先生”,当然也就谈不上提供相关信息了。王兴青问朱老板店里是否还有其他人,朱答称还有一个学徒小张,被差遣去给客户送货了,已经去了一阵,按说应该回来了。正说着,小张进了门。侦查员问下来,竟然问出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与钟老四一起来的还有一人,巧得很,小张认识,这人以前和小张家做过街坊。

据小张说,昨天出事前,他被老板差遣去送货,出门后刚刚走到隔壁竹器店门口,就看见钟老四三人出现在香烛铺门前。小张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个矮个子是以前的街坊,姓宋,因为长着一双三角眼,人送绰号“宋三角”。四年前小张家搬迁,就再没跟“宋三角”见过面。昨天,“宋三角”、钟老四及另一个男子来到香烛铺门口后,四下警惕观察一番,钟老四跟“宋三角”低语几句,就和另一男子进了店堂,“宋三角”则朝西面走了。

王兴青、谢龙王向解登峰汇报了上述情况,解登峰让他俩接着往下查摸这个姓宋的主儿,调查过程中可以见机行事,如果正好撞到,那就当场逮捕;没把握的话,就设法弄清楚其落脚处,由专案组另外安排力量抓捕。总之,一定要弄个活的“宋三角”过来。

香烛铺学徒小张以前住在三段巷,王兴青、谢龙王便前往三段巷的管段派出所了解“宋三角”的情况。派出所留用警察老邢说这个姓宋的我知道,叫宋德安,是个地痞,帮会人士,跟土匪也有来往,早先确实在三段巷住过数年,大约是在前年春上举家搬离,去了哪里不清楚,不过,户籍档案里应该是有的。说着,他就搬出一堆户籍资料让两个侦查员翻查。王、谢找到了三段巷的居民户籍旧底卡,可是,逐张查阅下来,却没发现宋德安的名字。

老邢问侦查员知不知道宋德安住在几号。这个,王、谢说不上来。小张提供情况时他们倒是问过的,但小张并不清楚具体门牌,只记得“宋三角”住在巷底那一段。那是一条断头巷,不是必经之路,平时小孩子们是不到那里去玩耍的。好在想要查清楚这一点倒也不难,去三段巷问一下就是了。

半个小时后,老邢返回,说宋德安一家以前住的房子是三段巷133号,那是恶霸许胡子的房产,据说是无偿提供给宋德安一家居住的。宋德安是贵阳郊区人,早年曾当过军阀部队的兵,离开军队后就留在贵阳市内混世界。1948年初,许胡子病亡。其子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旅长,回贵阳料理完丧事,就把三段巷的房子卖掉了,宋德安只好携家小搬离,去了哪里谁也不清楚——这就是宋家没有户口的原因。

侦查员又去找恶霸许胡子的家属了解宋德安的情况。许胡子的那个旅长儿子已经去了台湾,三个女兒倒是都嫁在本地,而且查到了住址。不过,一一登门走访下来,都说不知道其父把三段巷的房产无偿提供给宋德安之事。她们以前只听说那房子给人住着,以为是其父出租的,至于房客姓什么叫什么、跟其父是什么关系,一概不知,许胡子没有告诉她们,她们也不可能打听。

“宋三角”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另一路由专案组长解登峰和留用老刑警普高明对“成记茶馆”东伙进行的调查也没有进展。

“成记茶馆”的老板成兴发具有寻常茶馆从业者那种八面玲珑的本领,见侦查员登门,自是热情相迎。调查刚开始时,解、普两人倒是觉得有点儿希望的,据成老板说,他跟钟老四熟识,解放前钟老四经常跟黑道白道人士在“成记茶馆”喝茶谈事儿。刚想盯着往下打听,却不料成老板话锋一转,说钟老四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和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做了什么事儿不可能跟我说。

侦查员说:“那就说说15日钟老四来茶馆的事儿吧,之前钟老四是否去过你的茶馆?”

“解放后再没来过,哦,除了15日那天。”成老板说,“偶尔听其他茶客喝茶闲聊时提到钟老四,都说他去了云南,也有人说他到泰国做生意去了。干我们这行的,比较关心时政,每次公安局把通缉令、布告什么的张贴到茶馆门口,我都会仔细瞧瞧。解放两个月来,公安局一共张贴过九批通缉令,最后一批上面有钟老四的名字,不过排在最末,也没说具体罪行,就说是土匪,我估计他的事儿不算太大。15日他突然出现在茶馆,我确实吓了一跳。正犹豫着是不是要向公安局报告,枪就响了……”

其实,这位成老板的心思跟香烛店的朱老板差不多,都是墙头草,都在观望,都不愿意跟钟老四这路人马上翻脸。对此,侦查员心知肚明,但目前不宜深究。接着又问出事以后茶客议论了些什么,是否提到过钟老四或者和钟老四有关的人与事,成老板只是摇头。如此,对“成记茶馆”的调查暂时告一段落。

按照分工,侦查员燕生南、金念杰负责调查钟老四的社会关系,这活儿涉及的范围比较大,两个人商量下来,决定先跑看守所和监狱,向关押着的那些与匪特、恶霸沾边的家伙了解钟老四的情况,忙碌了两天,无甚发现。

与此同时,专案组也汇总了各分局报来的在户籍档案中查找的结果,全市二十四万有户籍登记的居民中,姓耿之人倒是不少,但没有一个叫“耿舞莎”的,连谐音都没有。如此,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三、走访耳目

目前专案组所进行的调查,只剩下一路还有希望。前面说过,钟老四进城和下家接头交代重要使命的情报是张思国从耳目处收集到的,因此,专案组把这条线索作为主要侦查方向,指派张思国与另一同系接管干部身份的贵阳籍侦查员倪长慰负责。两人接受任务后,掌握耳目情况的张思国向倪长慰简单介绍了相关情况——

提供钟老四进城情报的耳目名叫汪宏钧,三十六岁,原是米厂机修工,抗战中期应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兵。到抗战胜利退伍回到贵阳时,他已经掌握了修理汽车、摩托车的技术,自己开了个修车作坊。汪早年即为帮会人士,而且辈分还不低;平时为人豪爽仗义,江湖朋友颇多,遍及三教九流多个行业。时间稍长,几个经常去修车的警察局刑警发现汪宏钧那里是个收集信息的好处所,就把他发展为耳目,每月开一份津贴,如果提供的情报有价值,还额外有奖金。贵阳解放后,公安局挂牌的次日,旧警局负责跟汪宏钧联系的那个老刑警张菊初交出了这个耳目关系,市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让张思国接替张菊初,继续保持与汪宏钧的联系。

那么,钟老四秘密进城,汪宏钧是如何知晓的呢?这个,张思国却不清楚。当初从张菊初手里接收耳目关系时,老张介绍了这一行的规矩:耳目只提供情报内容,不透露来源。张思国一直遵守这个规矩。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钟老四被灭口,三字密令无法破解,他和小倪必须说服汪宏钧,让汪说清楚消息来源。

两人随即登门拜访。此时汪宏钧已经得知钟老四被打死的消息,见侦查员上门来问情况,知道这事闹大了,不免忐忑。果然,张思国告诉老汪,说市局已正式立案,我和小倪都是专案组成员,请把您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这关系到我们的破案工作,希望汪师傅理解。到这个份儿上,汪宏钧知道警方是志在必得,老规矩再也行不通了,只得告訴侦查员,这个消息来自他的徒弟小林。

小林是去年由汪的老友王思祖作保介绍过来学手艺的,现年十七岁。这小伙子外表看似木讷,实则心眼玲珑剔透,学修车技术上手很快,半年下来竟已超过比他先进门一年的师兄,汪宏钧很喜欢他。小林自幼父母双亡,是长其十八岁的姐姐林碧蓉把他抚养大的。林碧蓉的命也不大好,十七岁出嫁,两年不到就死了丈夫。婆家是资本家,跟她有个约定,若二十年内不改嫁,她和丈夫的房产就归她。于是,林碧蓉就一直没有改嫁。

小林长期跟姐姐住在陕西路的那套房子里,直到去年跟汪宏钧学手艺,算是长大成人进入社会,这才离开姐姐,搬回祖屋独自居住。当然,姐姐对弟弟是放心不下的,让小林隔三差五就去她那里一趟,姐弟俩一起吃个饭,说说话。林碧蓉蛮会做人,知道弟弟学手艺必须有师傅帮衬,每月总要让小林把汪宏钧请到她那里吃顿饭,临走奉送几包香烟之类的礼品。

汪宏钧不是那种贪图便宜的角色,再说他修车技艺了得,社会上求着他的人不少,想请他吃饭的大有人在,有时候简直难以应付,但他对于林氏姐弟的邀请从来不打回票。这是因为他另有所图——他还兼着一份给警方当耳目的隐秘职业,需要情报来源。跟林碧蓉接触,可以获得他在其他渠道通常难以获取的信息。并不是说林碧蓉本人有多么重要,而是林碧蓉的相好钟老四,此人的行踪就是一份警方感兴趣的情报源。

贵阳解放前,林碧蓉与钟老四就明铺暗盖频频来往,街坊邻里都是看在眼里的,假装不知道而已。这个情况,消息灵通的汪宏钧自然也早就了解。正好他收了林碧蓉的弟弟小林为徒,时不时被邀请前往林家喝酒吃饭,就趁机暗暗探听情况。

汪宏钧比较注意个人安全,为防止自己的线人身份暴露,他每次登门都选在钟老四不在场的时段。贵阳解放后,钟老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少校参谋”,但做的具体工作仍旧是跑交通,还是要化装进城。自己的家肯定是回不了的,林碧蓉家也只是偶尔去一趟。那么,他和林碧蓉在哪儿幽会呢?林碧蓉自从丧夫之后,笃信佛教,每月总会选几个好日子去东林寺烧香拜佛。钟老四干脆在寺庙旁边租房,设了一个匪特分子联络接头的秘密交通点,隔三差五去那边待着,趁机与林厮混。

1月14日,农历十一月廿六,是林氏姐弟的父亲去世十五周年纪念日。上一天林碧蓉就跟小林说好,两人要去东林寺烧香拜佛,这是每年雷打不动的惯例。小林马上跟师傅说了此事,要请一天假,汪宏钧自是一口答应。14日下午,钟老四赶到东林寺,说要请姐弟俩吃晚饭。林碧蓉担心天晚了回城有问题,钟老四说他已经安排好,届时有手下弟兄备马相送,即使城门关闭(为防匪徒武装侵犯,解放军贵阳警备区不定期夜间关闭城门),城外也安排了备宿点。如此,林碧蓉就同意吃了晚饭再回城。

当天傍晚,钟老四在租居内备了酒菜款待林氏姐弟。钟老四贪杯,对酒的喜好甚至超过女人,喝了酒就胡吹乱侃。他这个少校参谋是国民党方面胡乱封赏的,根本没接受过正规训练,连起码的保密意识也没有人给他提醒过。兴致所至,他不但会向相好林碧蓉说些机密,有时林碧蓉的弟弟小林在场时他也会满嘴跑火车。钟老四15日下午将去“成记茶馆”跟人见面的信息,就是次日上午小林上班后跟汪宏钧聊天时说的。

听汪宏钧如此这般说了情报来源后,出于慎重,张思国、倪长慰还是让汪宏钧通知徒弟小林来派出所,他们要当面向这个少年核实情况。侦查员跟他聊下来,又获得了一条之前小林没跟师傅说起过的信息:据钟老四说,他现在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潘方侠长官的下属。该军在贵阳城内设有几处联络点、情报站,还有秘密组织,力量强大。当时小林听着觉得十分惊讶,钟老四还要继续吹下去,却被林碧蓉打断,说老四你跟一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接着就把话题岔开了。

张思国、倪长慰认为,可以以此为切入点继续往下追查。向专案组长解登峰汇报后,解登峰深以为然。正好其他几路人马都无功而返,解登峰遂决定把所有侦查员都集中到这一路进行调查。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具体情况还有待于当面向林碧蓉了解。1月18日晚上七点多,张思国、倪长慰、金念杰、普高明由小林引路,前往其寡姐林碧蓉家。谁知,待侦查员找上门去,林碧蓉却不见影踪了!

四、昏迷不醒

林碧蓉家住陕西路,在小林带领下,几位侦查员来到林家门前,却是铁将军把门。小林觉得奇怪,说我姐晚上从来不出门的,今天这是怎么了?一边说着,一边掏出钥匙开门,说要不咱们先进去坐一会儿,天儿冷,我给大伙儿沏壶茶,我们边喝边等。

几人进门,侦查员出于职业习惯,自是里里外外各处查看了一番,未发现可疑迹象。于是,就坐下喝小林泡的大叶茶,一边喝一边向小林打听林碧蓉平时的生活情况。看时间已经过去个把小时了,还不见林碧蓉回来,小林有点儿着急了。侦查员也隐隐觉得似乎不对头,张思国说要不咱们问问邻居,没准儿她出门时给邻居留了话让转告小林呢。

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侦查员敲开了右邻郁家的门,郁家女主人说下午四点半左右林碧蓉随一个中年男子出门了,临走时给左邻黄大婶留过话,说的什么不清楚。侦查员又敲开左邻家门,黄大婶说有这事,下午四点半前后有个男子来找林碧蓉,本地口音,穿灰布长衫,没戴帽子,前额垂下一撮白发,其余头发倒都是黑的。那人可能是第一回来林家,这一带都是三家合用一块门牌,林碧蓉、郁家、黄大婶都是231号,那人先上了黄大婶家,一问林碧蓉是住在隔壁,告了声“打扰”,又去敲隔壁的门。林碧蓉开门,把来人让进屋。也就不过待了三五分钟,那人和林碧蓉一起出来了。林碧蓉锁上门,来到黄家门口,没进门,就在外面对黄大婶说她和这位朋友去外面走一趟,晚饭不回来吃了,但晚上肯定会回来,如果一会儿小林过来,请黄大婶转告一声,让他自己下碗面条吃。黄大婶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小林回来,料想晚饭是在修车作坊吃了,也就把这事放下了。

小林听着,愈加忐忑不安,说他姐姐平时很少跟外人交往,怎么会跟着一个陌生男子外出吃饭呢?张思国安慰说,这个男子未必是陌生人,尽管他敲错了门,但这只能说明他没来过这里,并不一定不认识你姐姐,否则,你姐怎么会让他进门说话呢?至于出去吃饭,也不一定是那个男子请她赴宴,有可能是请她去某一个地方跟某人见面,她从时间上推算,认为来不及回家吃晚饭了,所以留言请黄大婶转告。

一番话让小林心下稍安,可他不知道,几个侦查员心里比他还要忐忑。林碧蓉是专案组急于接触的对象,破案的希望就在她身上,如果她失踪甚至被害,手头的线索可就全都断了。那么,眼下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正一时没主张的当儿,专案组长解登峰带着侦查员燕生南过来了。

张思国等人七点多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任何回信,不知他们找到人没有,解登峰越等越心焦,干脆和燕生南一起过来看看。刚刚问明一应情况,正在盘算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势时,林碧蓉却回来了。

林碧蓉是被一辆黄包车送回来的,车子在门口停下时,车夫按了下车铃。屋里的侦查员马上出门查看,见林碧蓉歪倚在篷厢座位上,挨近前去欲待细看,马上闻到一股浓重的酒气。车夫见这户人家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公家人模样的汉子,担心惹上麻烦,连车钱也没敢要,待小林把林碧蓉扶下车,调转车头就要离开,被张思国拦下,说师傅稍等,车钱我们是要付的,不过,你先给我们说说,这个乘客是怎么坐上你的车的?

车夫说最近几天晚上坐车的客人很少,他在外面转了好一阵也没有人招呼要坐车,天有点儿冷,不好受,寻思回家算了。回家途中经过乐群路(今合群路)状元街(今夏状元街)时,在路口被这个女乘客招手唤停了。当时她还没有如现在这般醉成一摊泥似的,神志还算清醒,不过好像已经站不稳了,扶着电线杆硬撑着,是车夫把她搀上车的。

说话间,小林又是摇晃又是呼叫的想把姐姐唤醒,但林碧蓉没有反应。专案组长叫过车夫,亮出证件,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正在执行任务,请你把这人送到医院去,车钱回头一并支付。

把人送到医院,立刻抽血化验。化验结果,林碧蓉体内并无酒精检出。医生皱起眉头,说看来这个女人是着了什么人的道道儿了。不过,她身上这么浓的酒精味儿又是怎么弄的呢?解登峰意识到遇上了一个书呆子,忍不住笑着说如果我拿一瓶烈酒泼在你身上,你身上有没有酒味儿?医生恍然,说原来如此,那么这个女人一定是被人下了药。同志,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您可能不知道贵州这地方给人下蒙汗药的手段,那都是深山老林里的猎户祖传下来的方子,猛兽都不在话下,别说麻翻一个人哩……解登峰打断他,那你还不赶紧抢救!这个人对于我们的破案工作非常重要,无论如何要让她清醒过来!

那个年月的医疗手段远比现在落后,贵阳这样的城市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大都市相比,更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医生对林碧蓉的抢救,不过就是使用可以促进肝脏肾脏代谢的药剂,加快将体内不知名目的有毒药物排泄出来。如此一连挂了三瓶盐水,林碧蓉仍旧昏迷不醒。由于不知毒物的成分,医生束手无策。

就这样,林碧蓉莫名其妙地成了植物人,直到两个月后由小林的师傅汪宏钧请得一位彝族老人来诊断,灌了一剂自己配制的草药,林碧蓉这才苏醒过来,但记忆力大受影响,所有熟人中只认识嫡亲弟弟小林。这时,案子已经破获,专案组也已解散多日。

那么,断了林碧蓉这条线索,案子是怎么侦破的呢?实际上,破案的线索还是循着林碧蓉其人追查下去的,不过不是查她本人,而是查她被害的情况。

调查是从林碧蓉被害的次日,即1月19日下午开始的。那天下午,王兴青和另外三个侦查员把黄包车夫老朱带到昨晚林碧蓉上车的地点乐群路状元街路口,请其现场陈述了当时的情况。侦查员分析,林碧蓉是在家里的时候突然被人请出门的,给邻居留话让转告其弟小林自己做晚饭,说明可能来人已经道明要请她出去吃饭,或者不是专为请吃饭,但提及过晚饭就在外面吃了。她是在乐群路状元街路口迷迷糊糊叫了老朱的黄包车的,那么其用晚餐的地方应该离现场不远。因此,侦查员决定访查现场附近方圆一里地之内的所有饭馆。

至当天晚上九点,侦查员跑遍了划定范围内的大中小共十九家馆子,从老板、账房一直问到每个跑堂,昨天夜市竟然没有一家接待过具有“一撮白”特征的中年男子和与林碧蓉的体貌特征相符的女性顾客。

当天深夜,专案组开会分析了情况,从想到的几种可能中选择了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林碧蓉可能是被“一撮白”带到其他地方去吃的晚饭,药性开始发作时,“一撮白”或其同伙把她送到乐群路状元街路口。当时林碧蓉尚未完全丧失神志,还知道自己叫车回家。如此,那就得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全市各区了。

从次日开始至1月22日,专案组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走访全市九个区的所有饭馆和饮食店摊。可是,三天跑下来,还是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到这时,大伙儿只好不无沮丧地面对最后一种可能性——“一撮白”没有带林碧蓉下饭馆,而是把她带到家里(自己家或别人家)吃的饭。

继而,有侦查员提出疑问,这个吃饭的地点是在乐群路状元街路口一带呢,还是在其他地方林碧蓉先被下了药然后送到这个路口的?这个问题专案组肯定是需要考虑的,而且,大家的心思都一样,希望是前一种可能,否则麻烦就大了。之前对全市九个区的饭店、饮食店摊逐家走访之举虽然麻烦,毕竟还是有可操作性的,若是对全市住户进行访查,只在理论上行得通,实践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专案组一番讨论后作出决定,调查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对乐群路状元街路口一带的居民家庭进行访查,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一撮白”和林碧蓉在1月18日傍晚出现过;另一路则是另辟蹊径:调查“一撮白”其人的蛛丝马迹。

这两步走下来效果如何呢?此刻谁也不清楚。

五、查找“一撮白”

专案组八名侦查员一分为二,组长解登峰和侦查员燕生南、谢龙王、金念杰在派出所民警协助下走访乐群路状元街路口区域的居民;张思国与王兴青、普高明、倪长慰负责调查“一撮白”的情况。

第一路侦查员走访了两天,尽管有居民反映了一些疑似线索,但要么查不下去,要么根本没法儿查。第二路侦查员的访查情况倒是令人兴奋。

循着“一撮白”往下追查的主意出自侦查员张思国,这与他掌握着几个耳目便于获取此类情报信息有关。在案情分析会上,张思国提出一个观点:“一撮白”和林碧蓉以前就认识,甚至比较熟悉。

据林碧蓉的弟弟小林所言,以及小林的师傅汪宏钧跟林碧蓉接触下来的观感,林碧蓉尽管跟钟老四有那份男女暧昧关系,但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她委身于钟老四,大概是出于报恩之念(林与钟的相好始于蒙难被救),此外没听说过她跟其他哪个男子有过不明不白的关系,平时家里也没有陌生男子登门,更没有在外面招惹异性。小林还告诉侦查员,解放前钟老四不时带上些狐朋狗友到她家吃喝,她姐姐顾全钟老四的面子,没表现出什么,但心里是比较反感的。那些狐朋狗友离开后,她总是告诫钟老四,以后尽可能不要把外人带到家里来。钟老四这人脾气不错,也算通情达理,而且很珍惜他跟林碧蓉的这段感情,听林碧蓉唠叨了几次,最终答应了她的要求,不再带外人去林碧蓉家。

由此可见,那个“一撮白”突然登门,只用了三五分钟时间就能说服林碧蓉跟其出门,还接受了饭局邀请,这只能表明“一撮白”以前跟林碧蓉见过面打过交道。尽管从他认错门户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从未来过林碧蓉家,但他跟林碧蓉并不陌生,说得上话。当然,说得上话并不等于就能得到林碧蓉的信任,而林碧蓉的性格又一向比较“冷”,除了救命恩人钟老四,对其他匪类比较排斥。林碧蓉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作出了跟“一撮白”出门的决定,一定是对方请她出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让她無法拒绝。

张思国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侦查员的重视,大伙儿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第一,这个“一撮白”可能之前曾出面宴请过钟老四,或者参加过别人宴请钟老四的饭局,而钟老四当时把林碧蓉也一并带去了——据林碧蓉的弟弟小林说,这样的情况曾有过数次,只是时间、地点之类的细节姐姐并没有提起。林碧蓉与“一撮白”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认识的。第二,“一撮白”跟钟老四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应该不是江湖哥们儿那种性质,否则他不会没去过林碧蓉家;即便真的没去过,作为铁哥们儿,钟老四告知其林碧蓉的住址时也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尤其应该讲清楚,该址三户合用一个门牌,林碧蓉住在其中哪一户。钟老四是资深交通员,还被封为“国军少校联络参谋”,对于地址之类的信息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不至于交代不清。而“一撮白”那样的家伙,自然也是机警过人,纵然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这种事儿也是不会忘记的。

可是,如果不是江湖哥们儿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那就只有从“工作关系”上去考虑了。钟老四干的是跑交通,方方面面的关系当然很广,但这种关系是有区分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又分长期和临时,长期关系就是他所属的那支所谓“第一集团军”的土匪队伍中的上司和部下,临时关系就是在执行某项使命时其所在的临时团队中的上下级。专案组分析,那个“一撮白”可能就是钟老四进城执行某项特别使命时由被联络方指派的联络员。这个联络员对于钟老四来说可能比较重要,因此他曾对林碧蓉说起过。当然,他不会告诉林具体细节,只是以“朋友”、“哥们儿”的名义来作介绍。

1月15日下午钟老四在“成记茶馆”门前被同伙暗杀,林碧蓉肯定非常难过。她在家里设了灵堂,还戴了孝,甚至还让弟弟小林打听钟老四在贵阳的家址,说要去与钟老四的遗孀商量为老钟收尸(钟老四的尸体还在医院太平间里保存着)事宜。在贵阳已经解放两个月的政治气候下,能为一个死去的土匪情夫这样做,这个女子真是够痴情的了。估计匪特方面考虑到我方公安人员必定不会放弃对钟老四之死的调查,而这种调查百分之百会牵扯到林碧蓉身上,为掐断警方追查三字密令的所有渠道,决定对林封口,执行封口任务的就是“一撮白”。

专案组进一步推断,既然“一撮白”与钟老四之间是“工作关系”,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准备在“成记茶馆”跟钟老四接头的那个下家。分析至此,追查“一撮白”的意义和重要性立显。但怎么才能找到“一撮白”呢?众侦查员各抒己见,专案组长解登峰却把目光扫向张思国。张思国手中有不少耳目关系,通过这些耳目追查“一撮白”应该是最容易见效的办法。

解登峰遂决定由张思国主持这项调查,给他配备了王兴青、普高明、倪长慰三名助手。四人接受使命后,进一步分析案情,认为“一撮白”很可能是奉特务组织之命加入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的特工。林碧蓉的邻居黄大婶说他操一口贵阳话,说明他很可能是贵阳本地人。特务机关选派潜伏特工,当然首先要考虑安全问题,在这方面,本地人应该比外埠人更容易立得住脚。张思国说,这厮既然是奉命加入匪帮组织从事特务活动的,那他肯定要跟土匪一起混混,这就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可以据此查访到一些线索。至于他额头的那一撮白毛,特征虽然明显,但我觉得那更可能是有意的伪装,用以更好地掩护自己,转移我们的侦查视线。对此,另几位侦查员都表示赞同。

当天中午至下午三点,张思国在不同地点秘密约见了他所掌握的七名耳目,当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警方是要向耳目支付活动津贴的,张思国许诺,如果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经调查属实的,将加倍支付津贴作为奖励。当然,调查工作不能完全依靠耳目,张思国和另外三位侦查员一番商量后,决定前往林碧蓉的住处一带逐家走访,打听最近是否有人来找过林碧蓉。

与林碧蓉家相隔七八家开外有一家烟纸杂货铺子,杂货铺老板杨友仁的妻子丁氏提供了一个情况。15日下午,丁氏去附近的马路菜场买菜,曾看见也挎着个竹篮子去买菜的林碧蓉在路边和一个男子说话。那个男子丁氏曾见过至少三次,每次都是跟着钟老四一起上林碧蓉家。给人的印象,那人很像是钟老四的跟班或保镖之类,进门后只稍稍待上片刻,可能喝碗茶吃份点心后就出来了。出来后却并不离开,也不守在林碧蓉家门口,而是在门外二三十户人家之间来回溜达,走累了就在随便哪家店铺前借条板凳坐下,也不跟任何人聊天,点支烟抽着,一双三角眼扫视着周围的动静。钟老四对这个跟班很好,每次从林碧蓉家离开时,总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两句赞扬的话。

丁氏提供的信息使侦查员大感兴趣,立刻向其他邻居及周边店铺了解相关情况,证实丁氏所言不谬,至少有四五人表示他们也曾见到过那个跟班在林碧蓉家门前溜达或者小坐的景象。专案组成立伊始,钟老四被杀现场、“成记茶馆”对面“大行香烛铺”的伙计小张告诉过侦查员,在枪案发生之前,钟老四是带着两个伴当模样的汉子来香烛铺的,其中一个没有停留,钟老四与其耳语数言后即行离去,另一个则在混乱中开枪射杀了钟老四。当时侦查员分别向香烛铺的老板、店员打听过那个离去伴当的年龄体貌,大致上跟此刻丁氏及其他邻里所说的那主儿相似。

想必此人就是之前调查过但未能查到线索的“宋三角”宋德安了。难道当时钟老四耳语数言的内容就是差遣宋前来跟林碧蓉见面,传达什么事儿?宋德安过来后见林碧蓉家锁着门,就寻到菜场去了?至于钟老四有什么事儿必须在和下家接头前立刻通知林碧蓉,目前无法知晓,只有找到宋德安后才弄得清楚了。

可是,上哪里去找宋德安呢?张思国多生了一个心眼,在向组长汇报时,提议是否请另一路由组长解登峰负责在乐群路状元街访查的侦查员也顺带向群众了解一下宋德安的情况。这个建议被解登峰采纳,很快产生了效果。1月24日晚上七点多,解登峰和侦查员金念杰在走访居民姜耕才时,姜耕才说他只听过钟老四的名字,从没见过本人,但有关钟老四那个跟班的情况,他倒是知道一点儿。

据老姜说,宋德安以前曾在南门老关帝庙后面的那条小巷里住过半年左右,而老姜的妻子任氏的娘家就在关帝庙对面,因此,那主儿出出进进时曾被回娘家看望父母的任氏瞅到过几次。宋德安当然不会对任氏这样一个寻常妇人留下印象,但任氏记性好,而且听娘家兄弟说过,这个姓宋的當过军阀的卫士,据说枪法了得,能百步穿杨,现在给一个姓钟的土匪头目当保镖。任氏就记住了这个人物,回家和丈夫闲谈时,又把这事告诉了老姜。

次日,1月25日,侦查员前往南门老关帝庙一带访查。关帝庙旁边那条小巷就叫“关帝庙巷”,曲曲弯弯,又窄又长,住着百多户居民。打听下来,老住户都还记得以前确实住过一个姓宋的单身汉,不过很快就搬走了,什么原因不清楚,迁去哪里也是谁都说不上来。继续挨家挨户询问,到下午两点多,终于从一个曾和宋走得稍近、偶尔一起喝酒的单身汉窦某那里打听到了宋的行踪:宋德安早已成家,还有一份职业,据说是“协理土特产商行”的采购员,但平时好像不大去商行上班。

侦查员返回后向组长一汇报,解登峰悄悄跟张思国说,“协理商行”我知道,那是公安局内控的一处所在。有情报说该商行是土匪在贵阳城里开设的,明里做土特产生意,暗中却干着收集情报、隐赃销赃和接应外地匪特的活儿。如果宋德安在那里工作,还真有点儿麻烦,往下怎么办,我要请示领导。

对“协理商行”进行暗中监控之事是公安局长赵锦禄亲自抓的。解登峰去请示时心里有些忐忑,他知道眼下还不宜对该商行动手,否则可能打草惊蛇。如果宋德安确实是该商行的人,领导出于大局考虑,多半是不会同意动这主儿的。那样的话,专案组就只好放弃这条线索了。可问题是,除了宋德安,专案组目前并不掌握其他有价值的线索,这案子该怎么继续侦查下去呢?

他心里的这块石头直到见了赵局长后才放下。赵局长说,有情报表明,宋德安早在前年夏天就离开那家商行了,据说是因为跟商行内部的人喝酒时吵架,不但动了手,还差点儿开枪扔手榴弹,土匪方面就把他和另一个家伙撵出去了。当时贵阳还没解放,宋德安被开革后另找出路,就给钟老四当了护卫。现在去商行找宋德安,当然找不到。如果专案组去调查宋的情况,难免惊动了商行的人。不过,赵局长在商行内部也有眼线,他对解登峰说,关于宋德安的情况,我让另外的同志想办法查一查,有消息尽快通知你们。

1月26日深夜,专案组根据赵局长提供的情报,在贵阳近郊的贵阳专区驻地花溪镇将藏匿于此的宋德安逮捕,随即连夜进行讯问。

宋德安交代,他是猎户出身,少年时即练就一手好枪法,当过兵,担任过军阀的护卫。离开行伍后就在贵阳定居,先后从事过工厂守夜人、公路局稽查、私家保镖、武馆助教等职业,但都做不长。抗战胜利前一年,因得罪豪强惹了祸,遭到追杀,只好投奔土匪帮伙。以他的枪法和行伍经历,自然是土匪非常欢迎的对象。在土匪窝混了一段时间,被派到贵阳城里的“协理商行”干起了地下交通。后因酒后跟同伙发生冲突被开革,遂投奔老相识钟老四,做了钟的贴身保镖。贵阳解放前夕,钟老四所在的匪帮被国民党收编,成为“新编第一集团军”中的一部,由刑事土匪转变为政治土匪。钟老四被任命为少校,宋德安也得了个中尉军衔,可以领一份军官薪饷。不过,被收编至今至少已经四个月了,只发了一个月的薪饷,其余的还欠着。

然后,就说到了钟老四命案。匪帮被收编后,执掌权力的除了原先的大中小首领,还有台湾派来的特务。少校联络参谋钟老四所管的那十几号交通员原都是听他的指挥,收编后来了个四川口音的特务,叫莫梓君,说是协助钟老四,其实是把钟的权力架空了。莫掌握着台湾方面提供的金钱,更别说空投来的新式美制武器、高爆手榴弹等军火,那些有奶就是娘的家伙全都见风使舵,听从莫梓君的差遣,只有宋德安讲义气念旧情,依旧对钟老四忠心耿耿。

进城传达口头密令的差使,是由集团军总司令长官潘方侠亲自向钟老四下达的,莫梓君是否知晓,宋德安不清楚。钟老四自由散漫惯了,一直不习惯特务对匪帮的正规化管理,接受使命后似是不爽,宋德安听到他自言自语骂骂咧咧,也不知是对上司还是对莫梓君。不过,据他对宋德安说,他是愿意出这趟差的,混进贵阳城,就可以跟林碧蓉见面了。考虑到1月14日正好是林氏每年一次给亡父烧香的日子,钟老四决定提前一天去东林寺那边的“工作站”住一宿。

不料,莫梓君却把前两天刚从外地过来的特务老邬派给钟老四做跟班,说这是潘长官的命令。钟老四背地里跟宋德安嘀咕过,说这个姓邬的不是善类,跟莫副官(莫梓君)是一路的,官府派下来的家伙,让宋德安以后对其多留点儿心。14日晚餐时,钟老四让宋德安和老邬两个另行用餐,不让参与其款待林氏姐弟,老邬极为不满,当场就要翻脸,被宋德安劝住了。钟老四原准备15日进城办好正事后去林家,已经跟林碧蓉私下说好了,但进城后不知为何又改变了主意,在去茶馆接头前,让宋德安立刻去通知林碧蓉。

然后,侦查员问到了那个“一撮白”,宋德安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号。不过,干这行的,应该不会显露容易被人记住的任何生理特征,如果那主儿额头上果真有一撮天生白发,必定会修剪掉,以免给人留下印象。由此推测,那人的一撮白发是故意弄出来误导人的——这个说法跟之前专案组的分析倒是不谋而合。

宋德安虽然落网了,但他的交代对侦破本案似乎并无价值。解登峰正大感失望时,忽然传来一个意外消息:“一撮白”落网了!

六、畏罪自杀

“一撮白”的落网其实并不完全属于意外,在这之前,参与调查其线索的侦查员燕生南已经在领着临时从分局借调的便衣民警和社会治安积极分子在悄悄蹲守了。

解登峰、燕生南、谢龙王、金念杰四名侦查员负责在林碧蓉上黄包车的乐群路状元街路口一带进行查摸。那里是贵阳的热闹地段,住户密集,光凭他们四人,想在短时间内挨家挨户都走访到,显然是有难度。于是,就跟分局和派出所联系,临时借调来八名便衣民警和治安积极分子,三人一组,分成四路,以路口为中心分别向周边四个方向进行调查。

燕生南于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一入伍就被分派到江汉军区保卫部,曾接受过专业训练。1949年春,贵阳解放前半年,他奉命潜入贵阳市从事地下工作。贵阳解放后,他成为市公安局便衣队的一名副股长。燕生南算得上是一个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侦查员,在案情分析会上听了张思国关于“一撮白”的那撮白发的分析之后,马上想到了贵阳市唯一的那家出售假发的店铺“顶上斋”。

“顶上斋”是一家专售理发工具以及与理发行业有关用品的店铺,不大,只有一个门面。该店租借民居作为营业场所,巧得很,去年燕生南奉命潜伏贵阳从事地下工作时,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住所就在该店楼上。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1月贵阳解放,因此对该店的业务情况有些了解,和店主夫妇也熟悉。到公安局工作后,上街办事偶尔路过时,还要进去看看,喝杯茶,跟店主夫妇聊会儿天。燕生南认为,如果“一撮白”确实是戴着假发的话,那假发有可能就是从“顶上斋”购买的。这种只有一撮白发其余都是黑发的假发套应该属于特殊商品,“顶上斋”不会备货,“一撮白”若要购买,只有向店家订购。这种买卖店方怕是一年也遇不到几次,应该留有印象。

燕生男便决定到“顶上斋”去撞运气,这运气似乎还真给他撞着了。店主老罗说确曾有人来向他订购过假发套,那还是去年10月间的事儿,当时还没解放。来人是个四十岁不到的男子,瘦高个子,说贵阳当地话,从穿着举止估计,可能是生意人或掮客之类。那人订了两个假发套,一个是普通的黑色定型发套,另一个就是前额垂下一撮白发的。有这种要求的顾客,老罗打自开店以来还没遇到过,不禁觉得奇怪。他寻思对方会不会是演戏的,这样的假发套是作为道具使用的,便试着跟顾客商量,问是否可以把黑发染白,那样制作起来容易些,价钱也可以和普通的黑色假发套一样。但对方一口拒绝,坚持要真正的白发,不能以染色来替代,还说他来取货时要当场检验。至于价格,高些没关系。于是老罗也就不客气了,就为这一撮白发,加价百分之三十。对方二话不说立刻付了定金。

老罗夫妇用了三天时间,精心完成了那个假发套。对方来取货时果然验收得很仔细,对其中两个细节不满意,让老罗的妻子当场为其修改。那天正下雨,那人又是傍晚过来的,店里已经没有一个顾客。等候修改时,老罗请那人喝茶,边喝边聊了几句。对方说他就住在这附近,是做生意的,但没透露是掮客还是自己经营店铺,也没说是哪一行的。送走对方后,老罗妻子说她曾见过这个人,有几次在店门前经过,不过是穿长衫的,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

此刻对于燕生南来说,已经算是发现了一条新线索的线头了。他问过老罗后,又跟罗妻聊了一会儿,了解到那人路过“顶上斋”时一般是早上或傍晚,推断对方可能是在学校或者哪家商行、公司上班的,在附近有住房,但不一定经常住在这里。

向解登峰汇报上述情况后,解登峰跟燕生南就蹲守还是访查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决定选择蹲守——访查可能会打草惊蛇,对方要是来个不辞而别,那就糟糕了。随即,专案组向分局、派出所临时借调人手,由燕生南率领,在“顶上斋”周围化装蹲守。

1月27日上午八时许,“一撮白”被燕生南和治安积极分子小邢发现,当场将其拿下。被捕时,他并没有戴那个有一撮白发的假发套,留着平顶头,脑袋上扣着一顶黑呢礼帽,长袍马褂,手里还有一根文明棍,正坐着黄包车从“顶上斋”门前的街道上经过。但燕生南的眼力厉害,第一时间就将其锁定了。

“一撮白”落网后,专案组立刻进行突审。“一撮白”的真名叫崔先鹤,贵州省修水县人,三十六岁,初中毕业,二十一岁时奉父命到贵阳投奔开商行的叔父。叔父无子嗣,视其为亲子,一心要将其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老板,然后把商行交其管理,将来就作为遗产相赠了。可是,崔先鹤对此并无兴趣,干了半年便去了南京,投奔其父的一个朋友。那人姓甄,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旅长,跟戴笠有私交,听崔先鹤说了一应情况后,把他推荐给复兴社。可是,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却没有答应,说上期训练班刚结束,待下一期招生时再过来。这样,甄旅长就把他介绍到警察训练所当了一名管理员。

次年抗战爆发,崔先鹤随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又去重庆。此时警察训练所已不复存在,甄旅长也不知调防何处,崔先鹤与其断了联系。好在他在警界已交了一些朋友,经人介绍进了重庆市警察局。当了两年多警察后,有一次在防空洞躲避空袭,他奉命维持秩序时,巧遇前来躲避的戴笠,马上想起了戴跟甄旅长的关系,于是鼓起勇气上前跟戴笠说话。戴笠竟然还记得当年的许诺,问明崔先鹤的现状,让他等候消息。一周后,有人来找他(估计“军统”已经把他的情况调查过了),说国难当头,正需要他这样的优秀青年,云云。

就这样,崔先鹤跳槽去了“军统”。去是去了,但人家并没把他当盘菜,只是打发到息峰监狱当了一名看守员。进了“军统”,就不是隨便可以离开的了,崔先鹤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戴笠死后方才获准复员。因为他算是南京警方的履历,就让他回南京去。但首都警察厅却拒绝接收,也没有说明理由,反正就是不收。崔先鹤火了,干脆去上访。当时“军统”正在裁员,受到“不公待遇”的特务很多,大伙儿就抱团闹腾,有的还叫上了家属一起请愿。如此一直折腾到1947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原“军统”局又需要招收特务了,崔先鹤终于得以“归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培训,崔成为了一名行动特工。

1949年9月,崔先鹤在广州接受使命,到贵阳潜伏。不过,崔先鹤的这种派遣任务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比较罕见。上司指令他去贵阳后以药材掮客身份为掩护,但并不属于贵阳当地的任何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而是类似于独行侠。上峰告诉他,需要的时候,会通过密信或当面通知等方式下达任务指令,至于任务,自然是暗杀、爆炸、绑架之类的活儿。崔先鹤交代,自潜伏以来,除这次针对林碧蓉的一个动作之外,并没有接到过其他命令。他一直在老老实实做掮客生意,钞票已经挣到不少了,这个有账目可查。

侦查员于是请教:“什么叫‘一个动作?你倒是解释一下。”

崔先鹤的解释是,1月18日中午,他在药材经纪人事务所忙完一应事务,出门想到附近吃碗面条,迎面过来一个男子,左手三指交叠朝他做了个暗号,双方随即对上了接头暗语。对方交代了以下使命:明天下午四时过后,去陕西路231号找一个名叫林碧蓉的女子,将其带到指定地点。

事情听上去就是这样简单。按照特工纪律,崔先鹤只有听的份儿,至于那个女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她带出来,那就不是他可以知晓的内容了,更不可以打听。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还要继续往下“讨教”:“既然你和那个女人并不相识,她凭什么听你的话,乖乖地跟着你出门?”

崔先鹤说,接头时对方跟他交代过,和林碧蓉见面后只要说是钟老四的朋友,去商量一下如何操办后事,钟老四还有留给林碧蓉的东西需要当面交割,林碧蓉肯定会相信。崔先鹤登门后就是这样说的,林碧蓉果然没有生疑,让他稍等,进卧室换了件衣服梳理一下头发,就跟着他出门了。两人步行了十来分钟,到“金银大戏院”门前的那块巨大的海报牌前驻步,等了片刻,一辆三轮车在他们面前停下,篷厢的棉帘掀开一条缝,露出一张中年女子的脸,语气亲切地对林碧蓉说:“大妹子,请上车。”

林碧蓉一声不吭地上了车,和那女子并肩而坐,棉帘放下,三轮车迅速离开了。说到这儿,崔先鹤就打住了。侦查员催问:“往下说啊!”

崔先鹤摇头:“往下……就没有了。”

解登峰从主审座位上站起来,双目如炬盯着崔先鹤:“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你,凭三句两句就想撇清干系,你觉得可能吗?”

崔先鹤却是面不改色,语调也平静如初:“长官,我说的全部是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其他事情。我不知道林碧蓉被那个女子带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但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跟我无关。这个,你们可以调查的。”

解登峰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调查?依你说,我们应该怎样调查?”

接下来,崔先鹤的那份镇静有了解释。这人毕竟曾在警察训练所待过,又在陪都当过警察,知道保留证据的重要性。那天把林碧蓉送到戏院门口,那辆三轮车一出现,他就看清楚了三轮车的牌照号,并且牢牢记在心里。此刻,他报出了牌照号码,又对侦查员说,只要你们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到车夫,顺藤摸瓜查出接走林碧蓉的那个女人,她的口供就能证明我没有说谎。

专案组当即决定往下追查。1月28日中午,侦查员找到了那辆三轮车的车夫吴大根,可打眼一看,和崔先鹤所说的那个在戏院门口出现的车夫的相貌相差甚远,便知可能有隐情。问下来,果不其然——

吴大根说,他向车行包租的那辆三轮车前几天临时租给朋友老伍了。老伍是什么角色呢?以前也是车夫,解放后经一个親戚介绍,去第六区政府当了一名杂工。侦查员马不停蹄找到第六区政府,但对方告知老伍下乡去了。再奔乡下,辗转找到本人,老伍承认曾向吴大根租了三轮车,租期是三天,21日已还回去了。车是代一个姓何的朋友租的,老何以前也是车夫,后来改行做了饭店厨师。至于租车的原因,他就不清楚了。侦查员仔细问了问何某的年龄长相,跟崔先鹤所说的那个车夫相似。

这时已是傍晚,侦查员还是马上着手调查何某其人。何某住处的管段派出所介绍,那人原是饭馆厨师,目前应聘于一大户人家做私人厨师。侦查员一听就觉得反常——厨艺达到做私人厨师标准的差不多就是“腕儿”了,哪有“腕儿”客串车夫的?这大户人家也太不把人才当人才了。再问那家大户,据说是祖上传下了许多产业,城里有工厂商店,乡下有山林农田,海外还有矿山农场。而被称为“老太爷”的那位男主人则是当地名士:辛亥革命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民国前期担任过北洋政府的议员,跟国共两方都有关系。贵阳解放后,军方就曾派员拜访过此公。半个多月前,又奉北京电令将其护送赴京,想必是有重要的事儿要发挥其作用。那个厨师何某是在老太爷离家当天雇佣的,由已在该大户入住半年左右的亲戚柳女士一手操办。

侦查员从分局调阅了柳女士申报非固定居住地临时居民(指解放前一年内从外地来贵阳居住的户籍在外地的居民)的登记材料,上面的照片显示,此女的相貌特征与崔先鹤所说的那个在戏院门前接走林碧蓉的女人相似。至此,基本可以认定该女涉案。

由于名士老先生的特殊身份,专案组不便贸然采取行动。为稳妥起见,专案组一面出动侦查员在分局、派出所增援警力的配合下对该大户予以严密监视,一面向领导请示是否可以采取行动。当天午夜,专案组接到通知:可以对涉案人柳某、何某采取措施,但最好不在该宅第内进行。

这对于专案组来说并不是难事,大伙儿连夜商量了方案,先于次晨把外出买菜的何某拿下,又设计把柳某引离宅第,秘密拘捕。

市公安局局长赵锦禄一直在密切关注行动实施情况,彻夜未眠。接到专案组长解登峰的汇报,说何、柳两人已经到案,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饥肠辘辘,便打算去食堂吃点儿东西。刚走出办公室还没下楼梯,秘书就跑过来请他去接听电话。专案组长解登峰报告:那个名叫柳正萌的女子自杀身亡了!

柳正萌被捕后,随即被押解市局专案组驻地。当时是上午八时许,大伙儿都还没吃早餐,被捕的柳、何也是。于是就让大家先去吃早饭,被捕的柳、何两人分别被关进了两间羁押室。柳、何落网伊始,就已搜过身,把口袋里的物品都抄走了。把他们关进羁押室前,解登峰还让两个女同志再次对柳正萌进行了搜身,之后,两人守在羁押室的铁栅栏门外盯着人犯。

如此措施,要算严密了。两个女同志中一个叫贾婵的,原来在敌工部干过,经常奉命潜入敌方占领的城市跑交通,具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做事也比较仔细,否则也不会把她安排到便衣队当侦查员了。另一位女同志小沈是新参加工作的,原是学医的大学生,还没毕业,贵阳解放后特地回来报名参加公务员(当时称为“干部”)招考。被录用后,原准备将其分配去卫生局,但她再三要求干公安。公安系统正准备培训法医方面的专业人才,就把小沈收下了。因为法医培训还没开始,暂时把她安排到局秘书处相帮干些杂务活儿。此刻看押要犯柳正萌需要两个女警,就临时把她唤来了。

据贾、沈两人事后回忆,柳正萌被捕时双手是铐在背后的,进羁押室前搜身时打开手铐,搜过身后就改为前铐了。看押时,她们不敢有丝毫疏忽,就搬了凳子坐在铁栅栏门前。柳正萌先是站了片刻,然后在狭窄的室内来回踱步。一会儿,她坐到了那张没有被褥的木板床上,侧身背倚墙壁,铐着手铐的双手放在两条腿上。

按常理,关押人犯之前已搜过两次身,室外又有两人看守着,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了。贾、沈两个潜意识中就是受此思维的影响,不知不觉间放松了警惕。正坐在那儿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忽然听见羁押室内有响动,抬头一看,柳正萌已经一头歪倒在木板床上。贾婵“哎哟”一声,一跃而起,用一直抓在手上的钥匙打开门锁,抽开铁栓,待她冲进羁押室时,人犯已从床上滚落到地上,就在她眼前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

随即把柳正萌送医院抢救,已是无力回天。同时,专案组侦查员和法医对羁押室进行了勘验,迅速弄清了柳正萌的死亡原因——服毒自杀。那么,毒药是藏在哪里的呢?可以说,就在一干警员的眼皮底下。

柳正萌被捕时,左手手腕上戴着一个玉镯,质地一般,并无吸引眼球之处。这个玉镯是用白银镶接的,懂行的都知道,凡是镶接的玉石都是残次品,同样质地的玉石制成的玉镯,镶接的价格不及未镶接的十分之一。侦查员对柳正萌进行搜身时,自然发现她戴着这个玉镯,也曾随手按捏过,未发现异常,也就没让她摘下来。谁也没想到玉镯内部会有机关,可以藏匿一粒小药片。柳正萌正是利用这一疏忽,打开了镶接处的机关,服下那颗药片一命呜呼。

震惊过后,专案组侦查员终于缓过神来,又不由得都有一种侥幸的想法:一共抓捕了两个对象,一个自杀身亡了,另一个还在,线索还没完全断啊!

讯问下来,这个姓何的人犯名叫何立山,贵州遵义人氏,十六岁父母双亡。无以为生,就游荡江湖,最后到贵阳当了一名车夫。在拉车时,他结识了一个老乘客应师傅,是做厨师的,一手厨艺在贵阳小有名气。应师傅跟他打了两三年交道,说我观察下来,小伙子你人不错,也很聪明,当车夫有点儿委屈你了。你现在身强力壮当然不在乎,将来老了跑不动了,你还能拉车吗?到那时你靠什么吃饭?继而,他给何立山指了一条出路:跟我学手艺吧,三年满师当厨师。干这行发不了财,但混口饭吃应该没问题,老话说荒年饿不死厨师嘛。

就这样,何立山改行学起了厨艺。满师后,在贵阳大大小小的饭馆打工,随着手艺的不断精进,他的收入也随之提高,比拉洋车不知要强多少。前几年,他在贵阳大公街上的“将军府”担任大厨助手,虽说是助手,但“将军府”是当时贵阳一等一的饭馆,每天顾客盈门不说,出入的还多是上层人物。能在這样的饭馆给大厨当助手的人,其手艺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大厨只负责贵宾的包间以及一些高端的菜品,一般食客点的菜都是由他上厨操作的。

半年前的一天夜市,他照旧在后厨忙碌,根据跑堂报进厨房的菜单烧了一道旧时遵义一带的名菜酸辣扣肉。跑堂端出去后,片刻工夫又匆匆进来,说客人对这道菜赞不绝口,要求照样再烧一道。第二道酸辣扣肉端上桌后,客人让跑堂把掌厨师傅请出去见面。席上坐主宾位置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站起来向他致意,说他烧的是最正宗的遵义菜,问他是哪里人。何立山说自己老家就在遵义,对方随即改用一口遵义话跟他交谈,说她也是遵义人,最喜欢吃这道菜,但贵阳这边的饭馆没一家能做出正宗的酸辣扣肉,今天终于在无意间撞上了,原来还是我们遵义的厨师烧出来的。说着,敬了何立山一杯酒,又示意一旁的男子给小费,那人立刻掏出两块大洋塞给何立山。

这件事过去后,那位女士再也没来过“将军府”,何立山渐渐也就把这事抛到脑后去了。直到一个多月前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厨房忙着,老板进来唤他,说有人找他。他随老板去了后面的账房,里面坐着的客人就是上次见面的那个遵义女同乡。对方热情相待,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她住的地方要雇一个厨师,不知何师傅是否愿意屈就,薪水待遇从优。饭馆老板也在旁边劝说,人家给你的薪水可比我这里高出一半。何立山一听心就动了,但不明白老板怎么愿意放自己离开,后来才知道,对方为了挖他,给了饭馆老板一份好处。

就这样,何立山去了那个当地名士的宅第。其时那位名士已赴京,据说至少要待半年。其两个儿子一个在东南亚经商,一个在台湾当官,三个女儿早已出嫁,都不在贵阳市区,老夫人多年前中风瘫卧,家里住着的都是未成年的孙辈和旧友旧部属的遗眷。原管家因跟贵阳旧警察局有染,据说有民愤,在贵阳解放前夕不辞而别了,暂住于此的远亲小辈柳女士就接替了管家,负责打理一应家务内政。

何立山是个实诚人,他拿着比之前在饭馆打工多出一半的薪水,还有女管家不时给的小费,再说活儿比饭馆掌勺肯定要少许多,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提出可以另外干点儿零碎活儿,不要报酬。柳女士问他除了烧菜还会干啥,他说自己原是三轮车夫。柳女士说这也是一技之长,今后如果用得着,会请你帮忙的,但报酬一定要另算,我雇你时说好是做厨师,另外加派的活儿理所应当另增报酬。

接下来,就有了前几天柳女士请他借一辆三轮车临时使用之事。何立山不知去戏院接那个女人(即林碧蓉)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女管家将其接回家后,在自己的卧室内跟那个女人边吃喝(四道菜肴是他烧好送进去的)边聊了些什么。反正后来柳女士让他把客人送走时,林碧蓉已经醉意颇浓,神志似乎也有些不大清醒了。他奉命把林碧蓉送到乐群路状元街路口,搀扶她下车后,就蹬着三轮车离开了。

何立山如此这般一番交代,侦查员简直要傻眼了——这么说来,这个姓何的厨师兼车夫跟敌特分子柳正萌并无密切瓜葛,或者说是几乎没有关系?专案组开会对此进行研究,两个小时后,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继续调查:第一,报上级领导批准后,对已经处于严密控制之下的那幢被敌特分子作为窝点的名士宅第进行搜查;第二,对该宅第中的所有人进行调查;第三,立刻派员飞赴北京找那位名士询问柳正萌的情况。

三条措施报上去后,于1月29日傍晚得到回复:前两条可以立即实施,但必须秘密进行,不得被外界任何方面察知;第三条不予批准,要求专案组通过其他变通方式予以解决。

专案组立刻派员对名士宅第进行搜查,对居住人员逐个询问。专案组长解登峰与燕生南、张思国等骨干侦查员小范围讨论后,决定找名士已出嫁的女儿调查柳正萌的情况,以替代被否定的第三条措施。当晚搜查的结果是:在柳正萌独居的卧室中,发现一口皮箱,内有手枪、子弹、袖珍高爆手雷、毒药、密写药水和美元、黄金、人民币等。

午夜前,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前往六十里外的青岩镇找名士大女儿调查的侦查员燕生南、王兴青获得一个情况:名士的那位远亲柳正萌确系遵义人氏,原姓柳,后来其寡母改嫁耿姓商人,将女儿改姓耿,女儿长大成人后自己作主又恢复了柳姓。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闻讯顿感振奋——会不会钟老四临终前所说的“耿舞莎”就是柳正萌呢?如此,就要加大对柳正萌生前情况的调查力度。也许查清柳的底细,破案就近在眼前了。

七、意外线索

对名士宅第内的十多个亲友、佣人的调查费了些周折,那些人就像是预先通过气统一过口径似的,包括几个未成年人都一口咬定他们属于“客居”,对主人的情况不清楚,没法儿回答警方提出的问题。幸亏专案组之前对此已经有估料,报请上级与北京方面联系,向那位名士说明情况,得到其理解和支持,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过来。专案组把一应人员集中起来宣读了电报,这些人才表示听从主人的招呼,愿意回答侦查员提出的问题。

1月30日下午,专案组在询问名士宅第内的人员时发现了一个似乎有价值的线索。据两个佣人刘老头儿和曹嫂说,1月16日那天,柳正萌曾携带礼品前往市工人医院探望过一个病人,据说那病人是个警察。侦查员请两个佣人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1月16日一大早,柳正萌就对老刘说让他去买些奶粉、糕点、水果、香烟、茶叶之类的礼品,强调要挑好的买,每样都须成双。刘老头儿照办,把四样礼品买回来交给柳正萌时,柳主动告诉他这礼品是送给一个病人的,那病人是个警察,跟她并不认识,但跟老先生(指宅第主人)熟识,听说他在执行任务时挂了花,所以她要代不在家的老先生前去探望。刘老头儿说礼品有点儿重,而且都是双份的,挤在一起不大好拿,是否需要帮您提着一起去医院?柳正萌先是点头,稍稍一想,又说你不要去了,我让曹嫂帮我拿。

刑警接着去向曹嫂了解情况。曹嫂说确实有这事,那天管家叫她拿了那些礼品,两个人出门后叫了一辆三轮车。到医院后,柳正萌让她在挂号大堂里等着,自己去问询台问明了那个警察住的病房,叫上曹嫂一起去了外科病区。曹嫂跟着管家进了病房,但放下礼品就出门在走廊里等候,这是做佣人的规矩。柳正萌在病房里待了片刻,忽然出来吩咐曹嫂先回去,否则家里的杂务来不及收拾了,自己还得待一会儿,说着给了她车钱。于是,曹嫂就自己叫了辆三轮车回去了。

曹嫂并不知道柳正萌探望的警察叫什么名字,但这不难查,只需给医院打个电话即可。侦查员随即联系医院,吃惊地得知那个受伤警察的名字叫丁坚,是二分局的留用刑警。这个名字侦查员们再熟悉不过,就是他与钟老四在“成记茶馆”不期而遇,导致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可是,柳正萌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

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金念杰汇报了这个情况。解登峰稍一沉思,说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大家去外面呼吸点儿新鲜空气,室内烟气太大,也该开窗透气了。眾人都起身出门,片刻,解登峰把燕生南等四名南下干部唤入室内,关闭门窗,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推断——

1月15日,钟老四去“成记茶馆”与下家接头传达三字密令,之前警方掌握的情况是下家没到,钟老四却撞上了二分局留用刑警丁坚,两人同时拔枪互相射击,结果丁坚负伤,钟老四跳楼企图脱逃,不料被护卫老邬开枪击毙。这一幕是在设伏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几个人都看得真真切切,没有谁对此有过另外的想法。但现在获悉柳正萌曾去医院探望过丁坚,那就给解登峰提了个醒:会不会前往接头的那个下家就是丁坚?

丁坚也是老刑警,或许他上楼后已经发现气氛不对,说不定还认出了其中的某个便衣侦查员,立刻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急中生智,想起这钟老四是警方通缉的对象,于是果断拔枪。而钟老四并不知道丁坚是来接头的下家,只知这个曾经的旧警察熟人已经弃暗投明成为人民警察,此刻拔枪,料想是要下手抓捕自己,于是立刻作出反应……只有如此,才可以解释柳正萌为何要去医院探望丁坚。她的目的自然不是慰问,而是想知道钟老四是否已经把密令(她不一定知道密令的内容)传递给丁了。

考虑到丁坚的留用警察身份,解登峰不便马上把对丁的怀疑在也是留用警察身份的谢龙王、普高明、金念杰面前透露,所以借故把这三位支出去了。现在,他请四位骨干侦查员发表意见,研究下一步该怎么走。燕生南、张思国、王兴青、倪长慰四人认为解登峰的这个推测颇有合理性,当然,还需对此进行缜密的调查。别说丁坚已是一名人民警察,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就算是寻常百姓,这种情况也必须谨慎从事。五人研究下来,最后决定当面接触丁坚本人。

丁坚在医院住了一周,已经出院了,但伤口未愈,仍在休息。他是单身汉,住在公安宿舍,解登峰带两名侦查员过去时,先向宿舍区的门卫了解丁坚出院后的情况,得知他被分局接回宿舍后,一直在宿舍里休养,并未出去过,三餐都是食堂派人送来的。领导和同事们在他住院时都去慰问过,所以这几天也没人上门。

解登峰三人敲门进了丁坚的宿舍,放下礼品,说是慰问兼了解情况。解登峰开门见山询问了柳正萌于1月16日前往医院探望之事。丁坚说有这事,但他并不认识柳正萌,更不认识她的东家,也就是那位名士老先生。当然,老先生的名头他是听说过的,但只是他知晓人家,人家并不知道他这个小警察。因此,柳正萌携带那么些礼品前来慰问时,他感到非常奇怪,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柳正萌一开口就称丁坚是“英雄人物”,再三向他表示敬意,并说她是代表老先生前来探视的,不过,她没有透露老先生在北京暂住之事。老先生是贵州的名人,被称为“爱国民主人士”,人家派人来慰问伤员,即便丁坚不明就里,也不便拒绝接受礼品,何况正好在医院陪床的公安局同事老张也劝他收下,说是不好驳了老先生的面子,否则不利于统战工作,云云。无奈,丁坚收下了礼品。柳正萌在病房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谈话内容无非就是听他说说自己受伤的经过,以及以前是怎么跟钟老四认识的,等等,没有说到过其他情况。然后柳正萌告辞,由老张送出病区。

侦查员随即去二分局找了刑警老张,了解下来,丁坚所言全部属实。柳正萌慰问丁坚的全过程老张一直在场,寸步没离。老张来自解放区,是南下部队的一名副排长,中共党员,进军西南时一条腿负伤,走路有些瘸,遂转业到了公安。他的证言应该没有问题。这下,解登峰等人对柳正萌医院之行的目的感到迷惘了:这算是演的哪一出戏呢?难道真是她自作主张出面代替老先生做了此事?那也不至于呀。丁坚虽然属于因公负伤,但毕竟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钟老四也不是什么危害特大的巨匪,犯不着借此举为老先生捞名声啊。

老张见三人表情凝重,情知此项调查对于他们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尽力回忆,终于想起一个他本以为与专案组的调查并不搭界的情况:送柳正萌离开时,路过医生办公室,柳说要拜访一下医生,向他们表示感謝。老张因为惦着丁坚的安全(他与另一同事受命陪护,同时还承担对丁坚的安保任务,严防匪特对丁实施报复,两人六小时一班,始终不能离开病区),匆匆把柳介绍给外科主任后,就返回病房了。柳正萌跟医生说了些什么,老张不清楚。

解登峰听着倏地一个激灵:外科主任?那不是主持抢救钟老四的那位专家吗?难道柳正萌的“慰问”主意是打在这上面,她是想探听钟老四临终前是否透露过什么?

贵阳市工人医院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医院,在外科方面乃是当时贵阳市实力最强的一家医院。尽管名声很响,但这时的所谓外科主任,其实是副主任——该医院外科正主任尚未到任,由这位闵姓副主任负责医疗业务,行政工作则由军代表执掌。闵大夫系留德医学博士,医技高超,在西南医学界颇有名气。侦查员登门时,他刚完成一台大手术,神态疲惫,但还是乐意接待公安局的同志。不过,大概是个性原因,闵大夫说话不多,能简必简。解登峰也不绕弯子,因为1月15日闵主任和助手孙永烈抢救钟老四时他是在场的,情况他都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只不过提了提,作为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转到1月16日柳正萌拜访之事上了。

闵大夫说有这回事,就是他出面接待的,那位柳女士并没有问到抢救钟老四的具体情况。闵大夫生性寡言,又烦这种跟医疗业务没有丝毫关系的应酬,跟柳只谈了两三句无关紧要的话就想把对方打发走。不过,柳是在医院陪护伤员的公安民警张同志介绍过来的,闵大夫抹不开面子。正踌躇时,正好助手孙永烈过来了,就把柳正萌介绍给孙,由孙跟柳女士聊。

孙永烈跟柳正萌聊了些什么呢?侦查员接着又找到了孙永烈,孙说主要是谈了对钟老四的抢救和刑警丁坚的治疗。孙大夫比较喜欢说话,话痨可能称不上,但别人说一句他说上三四句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侦查员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说孙大夫请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跟那个柳女士聊的时候,是否透露过钟老四临终前说的那些话——不管是她向你打听的还是你自己兴致所至主动说起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孙永烈脸不改色,说怎么会透露呢,你们公安同志特地跟我和闵主任关照过,说这是机密,如果泄露,我们要负法律责任的。别说我是共青团员,就是一个寻常群众也不敢造次啊!那位柳女士真的没问过我这方面的内容,我更不会跟她说起。她也就不过在我们这儿待了五六分钟,说了一些敬佩和感谢医务工作者的话,就告辞了。

难道柳正萌去探望丁坚果真是奉了老先生之命?侦查员们都觉得匪夷所思。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立刻往北京拍发急电,向老先生了解此事。次日,即1月31日,收到老先生的回电,称他对此一无所知。

八、袭杀阴谋

1月31日下午,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先对上一天向丁坚、老张及闵、孙两位大夫的调查情况进行了分析,议来议去,没有理由对丁、闵、孙三人中的哪一位产生怀疑。可是,反常情况是明摆着的:柳正萌借用东家的名义,于“1·15”案件发生的次日就去医院“慰问”因公受伤的刑警丁坚,其目的肯定不会是出于替东家的政治影响考虑。这段时间因与匪特分子作斗争而伤亡的民警、战士有多名,有的事迹还是上了报纸的,也没听说过柳有慰问之举。丁坚的负伤跟那些同志相比,社会影响不过一般,她却做出此举,其用意显然是借此名义打听钟老四临终前是否留下了什么话。

不过,柳正萌并不一定是急于探知密令的内容——这方面她根本不用着急,那个行刺钟老四的护卫邬某肯定已经逃离市内返回匪巢报告一应情况了,匪特方面会动用另外的渠道把这一密令通知城内下家的。但是,匪特方面也不得不考虑这么一点:万一钟老四临死前透露了密令,尽管其全部内容只有短短三个字,一旦被破译,那他们依据密令实施的行动岂不会穿帮?届时不但劳而无功,还会损兵折将。因此,匪特方面必须弄清楚钟老四是否已经泄露了密令内容,以便决定下一步行动。柳正萌“慰问”的用意,就是要查明这一点。看望丁坚只是一个借口,丁根本不清楚钟老四临死前的情况,柳正萌的目标应该是参与抢救钟老四的医生。

那么,柳正萌是否达到目的了呢?专案组无从判断。而对于专案组所负的查明三字密令含义的使命来说,她是否得知密令泄露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其生前的活动轨迹追查到接受密令的那个下家,只有下家才知晓密令的含义——因为那是需要由其实施的。

讨论中,有侦查员提出是否柳正萌即是下家,但更多人的观点则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如果柳是下家的话,她既然可以驱使手下匪特实施密令,说明其肯定可以指挥若干名特务,如此,到医院刺探钟老四临终遗言以及将林碧蓉封口之类的活儿就不必由其出面实施了,只消发个指令就行。可她并未这样做,非其不愿,而是不能,因此她不会是接受密令的下家。这样一来,虽然柳正萌自杀身亡,但警方追查密令含义的使命不会受影响。当然,这不过是理论上的说法,下一步如何行动,如何获知密令的含义,大伙儿讨论来讨论去,却不得要领。

案情分析会开到傍晚,解登峰让大家先去食堂吃晚饭,饭后回来继续讨论。话是这么说的,可晚饭后其他侦查员都回来了,却没见解登峰的影子,谁也不知道组长去了哪里。那时候通讯极为不便,手机的概念可能连科学家也还没想到,大伙儿只有等待。晚上八点,解登峰忽然进来了,众侦查员都疑惑地看着他,希望他给个解释。解登峰却卖起了关子,说还不赶紧给我拿烟沏茶,刚刚跑了一趟,来去匆匆,还真有点儿乏了。解登峰是个性格严肃的人,平时很少开玩笑,此刻众人听他这么一说,便知案子肯定有戏了。

解登峰确实发现了线索。作为专案组长,他受命主持破案已经半个多月了,好不容易逮住了柳正萌,却由于看管不严闹了个自杀身亡,出了一桩不小的事故,挨了赵局长一顿严批。这几天他所承受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下午开完案情分析会,他去市局食堂吃了简单的晚餐,信步出门,在寒风中站了片刻,寻思是不是之前对医院方面的调查粗糙了点儿。正这么想着的时候,便衣队同事小马骑着摩托车从外面返回。解登峰干脆把小马的车借过来,骑上直奔医院,他想再实地查看一下情况。

此番前往,目的是明确的,但具体怎样做解登峰心里却是没底。到医院后,他直奔二楼医生办公室,闵、孙两位大夫都已下班,當晚值班的是一位复姓诸葛的青年女医生。女医生听说是市局侦查员,显得很热情,解登峰正打算跟她聊聊,看她是否能提供些情况,急诊室来电话说来了车祸伤员需要抢救,请诸葛医生过去。女医生离开后,解登峰想,不如先去跟值班护士聊聊,刚要出门,抬眼忽然看见墙壁黑板上写着明天手术的排班情况,上面有闵、孙二大夫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则写着麻醉师和手术室两个配合护士的姓名。解登峰一看之下,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钟老四的临终遗言会不会护士也听见了?

按说抢救钟老四时,解登峰就是在场公安人员之一,还是为首者,可能当时过于紧张,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钟老四身上了,他此刻怎么也回忆不起抢救时是否有护士在场。立刻去找医院军代表,军代表说有这个可能,建议先问问医生。孙大夫就住在隔壁医务人员宿舍区,一个电话打给门卫就给唤来了。可孙大夫说,钟老四留临终遗言时,已经摘下了氧气面罩停止抢救了,当时是您挥手示意三个护士出去的。

这么说来,护士是不可能听见钟老四临终说了什么的。解登峰失望之下,寻思来也来了,又惊动军代表了,索性再往下查一下吧,于是又要求跟当时参加抢救的那三个护士见面,当面了解一下情况。事后想来,幸亏他的脑子这么转了一转,否则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现了——

三个护士接到门卫的通知,从宿舍赶过来,听解登峰这么一问,三人竟然一起点头。这下解登峰觉得奇怪了,她们当时不是离开手术室了吗,怎么知道钟老四临终前开过口呢?护士的说法是,她们知道钟老四临终前开过口,但并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内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细问之下,解登峰终于弄明白了。当时她们确实离开了手术室,但钟老四断气后,随即又被唤进去拔除钟老四身上插着的各种管子,以及稍稍处理遗容后蒙上白布,当然,往下的警方拍照留证和法医解剖就跟她们无关了。在她们做上述处理时,已经结束工作的闵主任和孙大夫正往外走,前者边走边关照后者:“小孙,你可能还是第一回遇上这种事情,记住了,一定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死者的遗言,那可是公安的机密——哪怕只有短短三个字。咱们行医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其他可以百事不管。”

如此,三个护士就知道了钟老四临死前曾留下遗言,核心就是三个字。对此,她们也并不特别在意,钟老四死的时候她们不在场,根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别说三个字,一个字都没听见。

解登峰马上追问:“那么,你们是否向别人说起过这个情节?”

三护士中两个马上摇头,只有年纪最轻才满十八岁的小凌露出惊慌的神情。军代表让另外两个护士离开,对小凌说这事应该跟你没有关系,你向公安同志说清楚就是了。小凌就说出了以下内容——

1月17日傍晚下班时,小凌走出医院大门,发现舅舅邱侃在马路对面站着,便穿过马路去打招呼。舅舅说我刚才在附近购物,遇到一位以前在昆明上大学时的老同学郑桂生,人家可真不简单,不像舅舅我这样混到三十几岁还在做掮客,他已经是新华社西南分社的记者了。这次他来贵阳出差,我们俩多年不见,舅舅自然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在附近的“富秋楼”请他吃饭。这不,我们刚进饭馆,还没点菜,突然想起你平时蛮喜欢写文章的,就跟人家说了说,人家愿意指点你一下。接着,舅舅问小凌是否有兴趣跟这位郑叔叔聊聊。小凌是文学爱好者,听说新华社的大牌记者愿意指点自己,自是喜出望外,马上点头答应。

就这样,那个自称“新华社西南分社”记者的郑叔叔,利用与护士小凌共进晚餐的机会,轻而易举地套取了情报,而小凌直到此刻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着了匪特分子的道道儿。

当天晚上,五金机电掮客邱侃被捕。邱侃因做五金机电生意之故,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和帮会人士(抗战时,五金机电类物资都是从东南亚经云南进入中国,系紧俏商品,获取既不易,运输更成问题,若无关系打点,根本做不成生意),其中有其小学同学郑桂生。郑曾做过国民党政权区政府的文书,后来又当了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记者,去年春天去中学当了一名老师。郑桂生跟邱侃关系不错,以前在经商方面曾帮过邱侃不少忙。贵阳解放后,郑据说患了肺病,请了长假在家休养,处于低调状态,不再抛头露面,跟邱侃也没见过面,只在元旦时互相邮寄过贺年卡。

1月16日晚,郑忽然登门拜访,说自己肺病已愈,经人介绍准备进新华社西南分社做记者。邱侃一听便来了兴趣。贵阳解放后,邱侃以前的关系基本土崩瓦解,生意每况愈下,若是郑当了新华社记者,可能是能够帮上一些忙的。一说,郑有同感,许诺肯定跟以前一样给予相助,然后话锋一转,说眼下有桩小事想先请邱侃相帮。他想写一篇贵阳警方剿匪的稿件,作为敲门砖呈送西南分社。正好,最近有个土匪帮伙中的小头目钟老四被杀,警方正在调查。昨天他已经通过关系采访了公安局,还想采访一下市工人医院抢救钟老四的医务人员,听说邱侃的外甥女小凌在该医院外科工作,这次也参加了抢救,他就想和小凌聊聊,听她说说抢救现场的情况。邱侃信以为真,念着老同学情谊,自是点头。郑桂生显然对小凌的情况有所了解,说明天凌小姐上日班,傍晚下班前你可去医院大门口等她,把她约到附近的“富秋楼”,我在那里订好座席恭候光临。

讯问结束,专案组立刻出动,前往郑氏住所将郑桂生抓获。郑桂生供认,他在1946年经人介绍参加了“国防部二厅”下辖的贵州特务组织,上司给他下达的任务是收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情报,最好是能够打入地下党组织。郑桂生虽然做过中央社记者,平时看他在社会上东奔西跑非常活络,真的让他干情报特工却缺乏灵性,一直也没干出啥大名堂来。贵阳解放前两三个月,特务组织不再跟他联系,也不再发给他津贴和活动经费。但郑桂生对这份活儿倒像是上了瘾似的欲罢不能,这当然与经济收入有关。可是,原来的特务组织不要他了,他该怎么办呢?

他决定另选新东家。适逢大特务潘方侠奉蒋介石之命组建“新编第一集团军”,准备在贵州“沦陷”后纠合当地土匪跟中共武装力量打游击战,郑桂生遂利用朋友多人头熟的优势投到了潘的门下。潘方侠当时正在筹备贵阳“沦陷”后潜伏市区的特务站,就任命郑桂生在其老部属、原中美合作所女特务柳正萌(原名耿芝兰)主持的“新编第一集团军第四特遣组”担任副组长,做柳的助手。这次对小凌进行情报刺探,就是柳正萌直接下达的指令。由此判断,柳正萌打着名士老先生的旗号前往“慰问”丁坚之举,其真实用意是想刺探钟老四是否泄露了三字密令。

那么,三字密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郑桂生交代,他所在的“第四特遣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与潜伏于城内的匪特组织联络,根据“新编第一集团军”的指令策动匪特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具体指令由总司令潘方侠视情向其老部属柳正萌下达,钟老四则是直接跟柳联络的秘密交通。之前发生于贵阳市内的三起暗杀、一起爆炸案件即该组的“杰作”,都是柳正萌指使潜伏匪特分子实施的,警方至今都没有破获。

元旦后第三天,柳正萌与郑桂生在南门一家咖啡馆见面时,说她接到潘总司令的命令策划一次重要行动,具体情况她没有透露,只是说她打算直接跟城里的某个潜伏匪特首领见面,让郑桂生帮她整理一些材料,主要是台湾方面及美国之音通过短波电台广播过的一些国民党特工在“敌后”成功展开破坏活动获得晋升的案例,要求三天内必须完成。另外,柳正萌还告知郑桂生,最近一段时间,形势对我们贵州这边比较有利,因为共军主力大部分“窜犯”渝滇两省去了,贵州境内兵力空虚,正是我等“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郑桂生把一应材料整理好后,于1月6日晚交给了柳正萌。那次见面是在老东门“大王狗肉馆”前的一株大树下,见面后没说什么话,把卷在报纸里的材料递交后两人就分手了。到了1月14日,柳正萌再次跟郑桂生见面交代使命,让郑第二天下午两点去“成记茶馆”跟钟老四见面,届时钟老四会口头传达潘长官的密令。獲知密令后,郑桂生要立刻前往南京街(今中华北路)“逸海文具店”,柳正萌会在该店门口的阅报栏前等候。

1月15日那天,郑桂生在路上稍有耽搁,到“成记茶馆”门前时变故刚好发生,他亲眼目睹钟老四跳楼后被人打了黑枪,随即就被送医。郑桂生倒是沉得住气,竟然叫了一辆三轮车尾随而去,一直跟踪到市工人医院,然后才去“逸海文具店”门前跟柳正萌会合。柳正萌听了郑桂生的汇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说没想到钟老四这么有经验的一个老交通竟会出事,更没想到有人打他的黑枪!缓过神来,她让郑桂生先回去,由她来处理善后。

郑桂生回家后方才感到后怕,当夜噩梦连连。1月17日傍晚,他接到柳正萌派交通送来的紧急指令,当即赶往约定地点见面。柳正萌满脸愁容,郑桂生还以为“第四特遣组”暴露了,听她开口方才得知,潘长官知悉钟老四出事后,已经另遣交通传达了密令,但她并未透露密令内容。现在急需知晓的是,钟老四被送医抢救到断气前是否泄露过密令内容,此事她已经亲自出马作过初步了解,但未能确认。不过,她去医院了解情况时,记下了医生办公室黑板上与抢救钟老四的两位大夫搭班的三个护士的姓名,继而设法查明了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发现其中一位凌姓护士的舅舅邱侃是郑的老同学,让郑桂生设法通过邱侃从凌护士那里打听情况。

如此这般讯问下来,专案组一干人仍是没弄明白三字密令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情况汇报上去,领导着急了,专门安排了五位预审专家进行了几次突审,但郑桂生说来说去还是这么些内容。而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也不乐观,“第四特遣组”的组长柳正萌自杀了,副组长郑桂生连组里还有几个成员都不知道,更别提他们是谁了。案子弄到这一步,好似煮了一锅夹生饭,谁也不知道往下应该怎么办。

早在案子刚发生的时候,市公安局即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破译三字密令,但破译密码或暗语乃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问,不是民间娱乐猜灯谜,当时贵州警方尚无专门破译密码的专家,抽调来的三位只不过是曾经接触过无线电报务的同志,一番忙碌下来,却是劳而无功。郑桂生被捕后,专案组把郑桂生的口供提供给破译小组,还是没法儿解决问题。不过,三人小组提出的一个倾向性判断被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是准确的——该案几名案犯的口供表明,敌方策划了一项重要行动,很有可能是针对重要目标进行的暗杀或爆炸,因此,需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以及军火、粮食、野战医院等重要场所的保卫工作。这个推测得到了警方和公安部队的认同,上报市委批准后,军警方面对这些目标的保卫措施做了重新调整。

半月后,1950年2月22日,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秦天真、副市长杜恩训、贵阳警备区司令员兼解放军公安八师师长汪乃贵等贵阳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在河西路市委楼上开会时,七名匪特分子化装潜入企图实施行刺,被警卫人员识破,当场击毙一人,抓获三人,逃跑的三人稍后全部落网。

破译小组和专案组根据被捕者的供词,终于破解了三字密令之谜:“第四特遣组”组长柳正萌根据潘方侠的指令制订计划,策动潜伏于城内的七名土匪执行这次暗杀行动,密报潘后获得批准,但严令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执行。至于什么时候才适当,那要听候指令。1月中旬,潘方侠决定在进入农历庚寅年戊寅月后的一个月内(即1950年2月4日至3月5日)实施该项行动。于是,潘就根据之前与柳正萌约定的暗语,下达了“耿舞莎”的口头指令。“耿”是“庚”的谐音,“舞”是“戊”的谐音,“莎”是“杀”的谐音,这三个字放在一起,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个女子的名字,实际上却是暗杀行动的时间。

1950年4月4日,贵阳市军管会对该案进行宣判:刺客韦玉林、金耀亭、普刚、媵巧生、花今放、许林以及先前被捕的崔先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郑桂生被判处无期徒刑,宋德安、何立山分别领刑十二年、五年不等。

柳正萌死后,“第四特遣组”剩下的四名成员停止活动,继续潜伏,在稍后的“镇反”运动中全部被捕,分别被判处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而杀害钟老四的凶手老邬始终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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