獾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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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华

我的舅舅春节前走了。

舅舅是个典型的农民。他长相土气,有鲁迅那样直立的硬邦邦的头发,有《东成西就》中欧阳锋般的“香肠嘴”,还有个大肚子,进堂屋时,肚子总获得优先权。

长相很像闰土的他种地很烂。放眼望去,一大片田地里,稻粒最瘪的、棉花结桃最少的、芝麻最矮的,准是他的地。他更像“地下工作者”,他种的地瓜、花生、土豆,一扯一串,产量惊人。

舅舅家没什么规矩,是孩子们的天堂。他家的大门钥匙塞在一只破棉鞋里,棉鞋挂在外墙上。他家好吃的藏在堂屋电灯下悬挂的篮子里,那是为了防老鼠。知道这些秘密的人数不下一个生产队。春天,他家茅厕边的桃树盛开一树鲜花,美得快成风景区了。

他是孩子王,用棍捅牛耳朵,把鞭炮扔在牛粪上,让孩子们把身子卷成叠好的被子模样,从坡上滚下来。

他很会吹口哨,无论路边阔大的蓖麻叶,还是扁细的麦叶,他用手卷巴卷巴,就能吹出好听的声响。

他的逗在村子里出了名。他卖豇豆,为了卖相好,把短小的藏里头,长的捆外头。有人说他狡猾狡猾的,他反问:“人的短裤不是也穿在里头吗?”

其实,日子于他,并不都是蜜。他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他开拖拉机时出过车祸。他得过出血热,那是一种老鼠带来的传染病。他得过血吸虫病,那是因为他在水稻田里感染了寄生虫。他的胃大出血数次,使他险些丧命。

老婆得了风湿,他四处抓大蚂蚁去泡药。老婆不能碰冷水,他就每天挎一篮子衣服去河边,挤在一群婆娘中间洗衣服。后来,老婆脑中风,养猪、养兔、养鸡,以及种几亩地的活儿,全落在他身上。

这些苦难,最后都成了他讲笑话的素材。这就像他的老乡余秀华说的:“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为了养活一双儿女,为了盖房子娶儿媳妇,除了地里刨食,他得出去干活赚钱。

头脑活泛的舅舅开着他的农用车去山沟里贩苹果。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的他,不是拿物换钱,而是拿物换物,物再换物,最后换钱。比如,他运苹果给山顶的村民,从山顶换板栗等山货,到半山腰换木耳,再到平原换成大米、玉米,最后卖粮食。经他一折腾,他似乎总能比别人多收上三五斗。

那双握着掉了皮儿的方向盘的大手,就像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调节着一个小小山区里微小市场的平衡。

他待人就像他的堂屋一样敞亮。每年过年杀猪,他都把上好的猪屁股肉留给我们这些吃不到土猪肉的城里亲戚。他去城里卖菜,把最好的菜留给忙着上班的侄儿和侄女,次之卖掉,最差的进了他的肚子。

他的农用车“突突突”地工作了10多年,直到他离世的前一个月,被警察拦下,说车太老了,过不了年检,必须强制报废。

他心疼了好几晚。饱含着汗水的麦子并不像诗人说的“用心一咬,便流出了一地月光”。农民的日子哪有那么简单。

旧农用车被没收,贩不了苹果,他就和小姨去打零工——上门给煤气表喷漆、贴二维码。活儿很轻松,兄妹俩每天有说有笑地干活。有一天,他们吃完午饭,在马路边休息,舅舅突发心梗,喊浑身热,随即倒在妹妹怀里,不出10分钟就去了。

诗人说,农民的命和玉米籽的命一样,“经过秋风的墓穴,经过雪,经过春天的疼,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他终于停下来了。如今,他的新农用车就停在院子里,还没有来得及装一个苹果。他花了8000元,赊账2000元。

桌上摆着他新做好的两副弹弓,两个孙子春节回来,一人一副,不打架。家里装上了新空调,等着给就要诞生的新生命供暖,新空调的线耷拉着,包装还没拆,插座还没装。

很多事等着他去做。他还没来得及教会老伴儿怎样去银行取钱、怎样给手机充值,11只灰兔子也等着他喂。

全村人来给他送行,宴席上,人们吃着舅舅种的菜,讲他的掌故,商量着抬棺材时,谁站前头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有一个村民说,舅舅走了,晒谷场上,连给他撑麻袋、装谷子的人都没有了。

整个家族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大家围坐在火炉边烤火,炉子上坐着黑黢黢的水壶,每个人似乎都有一匹布那么长的话想说。

我和母親赶回老家前,女儿塞给我一本绘本《獾的礼物》。绘本里,老獾死了,动物们聚在一起怀念獾。鼹鼠说,是獾教会他剪纸;青蛙说,是獾教会他溜冰;狐狸说,獾教他系领带……最后一页上,鼹鼠跑到山坡上,轻轻地说:“獾,谢谢你。”

舅舅真是像极了这只老獾。死亡不过是穿过长长的隧道,最后觉得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不再需要身体了。可他留下了很多。

如今,舅舅安睡在一片泛青的农田里,用不了几个月,金黄的油菜花就会长得比一个大男孩还高,清明扫墓的人,得在花丛里费好一番功夫,才能找到墓碑。这个归宿,对他这样的农民来说,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2月28日,图选自《獾的礼物》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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