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山:无腿登山者夏伯渝的珠峰征途

黄子懿

“她接纳了我”

43年以来,夏伯渝第一次说自己要主动休息一下了,“实在是太累了”。

他今年69岁、双腿截肢、曾罹患中晚期淋巴癌。带着这些伤痕累累的标签,他于北京时间5月14日10时41分成功登顶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中国年龄最大,也是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夏伯渝在第五次攀登珠峰途中

距离登顶珠峰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他身上的珠峰痕迹依然明显。6月1日,在北京的住所,一向准时的夏伯渝采訪时罕见地迟到了——或许是珠峰征途太过艰苦,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当日上午去了社区医院理疗。效果并不理想,他打算下午再去大点医院做进一步康复。

他老远笑着打招呼,精神矍铄,脸部充满了红润血色。这来自于被冻伤的血痂,它们暗红得发黑,像两块勋章,挂在了他左右脸颊上。冻伤让他脸部显得浮肿,起初很痒,然后是疼,当日上午又开始不停地流脓水,夏伯渝只有让家人找两块棉布,准备贴在脸上,免得脓水直流。

“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在乎什么形象了。”夏伯渝一边笑着,一边将棉布贴在脸上。能让他在乎的东西,还是跟珠峰有关。当摄影记者为他拍肖像时,他坚持要拿出自己登珠峰时用的一根登山杖。

1975年第一次登山前,夏伯渝和登山队友在北京合影留念

在快要下撤到珠峰大本营时,夏伯渝两根登山杖已坏,团队所雇的夏尔巴向导就将登山杖扔了,夏伯渝一下子急了:“怎么能扔了呢?”向导说坏了,夏伯渝更急了,“坏的我也要!”他托着假肢去找登山杖,两根只拾回了一根。这根折了一截的登山杖,被他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放在登顶用的包里。“这是登顶的登山杖,多有纪念意义啊!”

当夏伯渝耗时7天登上世界之巅时,他只在上面待了不到10分钟,却成为当时珠峰顶最受欢迎的人。各国的登顶者,见他一对外露钛合金假肢,都立马围过来跟他合影,以至于他事先想好的两张要摆pose的单人照都没来得及拍,留下了一个小遗憾。

好在更大的心愿完成了,在第五次珠峰之旅成功登顶后,夏伯渝第一时间通过通话机向大本营喊话:“2018年5月14日8点31分(尼泊尔时间),我终于站在了梦想了41年的珠峰8848米的顶峰。”因为激动,他把43年错说成了41年。

整个过程远比喊出的这句话来得艰辛。对于用假肢攀登的人来说,最难的地方在于脚没有知觉,“踩在什么地方我感受不到,必须用眼睛看”。夏伯渝拿着两根登山杖,一路低头看着路面,根据岩石与雪层的受力方向,用两根杖保持身体平衡。

“哪一段路都很难走。”夏伯渝回忆说,珠峰南坡的登顶路,有的是50~60度的大冰坡,有的覆盖了厚不触底的深雪,“假肢抬不出来”。还有的路,又窄又陡,沿着山脊网上,只有20~30厘米宽,稍微踩错,两边就是万丈深渊。

最难的是主攀登路线到C5营地之间一段路。C5营地海拔8400米,是为防止他假肢磨腿特设,此前他未路过。路上有一段小路,窄而斜,上下起伏,中间只拉着一根绳。夏伯渝只有用弯曲幅度有限的假肢,挨着试探脚底岩石。这段仅有20米的路,他走了半个小时。“其他困难我都知道,这个从没见过。”

儿子夏登平和本次冲顶的团队负责人柯庆峰在大本营等待了一周多,才听到通话机中传来还有30分钟、20分钟、10分钟的登顶倒计时。当世界之巅的消息传来,柯庆峰一声令下“敲吧!”夏登平立刻敲响一口铁锅,夏尔巴人则挨着往他们脸上抹一种面粉。这是当地庆祝珠峰登顶成功的一种传统仪式。

夏伯渝的老伴马怡也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她连说几声“好”,叮嘱夏伯渝“一定要平安回来”。10分钟后,暴风雪来临,夏伯渝一行人不得不意犹未尽地下撤,他在峰顶就看了几秒风景,“一览众小山,都是云海,露几个小山头”。

珠峰顶上的暴风雪,夏伯渝并不陌生。两年前,他在距离峰顶还有94米时突遇暴风雪,不得不下撤,第四次冲顶失败。那场暴风雪先后导致了4支队伍遇难,但这次的暴风雪比2016年那场来得更为凶猛。

他的登山镜第一次结了冰,过往最多都是结起雾霜,“蹭一蹭就没了”。这次,他必须摘掉手套,“用手一点点把冰抠掉”。几秒钟工夫,手指就冻上了,手套被灌进了冰,时间一长融化在手套里,又连着手指冻起来。整个下撤中,他的手指“全是硬的”,最后冻伤了3根手指。

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让他的小腿严重肿胀,假肢穿不进去了,只有忍者剧痛往里硬塞,小腿末端部分处于悬空状态,“跟活塞似的”,行动极为不便。下撤到7900米左右时,他突然一个踉跄,踩到冰裂缝里,腿连着穿戴不稳的假肢直接陷了进去。

他不敢发力,怕一发力假肢会在冰缝里脱落。在这个海拔高度,那将是灭顶之灾,“万一掉下去我就全完了”。他立刻大声呼救,向导赶了过来,用工具把冰裂缝挖宽,然后抓住他的假肢,小心翼翼地将腿拔出来。这样的惊险,他遇见了两次。

他疼得路都走不动,只有一步一步往前挪。下撤两天后,柯庆峰在大本营接到他们还有一小时到达的消息,最后却等了好几小时。团队和夏登平都忙去迎接,远远就看到一个卸掉假肢后只有1.21米的老人瘫坐在石头上,低垂着残缺的小腿。他们觉得肯定是他,但“越走近越不像,因为脸已经冻变形了”。

柯庆峰一下子没忍住,哭了出来,“太可怜了”。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面目已非的老人极度疲惫,不停地宽慰着“活着回来就好,有伤很正常”。夏伯渝点了点头,心里想着“终于结束了”。

如今,夏伯渝双腿仍有痛感,很少坐轮椅的他回来后几乎在轮椅上度过。他的十根手指皆有麻感,筷子都拿不稳。有两根手指缠着绷带,右手中指尖处全黑。夏登平说,这根手指有再次截肢的可能,但夏伯渝对他说,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

“我登了这么多次,珠峰都没让我上去,用种种危险阻止我,这次终于让我上去了。”夏伯渝说,“所以并不是我有能力征服了她,而是她接纳了我,可能也是看我几十年这么辛苦吧!”

1975,梦碎珠峰

多年以后,当珠峰终于接纳了夏伯渝,不知他是否会想起26岁那年的自己。

43年前,也是在珠峰,夏伯渝失去了双腿。1975年5月1日,作为中国登山队第一突击队的一员,26岁的夏伯渝首次尝试登顶珠峰。这支肩负了历史使命的队伍,距离峰顶最近只有200米。眼看顶峰将至,却突遇一场暴风雪,20多名队员连站立都困难,却不忍放弃,在上面耗了两天三夜,直至所有氧气耗尽,才选择下撤。

一名藏族队员在下撤过程中体力不支,队友们只有用皮鞭抽着他前行。但这名队员还是不慎丢失了睡袋,寒夜里在帐篷中冻得瑟瑟发抖。夏伯渝看着队友,“心里很不舒服”,就将睡袋让了出来。

那时的夏伯渝身体素质绝佳,尤其不怕冷。北京冬天零下十几摄氏度时,他不仅出门不穿棉袄,还坚持冷水浴,队友人送绰号“火神爷”。“我觉得我不会冻伤的,谁冻伤肯定也不是我冻伤。”零下超30摄氏度的夜里,夏伯渝蜷缩一团、双手抱胸,在帐篷里就地和衣而睡。

当夜无恙,夏伯渝无任何不适。第二天走回营地,他怎么也脱不下靴子,只有让医生用剪刀剪开。他的双脚从肉白色到紫红,再干成黑色,又冰又硬,毫无知觉。随后,夏伯渝被送回北京医治。诊断结果异常残酷,一度让他不敢相信:双脚冻伤坏死,必须截肢。

登山之前,夏伯渝曾对自己说,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受伤,唯独脚不能。1974年,中国登山队到青海招募队员。当年还是体校一名足球运动员的他,经不住免费体检诱惑而参加,却因身体好被选上。他向往北京,但对登山毫无认知,觉得8848就是一串数字,还想着登山结束后就再回归球场。

他再也无法踢足球。更沉重的打击是,当年5月4日,就在夏伯渝冲顶时,父亲在青海辞世,他没能去送终。母亲曾从青海来看望他,却一直无法释怀,最终不忍看到儿子惨状,回了青海,整日以泪洗面。“我不知道今后怎么生活,觉得这辈子活得非常悲惨。”夏伯渝回忆说。

5月27日,病床上的夏伯渝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国登山队9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他心情复杂,“什么感觉都有,说不清到底什么滋味”。他为队友感到高兴,觉得他们“总算上去了”;但又感到失落和酸楚,想着那9个在顶峰展示国旗的人,“应该有我一个”。

1975年的中国登山队是1949年后第二次登顶珠峰的队伍。1960年,中国曾首次从北坡登顶,但因时值夜晚,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而被国际社会质疑。1974年,中国决定再次冲顶,用夏伯渝的话说,是“带着政治任务的,必须要完成的”。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树立中国登山大国的形象。夏伯渝说,当时国家希望登山队创下至少两项世界纪录:同时登顶人数最多、首次有女队员登顶。夏伯渝等突击队员在冲顶时还背上了梯子,肩负了开路的重任——1960年,北坡快到顶峰时一处名为“第二台阶”的5米绝壁,让中国登山队耽误数个小时,才导致到达时已是夜晚。

这批登山队员多为1974年从全国各地选拔,以藏族队员为主,身体条件和适应性出色,但准备时间仓促。夏伯渝1974年10月选拔入京,次年1月就奔赴拉萨。珠峰成为他攀登的第一座山。“当时不知道登山需要5000米、6000米、这样一步步来,没有概念。”

登山条件也极为简陋。补给团队只能把食物送达8200米,队员要自背上去。整个突击队20多人只有几瓶氧气,“都是救命用的”。夏伯渝说,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干,不像现在有夏尔巴向导一路安排后勤。

中国登山队完成当时同时登顶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女队员登顶也仅比日本队晚了11天。代价也是沉重的,整个突击队冻伤十几人,登山队副政委、第一突击队队长邬宗岳在下撤过程中遇难。邬宗岳42岁,年龄偏大,对夏伯渝特别关照。至今想起,他心里依然特别难过。“那时汉族队员就4个,中途剩下3个,大部分都是藏族,领导就希望有汉族队员能上去。”

原本,夏伯渝可以成为登顶的汉族队员之一。直到8600米时,他感觉都非常好,未用过氧气供给,体力充沛,也没任何冻伤。但现实生活没有假设,只有冰冷与残缺的双腿。时至今日,他坦承,如果知道让出睡袋的代价是失去双腿,“我可能会有犹豫”。那位获救的藏族队友下山后回了西藏,两人此后再未谋面,断了联系。

1975年底,截肢后不久,国家体委为夏伯渝安排了一位德国专家会诊。德国专家告诉夏伯渝,假肢技术日渐成熟,配上假肢,他不仅不会影响生活,甚至可以还继续登山。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的声音,那时我也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管他是不是真的。”夏伯渝说,从那以后,他才开始对生活抱有希望。他深知一切运动的基础就是力量。于是,在积水潭医院的病床上,他就开始了康复性的锻炼。

他将骨科牵引的沙袋绑在腿上,像蹬自行车一样在病床上进行蹬腿训练,也就着病床做俯卧撑与仰卧起坐。一练,床就响,响久了就散架。卧床三年,他练坏了三张病床。

三年后,夏伯渝第一次穿上假肢。他能感觉到锻炼卓有成效,他的腿不仅不发抖,还能迈步,“一般人可能躺三个月就站不稳了”。他更高了,从121cm猛地蹿到了176cm,比他原始身高还高了5cm。视野更开阔了,这让他心情舒畅。

第一对假肢的体验并不好。70年代末期,假肢技术并不成熟。夏伯渝的假肢就是下面一塊木板、上面几根铁条缠着一块铁皮组装,身体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上面,穿着多走一会就会又肿又痛,经常磨得血肉模糊。

那时,就有人质疑,德国专家是安慰他的,穿着假肢走路都困难,更别提登山了。夏伯渝不为所动,“他说能登山,我就要登山”。殊不知,磨难还在后面。

重燃珠峰梦

假肢磨腿的疼痛并没有让夏伯渝退缩。出院后,他即开始锻炼。国家体委将他安排到中国登山协会工作,事业单位编制,夏伯渝还被授予三等功,直到现在每月还有一定的抚恤金。

他一般早上5点起床,进行一个半小时力量训练,后骑车16公里从北太平庄家中到南边的单位,下午下班再骑车。某次骑车时,夏伯渝的右脚假肢滑了出去,他都没发觉。自行车一歪,他本能用脚去撑地,残肢猛然杵地,瞬间皮开肉绽,他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路人围过来,把他抬到马路边,躺了一两个小时才缓过来。

他不想别人把他拿残疾人看待,不骑车时就刻意练习走姿,能不用轮椅绝对不用轮椅。当柯庆峰在登山协会第一次见到夏伯渝时,看着这个老头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走路稍微有点不一样,但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是冻伤,小腿血液循环情况很差,医生对夏伯渝说,想要伤口完全愈合,就需要卧床不动,否则他将一直带着伤口生活,需要一直换药。夏伯渝坐不住,经常活动练习,又不想每次换药都去医院,就学着自己在家换药,学着用酒精消毒、缠上纱布绷带。

夏登平的童年,就是在目睹父亲一个又一个独自换药的夜晚度过。“他出去骑个自行车都能磨,一直不痊愈。”1982年,夏伯渝经同事介绍,和爱人马怡结为夫妇,对方没有嫌弃他的残疾,反而为其精神所动,两人的儿子于1984年出生。

夏登平一生下来,父亲就没有腿。自他懂事起,父母就经常给他讲父亲为何失去双腿。为了不让儿子因此遭到非议,母亲还找人画了一组连环画,自己写文案,讲述夏伯渝为何失去双腿。夏登平的同学看了后,觉得“登登爸爸好伟大”,夏登平也因此感到自豪。“登登真的很喜欢爸爸的故事,他知道爸爸希望自己做个勇敢的人。”马怡写道。

但一直到夏登平上初中,夏伯渝还经常进医院,甚至做手术住院。“以至于后来我都不知道我爸每次是为什么做手术、为什么住院。”夏登平说。多数仍是因此小腿伤口磨破引发的并发症。1993年,在医生建议下,夏伯渝再次截肢,失去了1/3小腿。

他曾经以为二次截肢后,小腿情况会稳定很多。但长年累月的不愈合让伤口产生癌变,癌细胞转移至淋巴。1996年,夏伯渝被查出中晚期淋巴癌,生命一度进入倒计时。

“非常沉重的打击。”夏伯渝心里想着珠峰,不甘心就此撒手。医生劝他少吃肉类,他想着“那怎么行?不吃肉就没有力量!”照吃不误。好在先后经历四次手术和一次化疗,夏伯渝的淋巴癌被治愈,此后20余年再未复发。

化疗时期,他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微弱,夏登平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面容憔悴,但心态很好,一直鼓励他好好学习。同一个病房的6个床位皆为癌症患者,每逢家人探视,都是一片哭啼之声。夏伯渝看不下去,觉得影响自己情绪,最后索性出院,自己骑车往返每次化疗。

用夏伯渝的话说,1975年到1996年这20余年间,“多亏了残疾人运动,为我赢得了很多时间”。残疾人运动针对伤残部位设有不同项目,标枪、铁饼、铅球等等,让夏伯渝身体得到极大锻炼。此时,夏登平对父亲另一些记忆是“早上我起床,他已经锻炼完了”,以及“经常是一出门好几天,然后拿几块奖牌回来”。

他平日在家的训练方式十分简单甚至原始,“引体向上就是趴着门框,仰卧起床就是把小腿伸到衣柜下抵住”。如此往复20余年,夏伯渝一边锻炼,一边等待假肢进步。他仍然笃信德国专家的话,有假肢厂商有新产品就叫上他试穿,到后来家里假肢已多得放不下。

2000年后,假肢技术日趋成熟。2006年,新西兰人马克·英格里斯(Mark Inglis)成为首位双腿截肢登顶珠峰者。夏伯渝知道后,几经辗转联系上马克,向他寻求建议。马克给了他鼓励,告诉他“你应该也可以”。夏伯渝不缺激励,觉得他并未提供特别有用的建议。

真正的建议来自自身。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要传递到珠峰,IT厂商华硕在全国招募志愿者去珠峰大本营,夏伯渝主动报名参加。那是他1975年后第一次回到珠峰脚下,而时间已过去33年。他说,他之所以重新回去,是想看一看自身身体状态,并实验假肢登山的感觉,为假肢的改进提供建议。

在大本营,夏伯渝尝试着登了一座山头。他身体感觉不错,假肢厂家后来也遵照着他的建议进行了改进。“比如说上下山角度不一样,而假肢脚踝是不能动的,那我能否就在假肢踝关节处,设置一个人工可调节角度功能,稍微调一下,适应上下山。”

“他一回大本营,当年的回忆和感觉就全涌上来了。”夏登平说。从那之后,夏伯渝就开始全力准备再登珠峰了。

“他的生命中只有一座山”

重拾珠峰梦后,夏伯渝加大了训练量。2011年,他从登山协会退休,大量时间投入训练。

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进行力量训练。包括负重10公斤的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一次10组;然后是引体向上,一组10个,练10组;接着是俯卧撑,一组60个,做完6组;最后是仰卧起坐,一组40个,练6组。他加大对登山训练,每周一三五去登香山。香山离家月20公里,他就骑车前往,45分钟便可登上山顶。

与首登珠峰的仓促准备不同,这一次,夏伯渝懂得了循序渐进。2008年起,他开始攀登不同海拔高度的山。2008年是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2012年再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4年又先后登顶四姑娘山、四川巴郎山。

夏登平说,在攀登这些山峰的过程中,夏伯渝认识了一位“山友”,对方是一位房地产商人,承诺赞助他完成他的珠峰心愿。对于一位需要自筹资金登山的退休老人来讲,这筆费用十分珍贵。近40年后,在已商业化的珠峰攀登中,一个普通人的费用一般需要40万元上下,夏伯渝这样的残疾老人花费则更高。

“有好多人是主动提出要赞助夏老的。”柯庆峰说,夏伯渝再次准备登顶珠峰时,费用最初并不是大问题,许多人通过媒体报道找了上来,多数为“山友”以及一些户外品牌。

2014年,夏伯渝出发攀登。位于中国境内的北坡路线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批准夏伯渝的申请,他只有转战南坡。但当夏伯渝南坡在大本营蓄势待发之时,南坡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山难,12名夏尔巴向导遇难,尼泊尔政府被迫取消当年所有登山计划。

2015年,夏伯渝再出发,又遇上了尼泊尔8.1级地震,珠峰发生雪崩。那一年也成为40年以来珠峰首次无人登顶的一年。那位房地产“山友”同样赞助了大部分费用。2016年,夏伯渝准备再搏一把时,对方已不太愿意出大头。夏登平说,夏伯渝无奈之下就将自己的养老金贴了很多进去。

质疑声不是没有过,甚至从未间断。2015年,当夏伯渝受邀去参加浙江卫视一档圆梦节目时,现场嘉宾与观众为是否资助他10万元产生不同意见。很多嘉宾表示了谨慎,劝夏伯渝:“人生应该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个高度来证明自己。”

“我觉得已知天命,就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主持人周立波对他直言,“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经够英雄了。”在决定性的观众投票环节,只有177位观众表示了支持,离达标的240票差距不小,夏伯渝因此错过了10万元赞助。

与之相对的,是家人的态度。夏登平与母亲基本持有两个态度。他比较支持,“母亲也不是反对,更算不支持,但也不会拦着”。无论支持与否,他们几乎都没有怀疑过夏伯渝的能力,那是基于对他日常训练量和登山实践的判断——如果不是天气等客观原因,他原本在2014年就该登顶。2018年,夏登平似乎提前感知到了父亲的成功登顶,去到了大本营给父亲一个惊喜,因為觉得“我爸的状态比之前都要好”。

夏伯渝不是没有退缩和放弃的时候。2016年,当他好不容易凑满了几十万元的资金开始攀登,却在距离顶峰只有94米时突遇一场暴风雪。一如1975年那场让他下撤的暴风雪一样,他一米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一行人站立难稳,雪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他想过不顾一切往上冲,但转过头就看到他的5个夏尔巴向导用直勾勾的无辜眼神看着他。想着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他最终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下撤。“不能因为我的梦想,牺牲掉他人的生命啊!”

下撤中,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第四次登顶失利让支撑他的那股劲“一下子就没了”。他连挪步都困难,身体到处晃,只要路不平就会摔倒,一摔倒就躺在冰雪里不愿起来,挣扎着在向导的帮助下才继续前行。那天,他走了将近24小时才回到营地。

回到北京后,夏伯渝腿部患上严重血栓,必须住院进行治疗。医生建议他休息半年,不要做任何剧烈运动,那半年也成为他40多年来唯一休息的半年。他给家人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登珠峰了,以后不再也不会去了——前几次回来后,他也是这么说的。

半年之后的某一天,夏登平接到了母亲电话。母亲问:“你爸现在每天4点钟就起床了,你说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母亲猜测十分准确,夏伯渝嘴上虽认输了,身体却很诚实。除4点起床练力量外,他还将隔天登一次香山改成了每天,想要抓住飞速流逝的时间。

与此同时,柯庆峰也找到了夏伯渝,承诺他下一次登珠峰的费用他全包,“您只管登山就行了”。柯庆峰是一家户外影像公司负责人,想要将夏伯渝的故事拍成一部纪录片。他声称,自己并非全为商业利益,不是“赞助”,而是“帮助”夏伯渝完成心愿。

“跟他接触得越多,越想帮他。”柯庆峰与夏伯渝相似于七八年前,最初只是泛泛之交,但这两年因工作接触渐多。柯庆峰觉得自己渐渐地被感染了,“他说起什么截肢、癌症这些事,永远都是在笑,说起登山就眉飞色舞,很乐观、很坚持”。

柯庆峰曾经负责中国登山协会旗下的一本杂志,熟知登山圈,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说,夏伯渝不太属于登山圈,“登山圈的人都是一直攀登不同的山,登山家就是要把全球不同类型的山都爬了,但他的生命里只有一座山”。

2018年5月,夏伯渝终于登上了生命中唯一的那座山。即使是出发前,也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尼泊尔政府曾下令,禁止双目失明和双腿截肢者攀登珠峰。后来柯庆峰联系到其他受此命限制者,经过人权组织介入打官司,才推翻此禁令。

临行前,夏伯渝专门将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自己将要再次登珠峰的决定。让他意外的是,家人们早就看出来了。一如前几次登珠峰一样,他们去了雍和宫请僧人为夏伯渝做了一场法事。而这一次,爱人还专门给他戴上一个银葫芦,让他攀登珠峰时戴着。“不能说买的,这是‘请的。”

他对爱人交代了水电费缴纳时间、银行卡密码、保险合同放哪等等,对儿子叮嘱着要按时给家里的花草浇水。儿子的名“登平”,在夫妻二人里有两种解释,爱人解释为“登山平安”,夏伯渝则说其意“登山如走在平地一样”。

“我每次都交代,因为我不知道这次去能不能回来。”他对我解释,自己并非不顾家,家里重活累活几乎都是他在干。但这么多年,因为登山,他总是觉得对家人有所亏欠。

每次出发前,他也会对家人信誓旦旦称“这是最后一次”。“但究竟是不是,咱们另说。”夏伯渝像个老顽童,带着一丝坏笑说,“如果没登上去,只要我活着,就肯定还有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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