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空间:扩大边界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贾冬婷

双年展:侵袭威尼斯的另一股潮水

因为飞机延误,我到达威尼斯机场时已是午夜。转乘一艘水上出租船,看它劈开黑色的水面,向着状如一条大鱼的威尼斯主岛驶去。临近岸边,发现岛上仍然灯光闪耀,笙歌不辍,像是黑夜里升起的海市蜃楼。这是威尼斯带给我的强烈印象——一个舞台,一个布景,什么都可能在这里发生,什么都可能转瞬即逝。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什么每年5月到11月的双年展能在这里延续100多年的原因,而双年展也只是这座岛上的众多狂欢之一。

威尼斯是一条鱼。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隐喻。从地图上看,它就像一条躺在水底、体型巨大的比目鱼。这条鱼游到了地中海的最北端,在亚得里亚海宁静而隐蔽的潟湖中心休憩下来。威尼斯最初被称为“高岸之城”,但事实上,它和海水的水位差不到1米,很多地区已经被水淹没了。每年冬天,潟湖水位都会高涨,而如果水位差超过1.1米,城市就会进入紧急状态。所以正对着运河边上的房子,往往一层是不能住人的,窗户也要密封。但大部分时候,这些措施无济于事,水涌进了房子,腐蚀了地板,浸泡了墙壁,以至于很多房子的外立面支离破碎,一看就是常年被水侵蚀,房主人已经放弃了再粉刷一遍的努力。更可怕的隐患是整个威尼斯被彻底淹没。自1965年大洪水发生以来,整个世界都在关心如何拯救它,很多人想到威尼斯时,首先想到的是它被淹没在海底的寓言式未来。2003年以来,雄心勃勃的新水闸系统“摩西”(MOSE)开建,但这个“摩西”若要像《圣经·旧约》中的英雄摩西那样劈开海水,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2014年,这一工程中的腐败丑闻被曝光,市长被捕,让一拖再拖的完工更加遥遥无期。

奇特的是,这样一个漂浮着的岛屿,一个看上去随时就要轰然跌落到海水里的城市,却晃晃悠悠地矗立了这么久。这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水陆两栖系统,河道就是道路,船只就是汽车,甚至还设置了加油站、红绿灯,一如在陆地上。在运河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条贡多拉,船头翘得高高的,涂着黑漆,装饰着黄铜,不平衡的船身随海水漂荡,它是威尼斯的灵魂。而且,还有各个历史时期的钟楼、教堂、宫殿不断为它增添石头纪念碑。这些石头建筑并没有受到海水的限制,而是建在数以千万计的楔入环礁湖的木桩支架之上。据说,圣母安康教堂下至少有10万根木桩,圣马可教堂则建在栎木做成的木筏上,桩基是用榆木搭建的。

仅凭独树一帜的水城运转网络,威尼斯也是值得骄傲的。更何况,它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还造就了伟大的历史。它以阿尔卑斯山为北方屏障,面朝东方,并最终成了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主宰。一半是陆地,一半是海洋,既有东方韵味,又有西方特质,周旋于罗马和拜占庭之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这种孤立与超然使威尼斯无法被归类到某一阵营,也带来更多选择的自由。

某种意义上,威尼斯是建立在一具尸体之上的。公元828年,威尼斯人把福音传教士圣马可的遗体偷了过来,作为城市守护神,用他的标志——飞狮——装饰所有的徽章,这保证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到1204年十字军第四次东征的时候,威尼斯参与其中,凭借军械库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上最早的流水组装线,为十字军供应军艦,达到出产每天一艘的惊人速度。威尼斯借此机会扩张了自己的领土,在其后的14世纪到15世纪,成为最伟大的海上强国。直到几个世纪之后,威尼斯失去了霸权,商业巨头家族被削弱,元气也在无休无止的与意大利的争执和纠纷中被耗尽。1866年,威尼斯成了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英国文艺理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这样描述19世纪的威尼斯:“砂岩之上的幽灵是如此虚弱、如此安静,几乎完全丧失了她的魅力,我们可能怀疑眼前的景象是其在湖上海市蜃楼的模糊映象,这就是城市,这就是影子。”

而从1895年开始,以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为起点,这座曾经为贸易、权力和帝国而建造的水城重新找到了它的现代定位,即一个博物馆,一个艺术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展览工厂。

吊诡的是,现代威尼斯被旅游和展览所成就,也正在被其摧毁,就如同遭遇另一股潮水。不断增长的游客“入侵”了这里,消耗着它作为一座城市的天然特质。一方面,威尼斯市区人口一直在减少,只剩大约5.4万本地人居住在这里,很多人将拥挤喧闹、物价高昂的威尼斯留给游客,彻底搬到了新市区梅斯特雷,在那里的船坞和工厂工作。2009年11月14日,威尼斯居民还为这座“垂死”城市举行了一场“葬礼”,由三艘贡多拉组成的“送葬船队”,运载着象征威尼斯已死的粉色棺材,沿着大运河缓缓前行。一名男子身披黑色斗篷,用威尼斯当地方言朗诵诗歌,表达对威尼斯人生活现状的惋惜。这种担忧不无理由,威尼斯正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越来越庸俗化,很多房屋变成酒店,卖蔬菜、香肠和面包的日用品商店转而卖起了面具、玻璃制品等纪念品,最后游客们也会感受到它的虚假本质,改去别的地方度假。另一方面,威尼斯的优势还在,它处在东方和西方的边界上,仍然是意大利的第三大港口,这对游客来说非常方便,对艺术、学术和商业也有促进作用,因此驻扎在威尼斯的各大基金会仍然在不断地对外送出邀约,像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活动甚至变得日益壮大。

事实上,5月26日开幕的第16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在绿园城堡(Giardini)和军械库(Arsenale)两处主场馆中,来自世界各地的71位建筑师和65个国家展馆集中呈现了作品。

双年展的物理边界仍在不断扩张中。除了传统阵地绿园城堡,军械库正日益成为新的文化产业中心。每年的春夏之交,双年展都会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占用军械库的一部分空间举办展览。尽管意大利海军至今仍然拥有军械库40%的地产,但潜力巨大。双年展机构主席保罗·巴拉塔(Paolo Baratta)正在开辟军械库里的其他空间:除了缆绳工厂和火药间外,还有16世纪的旧仓库、弹药库、处女花园、军船厂小剧院和武器销售处,试图通过各个国家的捐款进行修葺,建立新的国际展馆。

一个更大的待开发宝藏是空置的历史建筑,尤其是贵族宫殿,大约有300多座可追根溯源。它们在威尼斯随处可见,无论是僻静的小巷里,还是人迹罕至的庭院里,甚至不起眼的杂货店往往就建在精致的15世纪宅邸一侧。在大运河边,可以看到出自三个历史时期的富丽堂皇的大宅——拜占庭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至于约翰·罗斯金把威尼斯总督府称为这个世界的核心建筑。

从双年展中国馆晚宴的举办地也可见一斑。这也是一座旧日宫殿,由本博家族建于15世纪下半叶,后来成为贵族庇萨尼家族的一个分支住所。狂欢节期间,它是一年一度的化装舞会总督舞会举办地。室内由提埃波罗等巴洛克艺术家装饰,保罗·韦罗内塞的名画《大流士家族在亚历山大面前》曾悬挂在这里,这幅画在1857年被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购。而中国馆晚宴的赞助商更是直接将其“兴隆大溪地”项目的论坛放在了总督府里,那里曾是总督府的法庭,后来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为中国馆活动寻找新场地的We Exhibit展览公司合伙人LiLi告诉我,这些场所平时不轻易出租,是市政府破例协调的。We Exhibit为未来的威尼斯展览瞄准的新领地也是这些历史建筑。LiLi说,随着旅游业的极大繁荣和本地居民人口剧减,这些宫殿的命运已经注定——要么成为酒店,要么成为展馆,以延伸人们对昔日黄金时代的想象,也是一个浪漫的假面。

这届双年展的主题是“自由空间”(Free Space)。或许威尼斯自身正可以作为一个样本来回应:除了狂欢节和双年展,威尼斯还剩下什么自由空间?

自由空间:寻找范式

“自由空间”似乎是一个可以无限外延的概念,这一主题框架是由来自爱尔兰Grafton建筑事务所的伊冯娜·法雷尔(Yvonne Farrell)和谢利·麦克纳马拉(Shelley McNamara)共同提出的。这也是继2010年的妹岛和世之后,威尼斯双年展又一次迎来女性总策展人。这两位策展人对主题的阐释非常感性:“‘自由空间描绘了一种广阔的精神境界以及人文关怀,这种境界与关怀渗透在建筑的内核之中,凝聚于空间的品质之上。其重点是建筑要为使用者提供自由、额外的空间,从而满足人们在这颗脆弱星球上的生存需求与人格需求。”

与被利润驱动的空间相对照,她们形容,“自由空间”是被价值驱动的,可以说,“把地球看作甲方”。“伴随而来的是永久的责任。在揭示世界奥秘的层面上来说,建筑是光、太阳、阴影、月亮、空气、风、重力的游戏。所有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即便是一个没有钱的人,也会从建筑中得到免费的礼物,也有他的自由空间。比如,一面漂亮的墙形成了为行人带来愉悦的街道立面,即便不进去。一个可以瞥见庭院的拱门、一个可以斜倚的阴凉处,或者一个遮风挡雨的休息处,也是如此。正如一句希腊谚语所说,当老人种植下荫庇的树木,而他们知道自己无法享受时,这个社会便开始发展壮大。”

威尼斯双年展主席保罗·巴拉塔指出,建筑进入威尼斯双年展体系相对较晚,1998年才成立了独立部门。但建筑双年展已经从最初的4周,逐渐延长到如今的6个月,就是为了吸引尽量多的人关注这一具政治性的艺术分支,展示建筑能够以不同方式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被动接受的姿态。他认为,建筑是需要被保护、更新和创造的公共财富,因此,研究建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发现建筑的社会价值,也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持续要走的路。“我们要问,建筑双年展凭什么能够连续6个月吸引非建筑师专程来威尼斯?在消费和居住之外,人们对空间价值还有什么渴望?从这点出发,‘自由空间不正是更高质量居住权利的一部分吗?”

保罗·巴拉塔指出,由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策展的第15届建筑双年展提供了一个全球建筑革命的批判性视角,强调了有效回应个人和社会所提出的合理需求是何等重要。延续这一视角,而又另辟蹊径,伊冯娜·法雷尔和谢利·麦克纳马拉将目光对准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质量、城市空间的质量、区域领地的质量,以及景观作为建筑的最终目的。”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自由空间”可以是特例,但也可以成为范式。

事实证明,“自由空间”确实是一个赋予人很大想象空间的题目。最终获得本届双年展国家馆金奖的瑞士馆和获荣誉提名的英国馆都是一种空间的意外,或者如第1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方振宁所说,是观念的胜利。

瑞士馆和英国馆都在双年展老牌阵营绿园城堡中,这里坐落着国家馆中历史最悠久的那些展馆,它们紧紧围绕在主策展人馆周边。瑞士馆给人的第一印象平淡无奇,就是一套普通出租公寓,白色地板,白色墙壁,白色天花板,白色家具……典型的现代主义白盒子。再往前走,走廊里出现由大及小的若干嵌套的房间,好像要被吸入一个洞穴,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左侧显然是一间厨房,摆放着全套橱柜,可为什么那些橱柜尺寸那么大,连门把手都要踮起脚尖才够得着?正疑惑进入了巨人国,右侧又出现一个低矮小门,需要俯身才能钻进去,门内却是硕大的中庭,而中庭外都是围观看热闹的人,感觉自身如同一件玻璃展柜里的展品。再往前走,墙又变矮了,又辨不清方向了……真不知是如爱丽丝梦游奇境一般的新奇更多,还是反被空间操控的恐惧更甚。

我满怀好奇地去问瑞士馆建筑师和联合策展人亚历山德罗·波萨德(Alessandro Bosshard),这样一个奇特的点子从何而来。“事实上,这起源于年初以瑞士馆对双年展的贡献为主题的呼声,于是,就决定借用瑞士馆建筑师布鲁诺·贾柯梅蒂(Bruno Giacometti)在1952年设计展馆时的想法,他是瑞士建筑师的典型代表,致力于打造一个不张扬、不虚饰的现代建筑,这也是为什么瑞士馆建筑看起来如同公寓一般朴实。于是,这届瑞士馆的展览主题也由此而来——‘瑞士240:住宅导览——重新审视被熟视无睹的公寓。”波薩德告诉我,瑞士人一直自称为一个“租户国家”——大多数人住在出租公寓里,而且经常搬来搬去,所以人们想要一个标准化的居住环境。这种出租公寓可以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现代发明之一,而其审美持久性的一个关键就是它的自我简化,只留下一些不可或缺的元素:240厘米净高、白色墙壁、木地板或瓷砖地板、踢脚线、标准化组件等。人们已经将这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人想过,为什么墙壁是白色的,为什么开关都是一样的。于是,波萨德打造了一个不断放大又缩小的公寓空间,希望激起进入其中的参观者的好奇心,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以新的视角去思考熟悉的空间。他认为,这也是回应“自由空间”的一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或受限制条件下发现潜在的可能性。

相邻的英国馆也带来了先抑后扬的观看体验。我照惯例先走入馆内,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更显得展厅格外高大。这就结束了?纳闷地绕到外面,发现外立面完全被脚手架覆盖了,由此可攀爬至屋顶的公共平台。“岛”的主题浮现——屋顶平台相当于“海平面”,下面的场馆是海底世界,而平台中央凸起的场馆屋顶如“岛”,划破“海平面”而出。站在平台上向远处眺望,潟湖水面平静,绿树掩映,仿佛是另一个威尼斯。

英国馆策展人卡鲁索·圣约翰建筑事务所(Caruso St John Architects)和马库斯·泰勒(Marcus Taylor)把“岛”视作诠释不同想法的最简单方式。当然可以轻松地看待:岛就是提供一个空旷的自由公共空间,让不同身份、国籍和文化的人在此汇聚和交流,关注不完美的现实,拥抱自然馈赠的美景,以乐观心境面对变化。或者也可以展开更深层的联想:在400年前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岛是代表逃亡与庇护的无名地中海岛屿;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岛又是威尼斯与海洋间危险脆弱的关系;岛包含了遗弃、重建、庇护所、气候变化、英国脱欧和隔绝在内的诸多主题,而在这种联想下,回头去看脚手架,其实也是种暗喻,代表了一种“重构”的态度和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馆建造了一座虚无之岛,有些浪漫、有趣,也有些伤感。在英国脱欧倒计时的最后一年,“岛”是否依旧是庇护所?

乡村:一种现实回应

作为对“自由空间”的回应,中国馆提出“我们的乡村”主题。中国馆策展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翔宁提出,谈自由空间,就要先参与到自由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去,中国的乡村就是可以去实践的地方。他说,在中国经历了城市快速增长的浪潮之后,如今乡村地区成为了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的新前线,建筑师、艺术家、开发商以及现金流都一起涌入乡村,进入生态群落、公共生活以及价值体系的重建当中。

而乡村的未来发展也是当下建成环境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归田园居,是中国文人传统对居住的美好理想。在当代,乡村居住问题则往往与国家政策、资本力量、基础设施、技术条件等相交织。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千篇一律的乡村住宅,建筑师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重新寻求与乡土的联系,这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位于军械库中的中国馆——“我们的乡村”即是对上述图景的勾勒与呈现。

“乡村”如今是一个国际热点。李翔宁也提到,国际上很多建筑师都在把关注的视野聚焦到乡村建设上,比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他的研究团队AMO已经针对乡村问题进行了7年的研究。库哈斯最初的兴趣源于这一领域的空白,乡村就像是从文化雷达中消失的一个景象。他认为,乡村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启发人们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进行全新的研究。就在今年4月,库哈斯通过视频与各个领域的代表针对中国乡村问题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乡村马拉松”对话。论坛组织者姜珺告诉我,库哈斯谈到中国的乡村问题尤为兴奋,因为中国乡村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实践前沿。

在绿园城堡中央的策展人展厅,王澍和陆文宇创立的业余建筑工作室的“瓜山计划”成为中国建筑师中唯一入选其中的项目,这是一个关于杭州城中村的研究性项目,与中国馆的“乡村”主题遥相呼应。场馆中矗立着一个城中村切片模型,参观者可以进去感受其中的民间智慧,一旁则循环放映着挖掘机拆除这些“非法空间”的影像。“你能想象吗?这个村就在杭州的市中心。如果我们不寻求一些轻质介入的方法,瓜山也早和其他城中村一样以‘违法的理由被推平了。或者像北京、上海正在进行的整治‘开墙打洞计划一样,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项目旁遇到王澍和陆文宇,他们告诉我,这一城中村研究的缘起是因为之前他们在杭州富阳下辖的文村等乡村做民居改造项目,后来富阳主管文村的一个领导调到杭州,正好负责瓜山社区的改造,于是又找到王澍,希望他能拿出不太一样的方案。城中村问题看似不新鲜,而“瓜山计划”的特殊之处在于,建筑师和政府合作,从研究工作坊开始,试图找到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将不合法的自发建造变为合法,又能解决出租者的实际生活需求,而不只是做一个明星项目,对村庄却没什么实际触动。

“城中村和真正的农村一样,内部都是一个自治体系。房子是老百姓自己造的,而且因为生活的需要,不断进行点点滴滴的自己动手、自发建设。瓜山社区也是如此,因为居住的密度极高,催生了一系列围绕社区生活的空间小发明,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空间被私人侵占,引发违章和违法问题。但城中村的那种栩栩如生,那种烟火气,那种社区自治精神,也正是城市高端区域里严重缺乏的。如果認识不到这些价值,只是简单粗暴地规划、清理和替换,这些东西也就消失了。”

王澍认为,怎么给这些低收入人群设计出“立锥之地”,怎么小心翼翼地处理其中违法和合法的界限,怎么对租户的生活进行合理的引导,而不是仅凭乌托邦或者改良主义的想法,随随便便就把别人的生活给改了,也是对“自由空间”的一个回应。“我不认为‘自由空间是一个小清新的话题,或者只局限在狭隘的建筑学领域内探讨,它必须要进入社会学的范畴,触及我们生活的现实。”

(实习记者李南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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