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视野中的夏王朝

常怀颖

有夏之前

让我们权且做个历史假想,假若传说可信,大禹在接受禅让后面对臣工时,会讲些什么?甚或夏启代伯益,获得政权的时候,他会讲什么?按说他们应该会如同西周君主那样,讲讲历史经验教训,讲讲当前形势,也得讲讲发展蓝图。如果是禹、是启,他们会如何总结夏之前的历史,会怎样看夏王朝的“国际”政治形势?

神木石峁外城东门址全景

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无法从文献中获得这样的就职演说和夏人对重大历史所作的总结了。要对夏之前的社会与政治格局进行概括,目前只能依据考古学家通过物质文化遗存粗疏勾勒。

张家港东山村墓地90号墓一角

若以公元前3000年为上限,在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理舞台内观察夏代兴起之前的社会格局,就能够看出社会在整体加速度发展,夏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公元前3000年前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品种作物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下,这个社会的人口在缓慢增长,城邑兴建逐渐开始在中原和海岱地区流行起来。缓慢但已经出现变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整体上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分化现象——有的遗址内出现了数百平方米大的超大型房屋;有的遗址内出现了能够拥有比别人更多随葬品的“首领”或者“长老”。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的社会分化程度仍然有限。黄河中游地区,大规模筑城的浪潮还没有开始,村落的阶层分化,满足于房址与墓葬规模的大小,奢侈品的使用在黄河中游并不流行。但这个被考古学家称为“庙底沟文化”的文化共同体,也在努力向未知世界探索扩张。他们携带着自己对花瓣彩陶的审美,走西口,出关陇,向北远足到河套地区,向西扩展到渭河上游。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似乎在这时领先一步,大型墓葬中以精美玉器、大量的猪下颌骨所代表的经济支配能力和丰富的酒器所体现出的粮食富足,显示出其社会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阶层分化的具象更加明显。

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村镇长老,或许想象不到同时期远在长江流域的“外省人”是怎样过日子的。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社会阶层的迅猛分化,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良渚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深厚的地区历史积淀,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获益人,他们在当时已经领先黄河流域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

良渚社会发达的基础,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经济的特点表现为“饭稻羹鱼”,即以大规模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和以渔猎业为主的获取动物资源的生业活动。在良渚遗址群一处被焚毁的“粮仓”中,甚至发现了数十万斤的炭化稻谷。良渚社会最令人惊叹的是,以水坝、城市和大型宫殿建筑为代表的大型工程,这些工程反映了良渚社会的控制调动能力。良渚社会有着分工精细、技术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在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持下,良渚社会拥有精美漆器、玉石器的生产,但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原料的来源与产品的分配、流通,全部为贵族所垄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良渚社会的高度分层化结构。良渚社会玉器纹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神人面图像几乎是良渚文化社会玉器紋样的共有母题,反映出良渚社会具有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折射出存在一个权力中心。从环太湖区域的同时期遗址分布来看,良渚文化具有覆盖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应该是成熟稳定的区域性国家文明形态——这种区域性政体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

同样现象也见于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早期。最新考古发现证明,从相当于良渚晚期阶段开始,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澧阳平原分别存在着一个以石家河城址、城头山城址为代表的城址群,展现出与良渚社会近似的文明演进的模式。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共同特征是建立在自然环境较好的基础上,社会分层化的程度高,社会生活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呈现出清晰的等级秩序,反映社群的分化,为了维护这种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把这样的社会总结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南方模式”。

然而,到公元前2300年前后,辉煌灿烂的良渚社会、屈家岭-石家河社会在繁盛了1000年以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衰落。良渚古城在此时被废弃,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长江中游地区虽不如良渚社会那样断崖式的衰落,但城址数量较屈家岭时期明显开始减少。在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的广大区域内,社会的停滞和衰落如此同步,以至于无法用资源枯竭或者经济崩溃的理论去给予解释。有环境考古学家给出了长江流域社会倒退的原因,可能和气候变化造成降雨激增、洪水肆虐造成的人员迁徙有关系。

也就是在长江流域文明全面衰退的同时,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

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这一时期掀起了筑城的高潮。数十座城址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突然出现,城址之间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城址内部往往存在人头奠基、人牲人殉,战争和暴力似乎在当时的中原与海岱是社会常态,体现出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族群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中原和北方地区,从仰韶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进一步发展,虽然仍以粟、黍两种小米和水稻为主,但在这时先后出现了小麦和大豆等农作物品種;家畜饲养的品种也日趋多元化,特别是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丰富了蛋白质与皮毛资源的来源。古DNA研究结果表明,黄牛和绵羊均来自于西亚。新的物种出现并逐步得到普及,反映了黄河中游地区农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加。单一品种作物种植带来的因天灾绝收的危险,在多品种作物种植经济体系内,被最大限度地克服。中原与海岱地区稳步提升的农业经济实力,为社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同一时期,包括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以及长城沿线的中国北方广大区域普遍出现了红铜制品,铜矿石和其他共生矿混合冶炼加工制作的铜合金制品虽然还有如星星之火,但已经显露出要在新时代的燎原之势。

从自然环境来看,黄河中游的生态和物产显然不如长江中下游鱼米之乡富庶,中原地区突然性的筑城和骤然增多的冲突,显示出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常常可见的冲突和暴力现象,更多地体现在聚落间和聚落群之间。赵辉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中原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虽以“北方模式”为基础,却也显示出不断汲取周围社会重要成就的样态。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南北两大区域,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内,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样态和社会发展道路。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依据当时还不多的材料,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学说,以及裂变、融合与碰撞三种文明起源的模式。而他的学生,严文明先生则以“重叠花瓣”式的阐释结构,分析了中原地区成为文明要素辐辏之地,并最终率先进入了国家阶段的原因。

无论是苏秉琦还是严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现,这种在多地纷纷而起、此起彼伏的社会变革,催生了若干个区域政治实体。借助传统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国”的描述,他们将这时的社会称为“古国阶段”。这或许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但若我们将视野放得更长远一些,在战国时期成书伪托于夏王朝文献的《禹贡》中,对上古社会天下观的地理格局划分,竟然与“满天星斗”或者“重瓣花朵”式的考古学文化格局有着惊人的重合。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种认识,可能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反映了中原人群长期以来固有的政治格局和地理版图观念。

我们不知道夏人会怎样称呼他们的远亲近邻,但如果大禹、夏启要发表施政演说,或者做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他们所能看到的夏代,大体就是从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慢慢生发和整合出来的。这正是夏兴起之前,中国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历史图景。

当夏之时

夏王朝不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下的疆域国家,类似“国境线”“边境”之类的概念在上古中国是不存在的。文献中对夏王朝的控制区域主要是通过夏族的活动范围间接表现的。

与商代和周代相比,夏代的疆域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从文献的记载看,夏王朝的范围大体以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地区为中心,势力范围可能影响到了山西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考古学家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的差异,可以总结考古学语境下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简单来说,若将河南龙山文化视为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视为夏代晚期,夏代的活动空间,是略有差别的。

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包括了今河南全境,鲁西南、皖北地区能看到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力。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较河南龙山文化分布范围有所减小,在东、北方向,豫东北和豫东地区基本已经是二里头文化影响的极限;在南方,今天的驻马店到南阳盆地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南部边缘;在西南,似乎有部分二里头文化由南阳盆地溯汉水而上,到达了商洛一带;在西方,二里头文化似乎未能大范围越过三门峡进入关中,在关中东部仅有星星点点的分布;在西北方,二里头的控制范围大体以黄河为界。但是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在晋南、鄂北和皖北地区仍然不能低估,很可能有二里头人曾对这些地区有强烈的影响,但并未直接控制。

除了夏代晚期的都城斟鄩——二里头外,按照文献记载,夏代早期都城还有阳翟(今河南禹州)、阳城(今河南登封)、帝丘(今河南濮阳)、夏邑、原(今河南济源)、老丘(今河南陈留)、西河(今河南安阳内黄一带)等。但目前大部分都没有符合记载年代的城址与相关遗存。从考古发现来说,只有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可能与早期夏代都城有关。

由于陶寺遗址的中晚期阶段进入了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所以对陶寺遗址的性质学术界有截然不同的两类认识。一种认识是陶寺是尧所都的平阳城;一种认识是,陶寺遗址就是夏代都城或夏代建立前的都城。但陶寺遗址在相当于夏晚期时,却未发现任何二里头文化的遗存。若陶寺遗址是夏代早期都城,在夏代晚期却没有夏人往来交流甚至是来祖地祭拜,未免是一种难以圆通的假说。

文献记载有“禹都阳城”之说,历代考证大体认为阳城在登封。所以,王城岗大城被学术界多认为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阳城”。新密新砦遗址南侧由双洎河作为天然屏障,其余三面由内外三重壕沟防护,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后羿代夏前后夏代的某个都城。

二里头遗址本身,是已知东亚地区最大的都邑聚落,也是当时中原地区经济、文化水平最为发达的都城。与二里头遗址时代相同,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诸如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荥阳大师姑、平顶山蒲城店、方城平高台、驻马店杨庄等城邑,可以视作是夏代晚期的地方城邑、军事藩镇或是夏代晚期诸如昆吾国、葛国、观国、顾国等国族的都城。

有夏之邻

夏王朝的疆域范围不大,同时期的夏王朝邻境分布着其他多个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实体人群或国族。这些考古学文化实体,有的与文献记载的夏代古族、古国有能够契合的历史影像,有的已经无法探究族裔。由于夏王朝的疆域在变化,它的邻居也在分分合合中前行成长,所以夏代早期和夏代晚期的邻居,也有所不同。

相当于夏代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自龙山时代早期开始的筑城高潮逐渐走向了尾声,各地城址总量开始减少,城邑本身也初露败相。这种现象,与文献记载的,从夏代以前的“天下万国”逐渐走向世袭制夏王朝前期的攻伐整合的传说,有暗自契合之处。

夏王朝早期的东邻,按文献记载,是生活在海岱地区的夷人。从考古学角度来说,是典型龙山文化晚期的各类遗存。此时已是龙山文化的衰落期,但在龙山文化早中期修筑的城址很多还在沿用。

江汉平原,原是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但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观察,这一时期北方的河南龙山文化向南强势扩张,造成了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密集的江汉平原城址群,在这一时期相继废弃。江汉平原进入了后石家河文化时代。也恰在此时,废弃的石家河城址内的谭家岭、肖家屋脊等地点的瓮棺葬内,发现了数百件精美的玉器,说明这里仍然存在着高等级的贵族。来自河南的河南龙山文化强势南下,江汉平原土著的石家河文化凋零败落,一兴一废的时间节点同时。这种文化上的巨变现象,与文献传说的“禹征三苗”多少有些合拍附节。

在长江下游,长三角地区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已经衰败,继之而起的广富林·钱山漾文化无论在文明发达程度、聚落数量还是聚邑规模上都无法企及良渚文化。

在遥远的西南方,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善,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西部边缘,出现了一场筑城的高潮。在南起大邑、北到广汉的空间范围内,几乎同时出现了8座城址。其中最大的新津宝墩城,内外两重城垣围合面积近280万平方米。但似乎这时的长江上游人还没有和夏王朝发生交往。

在古黄河北岸,在考古学角度,是后岗二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文献中,是韦、顾、昆吾等几个国族的治所。截至目前,在豫北地区的温县、博爱、濮阳等地相继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城址。向北越过古黄河,今天的河北南部却尚未发现同时期的城邑。再向北,从今天的邢台以北,直至北京南部的拒马河以南的广大范围内,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寥寥,考古学家甚至尚难对这一地区的夏代早期考古学文化进行总结。

再向北的燕山南北直到张家口地区,是一支被称为“雪山二期文化”的当地龙山时期考古学文化,但迄今为止仅发现了一些面积较小的村落遗址,没有发现地区中心性的聚落。简言之,这里的居民,生活在远方,与夏代早期似乎没有直接联系,而且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比较低。

在太行山以西,由于地理单元的阻隔,在今天山西境内是一个个分布在小盆地中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除了陶寺遗址和绛县周家庄遗址为中心的多层级社会结构之外,同时期的山西中南部地区,社会的发达程度仍然较低。

在黄河以西的关中地区,文献记载是有扈氏的控制地。从考古学角度来说,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关中地区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是客省莊二期文化。但这时的关中,尚未从龙山以来的文化衰落期中恢复元气。

在关中和晋中以北的今陕西延安、榆林和山西省的朔州、忻州、吕梁,这一时期文化突然蓬勃发展。南流黄河两岸的陕北到晋北广阔区域内,遗址数量激增数十倍,骤然出现了以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榆林寨峁梁、佳县石摞摞山、兴县碧村等为代表的多座大型石构城址。这些城址虽然大小有别,但聚落的布局似乎有统一的规划设计,呈现出模式化特点。这种贯彻在大小聚落中的一致性,至今在其他文明区内尚未发现。这些聚落的人群,似乎同源,都可以归属为石峁·新华文化之中。他们对南方的陶寺文化区,有着强大的压迫和影响力。甚至于陶寺城址的衰落与动荡,也与这一人群有关。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他们似乎与早期夏王朝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或冲突。

在关中以西的甘青地区,是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齐家文化的分布区。这支考古学文化能够自行生产铜器,且与中原地区的夏王朝有着近乎相同的礼制追求,都以大型片状的玉器作为仪仗礼制象征。但齐家社会没有能发展出大型的城邑聚落。

到了相当于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夏王朝的邻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邻邦也似乎也并非都与夏保持友好。

在东方,龙山文化彻底衰败,新兴起的岳石文化无论遗址数量还是发达程度都远不及之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原本多达20余处城址的海岱地区,在岳石文化时期仅剩下了章丘城子崖、临淄桐林、邹平丁公等几座。这些城址有的在沿用龙山城址的基础上,缩小城圈,有的则在原址修筑一座小城。以桐林为例,龙山时期的桐林内外两重围垣,面积达35万平方米左右;到了岳石文化时期,仅剩下一圈围垣,城址面积也缩减到15万平方米左右。

在江汉平原,此时异常凋敝,极个别的聚落零零星星出现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夏代晚期夏人短时间长距离突入的遗存。

在长江下游,钱山漾·广富林文化被整合成马桥文化,后者的社会发展程度依然不高。

在成都平原,筑城活动在夏代晚期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位于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逐渐发达,显现出成为区域中心的潜质。

在北方,下七垣文化在古黄河以北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兴起,在豫北和豫东地区与二里头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到二里头文化的晚期,豫北、豫东地区已经基本上为下七垣文化所控制。但目前发现的下七垣文化遗址,等级都不高,也没有发现确定的城邑,基本上都是村落。仅有辉县孟庄城址可能属于下七垣文化。所发现的鹤壁刘庄与磁县南城两处墓地,也显示其社会组织形态较为平等。下七垣文化已经拥有了小件的青铜工具与兵器,尚未发现有大型的礼器。绝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下七垣文化所代表的人群就是尚未建国的商系人群。

在更北方的燕山南北,夏代晚期时新兴起了被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大坨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与之前的雪山二期文化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但明显受到来自西方和北方人群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有石构的城址,在东起辽西、西到赤峰的范围内,有数百座大小不一的石城,但规模都不太大,绝大多数城址面积不到5万平方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可以佩戴黄金耳环,拥有小件的青铜器,显示出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技术实力。

太行山以西,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止于上党盆地与运城盆地。在晋中,当地的土著文化兴起,但再也没有规模宏大的区域中心城邑。晋西南的垣曲盆地和运城盆地南部虽然存在几座小型的城邑,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与夏王朝控制中条山地区的铜矿资源与运城的盐业资源有关。

河套、甘青地区到晋中·关中地区的普遍性衰落在夏晚期已经到来。黄河以西的关中,遗址数量稀少,文化面貌不清,考古学家目前还无法解释夏代晚期的关中地区遗址数量减少的原因,也无法确定夏代晚期关中地区的文化属性。在晋北和陕北地区,原来石峁·新华文化分布区已经走过了文化的顶峰,辉煌一时的石峁城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已废弃。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在继续发展,但似乎显得后劲不足。

总体来说,夏代晚期,夏王朝以外的社会发展程度总体上都不如夏,除了中原腹心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远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外,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社会似乎都陷入了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晚期夏王朝,在当时是整个东方世界文明发展的顶峰代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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