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对“夏”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谈谈对“夏”的理解,以及“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中又糸教授李零

李零:汉学家讲中国,有所谓“早期中国”(Early China),我们习惯叫“先秦”,他们叫“先汉”(Pre-Han)。有人说,商周以上皆史前,“三缺一”,不包括夏;即便有国家,也顶多是酋邦、城邦,只能算早期国家。不但史前无所谓“中国”,历史时期也被解构,只有朝代,没有“中国”。其更极端的定义是,只有说中国话(即汉语)的人才叫“中国人”,不说中国话的人不叫“中国人”。中国被细化,被缩水,乃至取消。这种方法太公孙龙。

夏、商、周,古人叫“三代”。从时间上讲,夏是开头。从空间上讲,夏是中心。这个概念,对孔子很重要,有如正、反、合。他说,三代以上,搢绅先生难言之,不敢讲。孔子都不敢讲,司马迁只好承认,他也没法讲。

三代,情况不同。周初,山西还住着唐人、虞人、夏人,统称夏人。刘起釪先生说,《尚书》头几篇讲尧、舜、禹,古人不叫《唐虞夏书》,也不叫《虞夏书》,只叫《夏书》。叔虞封唐,就是把这批夏人,连同当地的戎狄封给他。商克夏,周克商,都要定鼎中原,谁得夏地,谁得天下。西周铜器有祁姓、姚姓、妫姓、姒姓,就是出自唐、虞、夏三族。《史记》有《夏本纪》,有《陈杞世家》。这是西周的历史记忆,不是汉代的历史记忆。

古之所谓“中国”,其实是以夏地为中心的天下概念。盡管周是集大成者,他们留下的三大经典,《诗》《书》《易》,还有古代器铭,总是讲一个意思,甭管你是哪一族,现在住哪儿,谁都乐意说,我们是夏人,我们住在“茫茫禹迹”,就像辽、金、元、清,谁入主中原,都以“中国”自居。“茫茫”当然是形容大。“中国”是个历史形成的概念,它是由小到大,越来越大。但轮子再大,也得有个轴心,四裔是围绕中心转。这就是“中国”的概念。

王国维推崇西周,跟孔子一样,但他并不否定有夏。《古史新证》,一上来就讲这个问题,他是针对顾颉刚。

张光直给《剑桥上古史》写第一章,把夏叫“夏问题”(问题不等于伪命题)。夏既然是问题,当然还没解决。怎么解决?靠考古学。

考古学不光是挖,不光是记录,还靠分析,还靠思考。万事起头难,结束也不容易。考古报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考古学学科的地位、边界与作用?

李零:我曾经是考古学的学生,也参加过一点儿考古发掘。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过7年,现在,我仍然是考古学的忠实读者。谁都是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先当读者,后当作者。你就是当了老师和作者又怎么样?照样要学,照样要读。我最喜欢的身份是学生和读者,一辈子当这个都不丢人。

考古学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叫考古学家?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从考古学史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考古学家,过去叫考古工作者。学过、挖过,学过多少,挖过多少才能叫,是不是当了领队、所长才能叫,琢磨去吧。考古学家创造考古,还是考古创造考古学家?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1949年以前,真正到国外取经学过考古的就几个人,多数都是半路出家。西方考古学史也是如此。

考古是一种大规模知识生产,不是一两个人干得了的,李白、杜甫根本用不上。文明,复杂社会,有分工,有协作。知识也有私有制,学术圈也分三六九等,考古并不例外。种瓜的不一定得瓜,种豆的也不一定得豆。白劳的事情很多。

考古学是个综合性的学科,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什么都跨着,操作性很强,有点像军事学,你无法同其他学科完全切割、把它归入哪一门,各种人都会参与。他们,有些是主力军,有些是后勤保障。比如西亚考古,早期考古队的标配,除发掘人员和技工,还得有建筑学家和铭刻学家。现在,科技考古不得了。“白大褂考古学”,过去认为是辅助性的,现在已经从红案、白案上升到颠勺的大师傅,田野考古反而给他们备料。

过去,在我国体制下,考古学是从属于历史学。马克思说,他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这是指大历史学。人类历史,旧石器几百万年,新石器上万年,有史时期只有几千年。当年,我在社科院考古所做过信访工作,寄来的东西,三叶虫寄南京,旧石器寄古脊椎所,所里分三个研究室,一室新石器,二室商周,三室秦汉以下,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喜欢讲“宏大叙事”,史料很多,人物很多,故事很多,这只是几千年范围里的事。其实,考古学真正的用武之地,也是公众最不了解的地方恰恰是故事中止的地方,几千年以上全都拜托考古学,“透物见人”,有如破案。

20世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世纪,“二战”把它一劈两半。考古学,前一半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天下,代表人物是柴尔德;后一半是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天下,代表人物是宾福德(汉学的情况与此类似,20世纪前一半是法国汉学的天下,后一半是美国中国学的天下)。二德都是理论家,不是整天蹲工地的田野考古学家。他们都已作古,但“二德异同”值得回顾。宾福德说,考古学,除了人类学,什么也不是,非常美国。其实,柴尔德也讲,考古文化,不光是器物、遗址,背后是人。他倡言的两个革命,也都是围绕人。张光直先生说,他从台湾的监狱里放出来,打算到美国求学,目的是解人生之惑,研究“人之所以为人”。后过程考古学有“人文转向”,“人文”是什么东西,当然更是“以人为主”。可见,不同之中仍有共同点。

中国考古,民族主义和历史考古是两顶帽子。这两顶帽子一戴,代表落后。考古学分三个层次: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排序有文明等级。陈胜前说,民族主义、历史考古学,不全是负面,没错。其实,“太阳不是无影灯”,民族主义跟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如影随形,不是在前,而是在后。我们不能说,现代中国之前,中国不存在,有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就跟德国、意大利一样,19世纪才拼凑成国。

研究“夏问题”,疑、信并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信是迷信,疑是科学,这种二分法不能解决问题。比如顾颉刚推崇崔东壁,他的书叫《考信录》,疑是疑其所疑,信是信其所信。他疑了半天,是为了信。中国的辨伪学,出发点是尊经卫道,尊正统,黜异端。顾先生与传统辨伪学的最大不同点是,他不尊这个正统。

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司马迁,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们的方法都是兼存异说,疑以传疑,信以传信。上古荒渺,知之远不如不知为多,既不能证明是,也不能证明不是,既不能证明有,也不能证明没有,比比皆是。事实不明,证据不足,争也徒劳,辩也无益,何妨搁置,我们解决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请您推荐一部或几部关于“夏”的学术书籍吗?

李零:中国考古学界,学出多门,有“夏苏异同”,有“俞张异同”,以及其他许多门派。这些前辈,多已作古。读者要想了解考古学家在吵什么,比如许宏、孙庆伟的打擂,最好先看看他们的老师辈怎么看。

推荐三本书吧。

1.夏鼐先生在《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中的有关论述。

夏先生叫夏鼐,字作铭。鼐是大鼎,传说禹作九鼎,上面有铭文。他的名字本身就跟夏有关。夏先生对夏比较谨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话虽不多,还是值得翻一下。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1982年,苏先生写过一首《晋文化颂》:“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灣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1985年,张政烺先生在山西开会,用篆字写过两份,一份送苏先生,下落不明;一份留山西考古所,运城刻过碑。留在山西的一份,承谢尧廷先生提供复制件,前不久在北大文研院展出。

这首诗,郭大顺先生有文章,《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就是图解这首诗。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发了个图,是苏先生自己画的《三岔口图》,不够清晰。

此图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承孙周勇院长提供,我们终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苏先生的三岔口,东北一岔标西合营(在河北蔚县),其东有山,标燕山;西北一岔标朱开沟(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两岔会于一岔,从上到下,标白燕(在山西太谷)、陶寺、曲村、侯马,然后往西南拐,止于华县。与图对照,诗意甚明,“华山玫瑰”指庙底沟彩陶,“燕山龙”指红山玉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指朱开沟陶器,“汾河湾旁磬与鼓”指陶寺石磬和陶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指三代崛起的背景和晋文公对三代文化的绍继。

苏先生喜欢讲大格局(他叫区系类型),他的“三岔口”,讲的是北方,而且主要是西北高地。他认为三代也好,晋文化也好,都是在这个格局下发展起来的。

白鸟库吉讲“东西交通,南北对抗”。南北对抗是高纬度和低纬度对抗,这是个长期对抗。最近,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备受关注,中国南北都有很高很早的发现,但三代王都在35°线,晋楚争霸,晋占上风。

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而收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这个老生常谈是基于他的历史经验,一是楚汉之争,二是秦取天下,三是周取天下。张弛的文章,其实是讲更早的一轮。

3.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科学出版社,2001年),又有科学出版社的续集(1998年)和再续集(2011年)。

邹衡先生,专门研究三代。三代格局,他有系统考虑。考古探索,类似破案,一方面靠排除,一方面靠串并,一个萝卜一个坑。愚公移山,子孙无穷,而山不加增,考古不同,新发现总是层出不穷,哪个萝卜插哪个坑,经常要调整。你不知道原来怎么想,就不知道从哪儿调整。邹先生的大局观是我们讨论的起点,无论赞同还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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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研究“夏问题”,疑、信并不是关键

1977年,李零在社科院考古所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一辈子,从20来岁到现在,竭40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此处所指的“中国”,是历史形成的概念。

李零认为,古之所谓中国,其实是以夏地为中心的天下概念。从时间上讲,夏是开头;从空间上讲,夏又是中心。哪怕周是“三代”的集大成者,周人留下的文化经典与器铭总是传达着一个意思:无论是何族,无论居何地,人们都愿意称自己是“夏人”,就像曾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清都以“中国”自居一般。

但即便“夏”是古“中国”概念的中心,它仍然是待解决的“夏问题”。学者中的“疑古派”与“信古派”一直在学术争论之中。

不过李零并不属于任何一派。对他而言,研究“夏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疑”“信”之间选边站队。

您怎样定义“考古学”与“考古学家” ?

考古学是个综合性的学科,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什么都跨着,操作性很强,有点像军事学,你无法同其他学科完全切割,把它归入哪一门,各种人都会参与。至于考古学家,过去叫考古工作者。学过、挖过,学过多少、挖过多少才能叫。考古学家创造考古,还是考古创造考古学家?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冲锋陷阵,就是军事学家吗?满地找矿,就是地质学家吗?技工算考古学家吗?……

如果读者们想要了解考古学家在吵些什么,您推荐阅读哪些书籍呢 ?

夏鼐先生的《夏鼐文集》、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以及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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