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

刘周岩

发现二里头

“继续搜集史料。上午9点到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决定14日启程往河南。”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记中记下这天的活动,也终于定下了前往河南的日期。

此番前往河南考察,这位71岁的老人要进行的是一项听起来颇不可思议的任务——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遗址,即“夏墟”。日后就此事所写的报告中,他开宗明义写出缘起:“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舜、禹接连禅让,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直到为商人所灭。这是中国古史的标准叙述,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史书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

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

今年已经80岁的苏恺之仍然记得1941年自己第一次见到徐旭生时的印象,那时他才4岁。“母亲带着我去昆明找父亲,刚住下,一位老者就来探望,带我们观光,他慈爱地让我躺在山坡上满是黄色松枝的地面上休息。”这是从小在北平长大的苏恺之第一次躺在户外睡着,也是第一次见到蓄着长须的老者,这个奇特的场景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后来,苏恺之慢慢长大,而“徐老伯”总是同样的形象,留着长长的胡须,穿长袍马褂,说起话来常是四个字四个字的,他也始终是父亲苏秉琦最敬重的人。

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代的徐旭生,是位传统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建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与夏鼐、陈梦家等人同为创所之初的数位研究员之一。1959年他去寻找“夏墟”的行动,对这两个身份而言都不寻常——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在书斋里度过一生,不会通过野外考察去解决历史问题;现代考古学虽强调田野工作,但重大考古发现多出自偶然,按照古书中的线索制定路线图,有计划地寻找一个“失落”了数千年的王朝并有所获,绝少先例。他能如愿以偿吗?

1959年4月15日,徐旭生由北京抵达郑州,休整一日后即乘火车到洛阳,正式开始考察。洛阳东部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是他和助手调查的重点。每到一处,他们自带铺盖,借宿于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空房,白天外出考察,晚间则查阅地方志及史料。“大跃进”的危机已显现,农村粮食困难,红薯面窝头是他们的主要食物。考察期间,地方政府不时邀请徐旭生应酬或观剧、观电影,但他多推辞,或派年轻助手前往,不过为当地学校做了数次关于夏文化的讲座。每天考察结束,徐旭生都会在日记中记下所获。1958、1959、1960年的日记在同一个本上,这三年正是夏墟调查前后最关键的时期。今日查阅,纸张已经泛黄,也有些许浸水,但字迹尚可辨认。这部分日记从未公开出版,幸得保存至今,并由徐旭生之子徐桂伦向本刊提供。

通读这几年的日记,凡在北京期间,徐旭生甚少抒发感想,无论是考古学界或社会中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只是寥寥记上一笔:“下午到复兴门外公安学院礼堂听周总理及彭真同志庐山会议报告录音”(1959.9.2),“往参观定陵的地下宫殿”(1959.9.22),不加评论。而在河南考察期间,日记则颇为详尽,对沿途遇到的风物、各色人等多有记叙,因发现文物时而失望时而惊喜的心情也原样照录,偶尔还抒发一二句感慨。这或许说明此次考察徐旭生期盼已久,心情也相对愉悦。

循着古代记载寻找未曾显现的文明,很像探险故事,但徐旭生和助手们实际的调查过程要平淡得多。电影里西方探险家们在中美洲的层层密林中深入,拨云见日间一座数千年未有人迹的玛雅金字塔赫然耸立于眼前的类似场景,绝不可能发生。洛阳一带人口稠密,地形也以平原为主,不会存有他人尚未发现的地面上的古代遗存,更何况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建筑在未经修缮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长期保存。徐旭生5月10日在禹县调查时,也曾前往一座传说是“禹王锁蛟”的石塔参观,不过没有严肃对待,只当作工作以外的休闲调剂而已,“此物不问即知其非甚古,但似有艺术上的价值,所以我们也想看一看”。“夏迹”的显现,不可能容易至此。

徐旭生所做的,更像破案。他要发现的遗迹,深埋在地下。夏人数千年前生活过又遗弃了的城市,如果就在附近的话,会被侵蚀、沉积等自然作用埋入地下,形成包含有当时物质遗存的地层(strata)。地面上可见的蛛丝马迹,提示了这“看不见”的遗迹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各种原因浮出地表的古代陶器碎片。古人的诸遗物中,服饰等无法保存,青铜器、玉器数量太少,不腐、易得而又能提示年代信息的陶器,是考古学家最倚重的“指南针”。“陶片”,也就成了徐旭生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5月中旬,考察一月有余,徐旭生已颇有所得。通过地面踏查、向当地文物部门和老乡征询陶片等物的出土情况并进行试掘,他们已经圈定了10余个可能与夏人活动有关的遗址地点。返回洛阳途中,他们决定“节外生枝”去调查一处商代遗址。

多种文献中都记载,商代的第一个王都,商汤的“西亳”,就在洛阳以东的偃师。徐旭生自叙:“在此调查前颇疑西亳的说法。但因为它是汉人的旧说,未敢抹杀。又由于乾隆《偃师志》对于地点指得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顺路调查它是否确实。”于是5月15日晚7时左右,他们“顺路”来到了偃师。第二天一早,大家出发“寻古亳遗址”。从高庄出发,日记载:“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

就這样,“二里头”第一次被徐旭生记在日记中——一个注定载入中国考古学史的名字出现了。

一代王都

今日要前往二里头村,从各大城市乘高铁抵达洛阳龙门站后,再有一个小时左右车程即可到达——如果二里头考古队技师王宏章前去接你,车程只需40分钟。村里的景象和大多数的河南农村没什么区别,一眼望去是辽阔的麦田,洛河从村北穿过,民居聚集在不大的一块地内,有5000左右的人口。白天可以看到许多坐在家门口闲聊的村民,晚上还有露天电影放映这类城市里几乎绝迹的活动。逢“四”的日子,村里办集市,格外热闹。

不过,这个村子常迎来陌生的访客,学者、领导或其他慕名而来的人,他们的车总是直奔村头广场上那个独立的院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驻地。

虽然村民很少有机会走进这座院子,但他们对院子里的人并不陌生。和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一起走在村里,不时有村民和他打招呼:“许博士,回来了?”许宏说,这样的打招呼每每让他高兴:“他们不是说:‘来了?而是说:‘回来了?这就是我另一个家。”从1999年出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至今,许宏已在二里头工作了近20年。而在他之前,已有过两任队长,都分别任职20年。

1959年5月16日,徐旭生和助手们在偃师寻找“亳”都的过程中来到了二里头村。他们到此并不只是为了“饮水”,而是当地文物部门的一位高姓干部请他们前来查看。“大跃进”中,村里人响应号召挖鱼塘,“五类分子”也在此劳动改造,却挖出了大量陶片。这位干部闻讯赶来,暂停了挖水塘的行为,正巧赶上徐旭生等人前来查访。

徐旭生在二里头村停留了一个下午,午饭后考察,晚8时半即回到寓中,第二天一早按计划返回了洛阳。这天晚上记下的日记里他并没有急于对二里头的情况做出判断,但记下了两个关键点:出土的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村民说可以挖到陶片的范围很大,“南北约三里许,东西更宽”。他已然意识到此处的非同寻常。日记的结尾,他饶有兴致地记述了回程时遇到的大雨,土地全变成了泥地,要“脱鞋赤脚踏泥前行”,而心境,“遂觉无限辽远!”

考察结束后,徐旭生写出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告成、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徐旭生的调查结果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当年秋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和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试掘了二里头遗址,其后发掘工作由前者独立承担。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考古所的赵芝荃,时任洛阳发掘队队长,被安排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成为二里头考古队首任队长。

这里也吸引了同行的关注,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邹衡、李伯谦二人带领同学来此参观或实习挖掘。赵芝荃热情接待了来自母校的他们。而日后,这二人都将在夏文化探索和二里头研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宏介绍:“第一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最重要的成绩之一,是明确了二里头是一处都邑遗址,而绝非普通的聚落,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换句话说,这个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河南农村,是3000多年前整个东亚文明最发达的大都会。这一结论有多项考古学证据支持。

1960年,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始第二年,就发现并且试掘了称为“1号宫殿”的基址。“宫殿只是对大型建筑的一种称呼,至于用途则众说纷纭,可能是政治的,也就是‘朝廷,也可能是宗教的,即‘宗庙,但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统治阶层使用的重要建筑。”许宏解释。

这座宫殿的位置就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不过今天看去,只是一片麦田,遗存是位于地表以下的。一旦发掘工作结束,会将挖出来的土回填,上面继续耕种,这是对遗迹的保护。据发掘时获得的考古学信息可知,主殿的面积达900平方米,主殿前是一个宽阔的庭院,另有其他建筑若干,整体被长、宽各约百米的围墙环绕,面积约为一个半国际标准足球场。“如此大体量而且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东亚大陆上。”许宏说。

赵芝荃日后所写的回忆中,对1号宫殿的发掘相当艰辛。刚开始发掘时,要一手铲一手铲地取土,还要“土中找土”,发现、分析土层中的夯土、柱子洞、木骨柱墙,“这些遗存在土中埋藏叠压了3000多年,要全部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谈何容易”。对一个面积超过标准足球场的区域进行如此精雕细刻的发掘,工作量可想而知。1961年~1964年间对1号宫殿发掘6次,1972年~1975年间继续发掘5次,持续10余年之久。赵芝荃任内,又继而发现并发掘了2号宫殿的基址,其规模略小但形制近似。3号、4号等更多的宫殿基址也在日后被陆续发现。

这些建筑遗存,是二里头为一都邑的有力证据。试想如果今天的中国被埋入地下,若干年后有其他文明的人来考古,即便他们不知道哪里是首都,但若在北京发掘出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与其他城市中心广场规模一作对比,一目了然。而昔日二里头的宏伟建筑与同时期其他遗址的“茅草屋”对比更强烈得多。许宏的书中引述过学者的测算,仅1号宫殿建造时平整地基、夯土填实一项,就需要1000个劳动力工作200天才能完成。“建筑的格局、规模,都显示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质,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二里头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玉器等,也远超同一时期其他遗址的复杂程度,如东亚大陆最早的用作礼器的青铜器组合,就在二里头遗址出土。诸种证据互相印证,二里头就是当时的王朝都城无疑。二里头遗址逐渐显示出超过人们预期的重要性。1964年,76岁高龄的徐旭生又亲自返回二里头,指导发掘数月之久。

二里头是一代王都无疑了,那么是谁的都城?是徐旭生顺路去找的商代“亳”都,还是他最初所寻的“夏墟”?这个问题一时还不好回答。或许更首要的问题是,夏代的传说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为何直到20世纪才有人去寻找“夏墟”?

疑古运动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正是日后新文化运动主力胡适,时年26岁,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任教。不同于讲这门课的上一任老师陈伯弢由伏羲讲起,经黄帝、神农、尧、舜、禹等,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胡适重编讲义,劈头第一章就是周宣王,也就是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他称此为“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而夏、商和更之前的则全部抛掉,因其在历史上属于不可靠的时代。这一下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震动。因为如此一来,中国所谓五千年的文明史岂不是被截去了一半!从黄帝算起,中华文明才能有五千年,此说早已有之,民国时孙中山以官方形式进行了确认,并深入人心至今。但中国的历代文献中,只有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后才有確切纪年,并有出土青铜器铭文等相确证,三皇五帝及夏商的事迹、纪年则相当模糊,众说纷纭。胡适的根据即在此。

从二里头村通往宫殿区的生产路,徐旭生先生一行最有可能在这一带确认了二里头遗址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做下如此记述的学生,名叫顾颉刚,他日后将和老师胡适一起,对中国的古史做一番更猛烈的清算。不同于其他学生的不满情绪,顾颉刚很快就被吸引,认为胡适的讲法“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隐约的想法早已在他脑中。

7年前,19岁的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从家乡苏州来到北京。当时的他处在迷茫之中。在苏州上中学时,因一度受徐锡麟等人慷慨牺牲的打动,顾颉刚加入社会党,醉心于建设“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最高境界之社会。可在政党中忙活一年半,天天忙党务到半夜,又忽然意识到,他的“同志”们无非是一些“喽啰小卒”,于是便脱党了。初到北京,他自叙心境:“在热心党会的时候,早把书籍的嗜好抛弃了。这时又把党会抛弃之后,精神上不免感到空虚。”

空虚中的他寻得了另一项事业。在南方时,从私塾到小学、中学都在一起的同学叶圣陶总拉他一起看戏剧,他也颇有兴致,此刻来到北京,这项爱好复活了。“得居戏剧渊海的北京,如何忍得住不大看而特看。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戏迷了!”和做其他事情一样,不做则已,一做则是狂热般地投入。他每天下午都要去听戏,和课程冲突时便翘课去。“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在看戏中度完了两年“荒唐的生活”。若干年后回忆过往,他却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正是那一注意外而来的收获,让他很快接受了胡适“大逆不道”的史观。

村民的菜地下就是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

不同于别人看戏有所偏好,顾颉刚对同一出戏,不同的腔调、不同的班子都要去听上一遍,这样就让他对故事的生成、改变有了最直观的认识。譬如他发现,“薛仁贵”和“薛平贵”是两个姓名与事迹都极相像的人,“仁贵”见于史书的记载,但故事稍显平淡,而直从叫花子做到皇帝的“平贵”其实是在前者经历基础上编出来替其“弥补遗憾”的。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顾颉刚由此“忽然认识了故事的格局,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那么历史又为什么不可能是如此呢?舜的历经艰辛最终受禅让成为皇帝不正和薛平贵是类似的吗?这样的想法一旦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

二头考古队前的广场上,除了地方政府竖立的各类标志碑外,二里头村也不失时机地立起了宣传自己的村史碑

1920年,顾颉刚毕业,胡适留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同时任自己的助手,二人从此开始了密切的合作。当初顾颉刚上胡适的课大受启发,拉来室友傅斯年一同听课,傅斯年听了几讲,评价这位新老师:“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正印了傅斯年这句话,胡适负责的是“指路”,对一本本古书“读书”“辨书”的则是顾颉刚,因他有一投入即狂热的性格,“古史辨”运动真正声势浩大地开始了。

“疑古”思潮虽由胡、顾二人推向高潮,但在此之前,清代学者对古书的辨伪乃至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史的怀疑,都为此做了铺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介绍:“清代学者的求是精神、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章太炎和康有为的经今古文学的再次交锋以及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切风云际会,顾颉刚或受其影响,或身在其中,这就是他所面临的时势。”

1923年,顾颉刚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他以对大量文献的分析为基础,尖锐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代的人只谈论过禹,孔子至多提及尧、舜,到战国开始说黄帝、神农,到汉代才出现盘古。也就是说,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视为道统所在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不过是后世一点一点向前编出来的传说故事罢了。

这样的观点一出,无异于在文化界引爆了一颗炸弹。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无需宗教的信仰,是因用了历史信仰代替,对历史的信念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此釜底抽薪的古史大扫荡,自然招来激烈反对。

鲁迅的小说《理水》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實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这个“学者”正是讽刺顾颉刚,口吃与酒糟鼻是他的生理特点,而“大禹是条虫”是鲁迅对顾颉刚观点的戏讽式总结。虽然鲁迅与顾颉刚之间有个人恩怨,不过一向主张批判传统的鲁迅,也不惜取笑顾颉刚的疑古。其他的场合里,鲁迅确实也说“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可想而知,其他立场传统的学者会对他展开怎样猛烈的炮火。“妄人”与“神经病”,是别人对顾颉刚的两个称呼。

反对者中也有愿意认真与之辩论的,有一位顾颉刚在北大的同事,如此写道:“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并不完全否定顾颉刚的疑古工作,但对于其矫枉过正、用药过猛则颇有微词。古书虽不可尽信,但也未必都是空穴来风或故意造假,只要有一点矛盾就全盘否定,以致“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正是日后寻找“夏墟”的徐旭生。1919年,徐旭生结束了在法国巴黎大学6年的留学后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西洋哲学史。20年代时,他还既非考古学家,也非历史学家,但和那个年代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关注历史问题的普遍情怀。古代文献固不可尽信,但用“东汉人伪造”的疑法一笔抹杀似也不可取。私下里,徐旭生曾分别对胡适和顾颉刚做过“肤浅”与“好大喜功”的评价。不过,要用怎样的方法,和顾颉刚开展这场辩论呢?

半路出家的考古学家

恰在疑古思潮的同时,现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1926年,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发掘,这是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而此前的1921年,已有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国做考古发掘,他根据所发掘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纹饰相似,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自西传入的假说,也就是著名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同样引发轩然大波。

當时的中国,有人疑古,有人反对疑古,有人以“中国文明西来”为荣,也有人以之为耻。而无论立场如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以本国而非西方学者为主力,“挖自己的祖先”和“挖别人的祖先”之间的巨大差别更是让寻根问祖乃至重建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之初的核心动机。后世很多研究者认为,李济虽然自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一向主张考古的“科学至上主义”,但1926年之所以把意义重大的“中国考古学第一铲”放在山西,与那里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不无关系。也正是在当时历史的各种机遇下,很多人参与到了考古学的事业中。

采访徐旭生的子女——今年已经89岁的王忱和87岁的徐桂伦时,他们拿出了家中保存的一枚珍贵勋章,绿色绶带、白色宝石,经数十年仍光可鉴人。这是“古斯塔夫三世勋章”,由瑞典官方授予徐旭生,表彰其在192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时所做的贡献。正是那一次西北考察的经历,让徐旭生完成了从哲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告诉本刊:“徐旭生先生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家。不过在考古学刚发展的阶段,大多数人都是半路出家,西方最初也是如此。”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第四次来中国探险,此前对楼兰古城的发现已经让他成为著名的探险家。这次他计划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新疆开展一次包括气象、地质、考古在内的科学考察活动。赫定原本组织的是外国考察团,后迫于舆论压力,临时决定组成了中瑞科学考察团,并增设中方团长一名。

可问题是,谁来担任中方团长呢?1927年4月26日新的协约签订,而5月9日科考队大队人马就将按计划从北京乘火车前往包头。

“今天看起来团长很光荣,当时没有人愿意去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愿走出书斋,又是去戈壁、沙漠,抛下妻儿一去数年,甚至可能生死未卜。”徐旭生的女儿王忱说。因为建国前就到解放区去参加革命,王忱为了不连累家人,从姓徐改成了姓王。中方团长还不是谁都能做,须具备诸多苛刻的条件:能与外国团员沟通、年富力强、有威望。从法国留学归来,时年39岁正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系教授的徐旭生成了不二人选。1927年的时候,王忱的姐姐、哥哥已经出生,分别4岁、1岁,但徐旭生还是毅然前往。“当时母亲不愿他去,刘半农特意来家里劝说,表示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让她千万别拖父亲的后腿,因为此事对中国学界意义重大。”

起初,赫定对这位哲学家团长不以为然,预计他“到包头就要返回”。然而沙漠中两年同甘共苦,徐旭生渊博的学识、杰出的领导力和坚毅性格彻底改变了他的印象,二人结下了伟大的友谊。徐旭生获颁瑞典勋章,正是由赫定提议促成的,王忱、徐桂伦也至今保留着赫定送给父亲的书籍等物。至于这次考察的具体经过,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其中的惊险、动人,可与想象力最丰富的传奇小说相匹敌。

而赫定给徐旭生的影响,甚至更大。外国科学家们野外工作的方法和精神对他震动很大,一系列重大发现,如佐证了大陆漂移学说的恐龙化石、居延汉简等的出土,也让他真正切身意识到,有些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书本里得不来的。大漠之中,他做了一首诗,结尾两句由衷感慨:“男儿生当东西南北游,安能株守田园老!”

徐旭生西行考察的同时,1928年中国政府组织开展了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大量的发掘成果以及对甲骨文的释读,证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商代晚期王系准确,商代晚期就此成为无可争议的信史,而这曾是胡适数年前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所抛弃的时期。疑古派打破的历史,似乎有了通过考古学再重建起来的可能。此后在徐旭生引领下走上考古学之路并成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许多中国学者对考古的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目标很明确:为了修国史。”

怎样评价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性也不为过,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曾写道:“假设中国集中人力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庙底沟,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就如西方的那样。”但是中国的考古学没有走到那条路上去。乘胜追击,将夏代的考古学证据也找到,使夏代也成为信史,成为中国考古学家“心中拂之不去的梦”。亲自完成殷墟甲骨文释读的王国维本人就由衷感慨:“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1929年,徐旭生西行考察归来,很快出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不过他此时的心思已不在此了。两年后他即辞去校长职务,加入国立北平研究院,任研究员、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组长,自此成为专门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考古学将成为他与顾颉刚“辩论”的工具。这实际也是顾颉刚本人的呼唤,在《夏史三论》的前论中,顾颉刚如此写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夏墟”调查:延伸的辩论

1943年,徐旭生出版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名指明了其一生追寻所在。在他看来,上古史是一出“三幕剧”:第一幕,“史前史”;第二幕,“传说时代”;第三幕,“历史时期”。徐旭生最感兴趣的,便是中间这一段“颇渺茫、多矛盾”,但又“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一段时期。在他的定义中,“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殷墟时期以前的约1000年,夏朝正是其中关键一环。

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和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比起来,徐旭生其实难以被称作真正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或许是更合适的称呼。徐旭生一生新、旧,中、西,文献、考古糅杂,但或许也正因此他才完成了纯粹的考古学家反倒不易实现的工作——以文献为指引,找到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遗迹。苏恺之还能回忆起小时候,正值抗战,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学者们都一起住在昆明,院子里的两个人给他以鲜明的对比,一位是永远西装革履的严济慈,一位是永远长袍马褂的徐旭生。而当流利的法语从后者嘴里说出,这混杂乃至矛盾的形象隐喻出他在学术上的特色。

1959年,当被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打断了许久的考古工作有条件继续,文献上的准备也已充分时,徐旭生开始“检出真实的证据”的工作了。“一般认为,1959年夏徐旭生先生对豫西‘夏墟的考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对他自己而言,这是20年代就与‘疑古学派开始的辩论的延伸。”孙庆伟说。

帮助徐旭生找到二里头和其他若干“夏墟”的,绝非某一部或某几部具体的文献,倘若存在这样清楚简明的“藏宝图”,前人早就完成此工作了。他所依靠的,是一整套文献系统及个人的判断。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徐旭生认为:未经系统化的材料比综合材料价值更高;史料价值之间具有等级关系,第一等如金文和《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第二等如《尚书》三篇,第三等如汉代新综合材料《世经》等,如无特殊理由,低等级的史料不能用来非议高等级的史料。

有了以上的原则,徐旭生梳理了历代文献,从先秦典籍中得到关于夏代地名的史料80余条,西汉人书中30余条左右,去除重复、无关、字义多歧而无法利用的,又经分析,最终才得出结论,“夏墟”该去这两个地方重点寻找:“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概而言之,“豫西”与“晋南”。“二里头是在豫西调查中发现的,但徐旭生先生生前并没有完成他所设想的全部调查计划,后来很多和夏文化相关遗址正是在延续徐先生调查计划中发现的。”孙庆伟介绍。赵芝荃也因此将徐旭生称作“夏文化探索的总设计师”。

只不过,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徐旭生终其一生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商代的第一个都城“亳”。虽然二里头在“夏墟”的大框里,但是诸种文献都指出亳在偃师(二里头距偃师县仅9公里,今日二里头村下辖于偃师市),夏、商在地理空间上本就是重叠的。而且当年对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认识是属于商代早期,所以此结论可谓顺理成章。这一判断,也主导学界数十年。

如今回忆起父亲,徐桂伦和王忱都觉得,这个不苟言笑的老人身上有一股“傻”和“倔”的劲儿,正是这股劲儿使其令人感佩。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子女们经常和他争論一些政治问题,60年代时徐桂伦按照官方的宣传认为苏联已“一百八十度转向复辟资本主义”,可徐旭生却偏要自学俄语,读《真理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苏共转向大概四五十度”。

苏恺之一直记着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徐老伯”时的情景。那是1967年,正值“文革”期间,父亲苏秉琦嘱咐他去代为看望。80岁高龄而屡受冲击的徐旭生已很难下床,但临别前坚持让苏恺之搀扶自己来到书柜前,从底层翻出了一个封存了30多年的牛皮纸袋子,让他拿回家交给父亲。袋子中装的是1935年初苏秉琦写给徐旭生的工作汇报,内容是关于斗鸡台附近的考察,那时苏秉琦刚刚在徐旭生的引导下走进考古之门。这份手稿徐旭生一直保留着。苏恺之回忆:“我把手稿拿回家,本来以为父亲会很高兴,徐老伯还留着他30多年前写的东西呢!没想到父亲接过去之后,悲痛溢于言表,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恩师在向他做告别了。”

197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决定,顾颉刚主持进行“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召集团队,他第一个去找的精通文献的专家,正是和他进行了几十年古史辩论、做了一辈子“对手”但始终相互敬重的徐旭生。可当他找去,才得知徐旭生此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意识逐渐丧失。那段时候徐旭生的孙子徐十周在爷爷身旁照料,徐旭生却不知道他是谁了。“他大概知道我是家里的人,但已经说不清我到底是谁了。”5年以后,徐旭生去世,享年87岁。

而就在徐旭生去世的第二年,一场关于夏文化的大辩论展开了。人们对二里头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二里头是夏还是商?

“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

1977年11月,“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会”上,来自北大的学者邹衡提出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这次会议也因此载入了史册。以邹衡的发言为起点,人们对二里头遗址、对夏文化的认识在不长的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观点提出的过程,也极富戏剧性。

会议正是为探索夏文化而召开。时局开始解冻,“考古学的春天”就要到来,原本由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动议,计划20人左右参加的小范围会议,因大家热情高涨,最后变为由国家文物局召开,国内32家单位的110位学者出席。当众人会聚后,邹衡突然袭击式地发表了“搅局发言”。会议的倒数第二天,他做了两次共6个小时的长篇发言,认为王城岗并非属于夏文化,而此前一向被大家主要认为是早商文化的二里头,才是夏文化。这个他构思了多时的理论,邹衡在发表之前一直保密,只是和前去参会的考古学界领袖夏鼐通过一次气。

邹衡自述,这次发言引发全会震动。“因为与会的先生们大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大出他们意料之外的。”孙庆伟教授提醒道,虽然今天邹衡已被冠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桂冠,但1977年时,他还只是位中青年学者,连正教授职称都还没有,其学术自信与勇气可见一斑。

社科院考古所的诸多学者,包括赵芝荃等在内的二里头遗址实际发掘者,当时就决定对邹衡“组织反攻”,可因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时准备不足。会后,围绕二里头的夏商归属和相关问题,爆发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论战持续数十年至今日仍有余波,至少有数百篇相关论文发表,被称作“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道奇观”。至于论战的细节,极为复杂,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西亳说”,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是商汤的都城“西亳”,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后一半都是商文化,持此说的主要集中在社科院考古所。另一派是“郑亳说”,认为“亳”不在二里头而在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头文化完全是夏文化,持此说的以邹衡为代表,主要集中在北大。

作为当年论战的参与者,回忆起当年情形,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王巍颇为感慨:“那时候真是争论得非常激烈,甚至争论到师生反目、同室操戈。”另一位参与者,“西亳说”主将、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前主任杜金鹏则回忆,每一篇论战论文发表之前,大家都要反复考量、修改多次,“因为心里很清楚,一旦你发出去,对方一派就会不遗余力揪出你的每一处错误”。

且不论这场论辩的结果,首先要问的是,面对同一个遗址,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对其时期归属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考古学的科技手段可以测定出土文物的绝对年代,和王朝年表一对照,不是就能确定是夏还是商了吗?所谓“二里头一、二期是夏,三、四期是商”又是什么意思?

“二里头文化一共200多年,又被具体分为四个不同时期。分期的依据是陶器类型学,简单说就是陶器的不同样式,如同我们今天根据衣服的不同风格可以判断时代。根据陶器出土的地层关系可以确认它们的早晚。”在二里头考古队的陶器陈列室,许宏向本刊介绍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陈列室里,数百件出土陶器按时期排列,外行看上去彼此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实陶质、纹饰、器形等都有所不同。队里有经验的技师,只要拿起一块碎片,就能迅速判断是几期。对二里头文化建立年代序列,是后续夏商认定讨论的基础。

而所谓夏商认定,实际是两套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拟合”,一套是考古学的文化类型,按时间先后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它们大多以核心遗址来命名,而遗址又通常以最初发现地命名,二里头即是如此;另一套是古史框架下的说法,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这两套话语确切的结合点,是殷墟文化对应晚商文化。再往前,由谁对谁,以及是否可对,学者各持己见,没有定论。有人把二里头整体对应到夏,有人对应到商,有人认为二里头一、二期之间是夏商分界,有人认为是三、四期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期之内就分界……虽然整体上是两大派,但其实详细的不同对应方案有十余种之多!二里头这个关键遗址,究竟姓夏姓商,长久以来是夏文化探索中的核心问题。

而之所以不能通过技术手段一锤定音且一劳永逸地确定王朝归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测年技术和王朝年表精度都不够。现代考古学主要使用碳十四测年技术,但是取样不同和误差校正方法不同会产生很大影响,而且随着技术发展,测年结果在不断变化中。许宏介绍了对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上个世纪检测的几十个二里头遗址的样品的碳十四数据在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但近年的系列測年数据已压缩到了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30年。总的趋势是更短、更晚。”

至于王朝年表,争议更多。因为年表的根据是历史文献,而谈及夏朝年代的文献模糊且多矛盾,不同学者看法差异很大。目前多引用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结果,夏朝纪年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到约公元前1600年。王巍是当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参与者,他向本刊强调,这个年表只是“推定”,是综合多种说法的一个相对平衡的结论,而确切结果实际上是无法获知的。西周王朝始年,也就是“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向上推测夏代纪年的重要基准点,但是不同学者根据自己对历史文献和西周纪年的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份就有44种不同说法,最早与最晚的相差112年。再向上,商王朝存在时间从400多年到600多年的说法都有,夏王朝也有多种说法。可想而知,夏代纪年问题的误差之大和分歧之多。实际上,正因为学者之间相持不下,夏商周断代工程只出版了简本结项报告,至今未正式出版“繁本”报告。

测年与年表,各有上百年误差,只能大概知道二里头在晚夏早商的大范围内,具体的认定还是要靠学者自己的判断。不同的人会根据不同的考古学现象来认定王朝更替的标志,比如建筑的朝向、陶器的样式、青铜器的有无。可有的东西在一、二期变化了,有的在三、四期变化了,还有学者持“夏商同源说”,认为两个王朝文化同一,无本质区别。争论难有结果。

徐旭生以寻“夏墟”的动机出发找到二里头,却以为是商代都城,此时邹衡又提出这其实就是夏,又被群起而攻之。如此多次反转,显示了贯穿“寻找夏朝”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困境:如果你找的是一个你从未见过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东西,即使你找到了,又怎么能知道它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呢?反之亦然。对二里头这一核心遗址的了解的不断深入,与它的发现同样重要。

要想认定二里头的性质,除了分析二里头遗址本身,还需综合考虑其他相关遗址的情况。李零教授做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有若干个萝卜,也有若干个坑,就看哪个萝卜放哪个坑了。”所谓“萝卜”,是指在与传说中的夏、商王朝相符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发现的若干遗址,如新砦、二里头、郑州、小双桥、洹北等,所谓“坑”,是指文献中有记载的夏、商都城,如夏禹都“阳城”、夏桀都“斟寻”、商汤都“亳”等。

萝卜与坑之间如何对应,学者们也都众说纷纭,各有一套自己的“拼图方案”,这与其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商代的第一个都城“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坑”,参与发掘二里头遗址的诸学者普遍认为二里头是“亳”,对郑州商城遗址研究更多的邹衡认为郑州商城是“亳”,或许能说明一定问题。所有遗址与都城之间的对应,也如考古学文化与古史时期上的对应一样,都有不同意见。还是只有那一个例外,即安阳殷墟遗址对应商代最后一个都城,甲骨文的证据使其确证而没有争议。

正当邹衡提出“异说”,其他学者与其激烈争论各自的“填坑”方案的时候,一个新的“萝卜”出现了。而这个“萝卜”,非常关键。

拼图游戏与共识达成

1983年3月份的一件事再次改写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那时正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杜金鹏回忆当时情景:“忽然有一天,我们得到消息说,(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故城队正在偃师县城的西面进行发掘,挖出的土堆得很高。由此,才知道了一条惊人的信息:汉魏洛阳故城队在为配合洛阳首阳山电厂选址而进行的考古勘探中,发现一座掩埋于地下的古代城址!”

考古工作者很快发现,这座遗址不是一般的聚落,从其规模以及宫殿基址来看,同样是一代王都!当年秋天,考古所所长夏鼐亲自指派此前负责二里头的赵芝荃为此遗址发掘队长,重点发掘。

这个遗址后来被称作偃师商城遗址。杜金鹏解释:“偃师商城和二里头挨得很近,但地理条件不一样。偃师商城紧靠着邙山,历年的山洪暴发把整个城都已经完全掩盖了,遗址最深的地方在地表2米以下,最浅的也有半米,在地表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不是后来建电厂,进行大规模钻探,是不可能找到偃师商城的。但二里头不一样,耕土以下就是遗址,耕作的时候会把东西翻上来,因此徐旭生先生当初才能通过走访调查发现陶片,然后判断出遗址。”

徐旭生当初之所以认为二里头是商汤的西亳,就在于文献记载了“亳”在偃师,而二里头村离偃师县仅有几公里远,当时认为这几公里可算作误差不计。现在这座新发现的遗址,位置一点不差地正好位于偃师,文化类型上正晚于二里头文化,但又早于商代中期……大家恍然意识到:好像这才是真正的“西亳”!

1996年,杜金鹏主持对偃师商城的发掘工作。通过发掘所获得的考古地层学证据,发现偃师商城和二里头在时间上是紧紧衔接在一起的,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正是二里头都城行将被废弃的时候。以上两个结论合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夏都”被找出来了。不在新的地方,而在原来视而未见的地方——二里头。因为如果偃师商城是商代第一个都城,那比偃师商城早一个时期的都城二里头,自然是夏代最后一个都城。虽然在二里头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但人们却通过另一个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改变了对二里头的认识。正像拼图游戏中,每确定一块新的位置,都可能改變原有的其他块的位置。

二里头和偃师商城,这两个时间上前后紧接、地理上极为靠近的都城遗址,现在被做了如下的历史解读:“这座商代早期都址(注:指偃师商城遗址)出现在夏王朝辅畿之内(注:指二里头附近)的事实本身,实际上成为发生于夏商之际的一次重大历史事变,即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王朝更迭——夏王朝灭亡和商王朝确立的标志。”

似乎一切都解释通了。无论是之前的“西亳说”还是“郑亳说”,偃师商城的发现和一系列发掘成果,让大家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主体文化是夏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夏朝?王巍告诉本刊:“中国如果一共有100个考古学家,95个应该这样想。”

不过好像一切都是悄悄发生的一样。毕竟,这样“找到”夏朝的过程可谓千回百转,其间历经十数年漫长的论争,然后才形成一定的共识。和发现一个殷墟、挖出一坑甲骨那样直接、明了的方式全然不同。这也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但是气氛已然开始变化。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向本刊如此形容:“夏被肯定,历史地理学界就有积极的反应,比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的公开版就与原来的内部版不一样了,但依然保留谨慎态度。不过,渐渐地,就很少有人说夏只是一个传说的话了。”一系列的迹象都在悄然发生,比如社科院考古所里,“商周考古研究室”悄悄变成了“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但也没有大张旗鼓的换牌仪式。究竟是怎么变的,连后来做了这个研究室10年主任的许宏都没调查清楚。

进入新世纪之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接连取得突破性进展。诸多成果里,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最得意的是对二里头宫城的发现,因为这是“想出来”的。“我以前听苏秉琦先生的讲座,他说,只有你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以前我不理解,后来渐渐明白了。”

此前一直没有在二里头发现宫城,但是从经验和逻辑判断出发,许宏相信:如果二里头确实是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该是有防御设施的。“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是王权政治的一个表征。”2003年春,“非典”时期,许宏有计划地勘探发掘了2号宫殿基址的东北角和东南角——果然在不久前发现的井字形大道内侧,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

遗迹分布图上,画上新发现的井字形大道、宫城城圈,二里头的城市布局一下子清晰起来:南北有序,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在中轴排列,有着严整规划和布局。其中的宫城,许宏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二里头宫城却是后世3000多年宫城的鼻祖,因为在此之前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从二里头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之前,一直有外国学者怀疑二里头只是个散乱无序的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为都城这一类政治性城市必须有规划性。”许宏团队的发现使这种怀疑不攻自破。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及其上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也接连在二里头发现。

显然,这些发现对于原本已经认为二里头为夏都的人是极大的鼓舞,夏朝的真面目似乎在一点点向我们显现。2005年10月,邹衡参加了去世前最后一场学术研讨会,在偃师举办的“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的一次活动上,邹衡指着许宏,向偃师市市委书记夸赞道:“许宏最大的贡献,是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会议之后,邹衡的身体情况出人意料地忽然恶化,当年12月即去世。这位1947年入学北大法律系,因看了郭沫若《青铜时代》和顾颉刚《古史辨》而被吸引走上史学道路,又进而成为建国后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立志解决三代问题的学者的离世,也让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后大家时代”。“邹衡先生是一座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攀爬这座山。”杜金鹏,这位曾经的论争对手如此感怀。

不过,考古学界还有一些“不和谐音”。有一个人不太同意邹衡所说的“许宏证实了夏王朝的存在”。

又一个搅局者

那个不同意“许宏证实了夏王朝存在”的人,是许宏自己。

谈起邹衡那一次表扬自己,许宏说自己颇有一点哭笑不得,但也并不惊讶。“以前开会,就有观点相反的两位老先生,都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许宏,干得不错,你的发现证明了我的理论。面对同样的考古材料,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却是中国考古学界少数认为二里头的夏都地位乃至夏王朝的客观存在都还存疑的人。“二里头遗址现在还不能确证是夏都,因为缺少如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字证据出土。二里头有可能是夏,乃至极有可能是夏,但这仍是假说。”

很多人都为这样关键的位置上出了这么一个“叛徒”而扼腕叹息。“前不久有一网文引起轰动,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撤掉许宏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职务,因为他没有心怀夏的情怀,甚至有可能销毁关于夏的证据。”许宏笑着说。他当然不同意,“我也想挖出一坑刻满文字的甲骨,但现在既然没挖出来,就不能确证。”

许宏的意思很明确,像殷墟印证晚商信史那样的“找到”才算,现在的所谓“找到夏朝”还不能算。但是对于这种“严谨”,很多人不同意。杜金鹏打了一个比方:“如果现在一个人要证明他是张三,他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说他是张三,可派出所说,没有身份证就不行。他的身份证要是找不到了,我们就不承认他是张三了吗?”许宏就是那个非要“夏朝”身份证的人。

正反双方心里其实都清楚,这个身份证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了。“二里头时期应该是有文字的,但如果是竹简木牍或帛书,恐怕很难保存3000多年。殷墟甲骨文是极特殊的,恰好使用了甲骨这类材料,又用来做占卜,所以上面写有商王的名字,这是晚商时期独特的习俗。”许宏说。

既然确证很可能不出現,僵局只能延续,因为在中间地带,一旦倾向于“疑”,自然认为“还不能算找到,无法定论”;一旦倾向于“信”,“当然已经是找到了”。

许宏的看法是:“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这意思从反面表达即是,当太专注于寻找某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忽视掉其他一些东西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又涉及考古学的特点、使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孙庆伟就提出:“中国考古学本就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

主张淡化王朝、族属的认定,对社会形态开展更多研究,当然并非许宏的“独创”,这实际是西方考古学界的主流看法,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评论:“中国学术界现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夏王朝就是相当于二里头这个阶段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在西方也都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从纯粹考古学的立场来说好像是不重要的。”

1990年,美国洛杉矶曾举办“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首次在国外进行大规模夏文化研讨,邹衡前往参会。据邹衡回忆,会议开始后国内学者颇意外,原本准备的发言都是关于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而大会中心议题竟是夏朝是否客观存在。邹衡总结,会上学者分为三派:第一派对夏朝持否定态度,认为充其量是神话传说时代,不能具体有所指,“持这种意见者几乎都是欧美学者”;第二派持肯定态度,夏朝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否定,“持这种意见者基本上都是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人或是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人等”;还有第三派,他们或是持持平态度,或不表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观点和身份之间竟有如此之强的联系,即使最迟钝的人也会意识到,考古学这门学问难以“纯粹”,尤其是在一个有着丰富历史遗产或负担的民族。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直到今天,都被评价为“民族主义”的。不过李零提醒,“民族主义,并不全是负面。”

围绕“夏”而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只是对材料、方法、理论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不同结论,背后,还有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

来到现在的二里头村,晚间在田野里散步,周遭可看到两处耀眼的昼夜不熄的灯火。它们都是建设中的工地。一处是“二里头遗址博物馆”——这可能是最终的命名,此前有人提议的“夏都博物馆”据说已被否决;另一处是一座路桥,却已命名为“夏都大桥”。至于那座博物馆,8月底建筑就将封顶,而展厅里的讲解——要不要以“大禹治水”开篇,此刻还没有个结果。

2018年,关于“夏”的辩论仍在火热地进行。而距离那个爱看戏剧的北大学生在哲学课上为那位新老师从周宣王讲起而震惊不已,正好过去了100年。

(本文参考书目:许宏《最早的中国》,孙庆伟《追迹三代》,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张立东、任飞《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次报道提供的帮助: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成员:赵海涛、王振祥、孙慧男、郑倩男、王宏章、王丛苗、郭淑嫩、郭朝鹏、郭晨光、郭晓真、王飞、王延朋、赵静玉;社科院考古所李志鹏、常怀颖;顾颉刚先生女儿顾潮;徐旭生先生家属徐十周、王安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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