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讲给“大家”听的人

傅婷婷

采访蒋勋前,还没看见他,已经听到他熟悉的声音。现在的音频付费节目中,蒋勋的音频课有广泛的传播度。对于受众来说,他扮演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启蒙者的角色,用浅白的语言给大家讲艺术史,讲《红楼梦》,也用这样的方式去写“孤独”、写“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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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很愿意以“启蒙者”的身份与大众沟通。早在1993年,蒋勋就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全彩印刷,成为很多青少年的美术史入门读物。他回忆:“当年,老董(董秀玉)帮我出这本书,希望我写一本帮小朋友讲美术史的书,那时我就设定了给15岁的孩子讲,这个当然很困难,美术史这么多复杂的专业名词,怎么给15岁的孩子讲?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她刚好15岁,读中学,我写一段就念给她听,她没兴趣我就改,改到她每次听了就有兴趣。所以我还是有信心,再难的东西、再复杂高深的文明都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讲给孩子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个文化要传递下去,大概也必须要用这样的做法。最后,我们没有用‘孩子而用‘大家,因为老董觉得我们都是孩子,很多人对美术史都不了解。于是书名就成了《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在当下语境里,“大家”有三种含义:世家望族,著名的专家,众人。而蒋勋,似乎一直在这几个身份中寻找平衡,给“大家”提供一种见解。他开始做美学内容普及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还很单一。互联网普及后,一些慕名去听蒋勋的课程或者看他书的人,开始表达自己对浅显阅读的不满足。而关于蒋勋的争议,是因为有学界的学者对他所传递的知识部分内容的不准确性提出意见。事实上,在他身上一直叠加了学界和大众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

而在蒋勋自己的讲述里,他对“知识”“沟通”的理解形成于法国留学期间。1972到1976年,蒋勋在法国留学期间打工时,曾在卢浮宫担任讲解员。在巴黎,他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余震,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了打破阶层进行“沟通”的重要性。蒋勋说:“1968年,法国人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知识是不是应该被少部分人垄断?比如法语讲vous跟tu,vous是‘阁下如何如何,如果我用‘阁下来称呼你,后面的动词都会变,很多的敬语。可是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学生对一个学者用了vous以后,后面就放弃了自我思考的很多可能;如果用tu,是比较平等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其实也说,我们能不能把一些人与人之间故意造成的隔阂拿掉,用比较自在的方式沟通。比如,原来上课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讲台,老师坐在讲台上,学生在底下,这样的关系是以上对下的,同时也是对立的。他们就想,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圆形的教室?老师跟学生是在圆形当中的一圈,比较平等,没有主从的问题。”

在巴黎大学的读书经历,一方面影响了蒋勋跟大众沟通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绘画有了新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影响了他后来讲解美术史的方式。蒋勋记得上课时老师讲印象派:“印象派画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拿一个小洋伞,戴着帽子,脸上有面纱,很细的腰,皮肤好白好白。皮肤白,是印象派的画里面的贵妇人、资产阶级女人的一种美。为了保护这个‘白,所以用面纱,用小洋伞。”而在70年代的巴黎,女人对“美”的概念与印象派绘画有了区别。“只要有太阳,很多女人脱光了躺在塞纳河旁晒成bronzé,就是古铜色,那才是美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从经济史来看,在印象派的时代,要打小洋伞保护皮肤的白,因为劳动的女人都是黑的,所以是阶级之间的区别。而现在古铜色变成美,因为要买很贵的飞机票,才能飞到曼谷或者巴厘岛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蒋勋说,“所以美的背后其实有经济学的东西。美是有符号的,比如为什么唐俑中的女人都是胖胖的?她的低胸服裝为什么跟宋朝的纤弱不一样?其实跟政治史、经济史都有关系。这个是符号,符号背后有很多的文化含义可以解读,其实我后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6月9日,蒋勋在上海举办他在大陆的首次艺术展览,名为“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展出近50件作品,包括绘画、手稿、影像和声音。发布会结束后,蒋勋给大家做导览,讲解中,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不喜欢展览。在工作室,你跟一张纸或者一块画布发生长时间的恋爱关系。展览很像婚礼,婚礼像是一个仪式表演给大家看,说我们两个要在一起。所以我告诉自己,够了,一次展览够了,一次婚礼够了,还是回去好好恋爱。”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最初是“设定给15岁的孩子讲,当然很困难”,难在哪里?

蒋勋:我想每一个专业都有它专业的术语。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难,而是我们用惯术语以后,外行的人就不太容易懂。比如说美术史,我讲“春蚕吐丝”,这是讲晋朝顾恺之的画里的某一种线条。大家可能不知道“春蚕吐丝”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解释这四个字,一个春天的蚕,它吐出来那根细丝的连绵不断。唐朝的吴道子画人像,叫“吴带当风”,是说线条有衣带被风吹起来时飘荡的感觉,所以线条有变化,有顿挫和转折,就跟“春蚕吐丝”那个连绵不断的线不一样。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方法来告诉孩子:你穿了一件衣服,在风很大的时候走到山上去,衣服被风吹起来,你也可以观察到那个衣服本身就有一个线条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些专业问题其实是容易克服的。难在哪里?难在有没有心让别人懂。如果你觉得我的东西就是高深的,别人不可能懂,它就越来越难。所以我相信美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如果有心愿,就一定可以沟通。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70年代,你在法国生活很久,受到比较严谨的学术训练,后来回台湾在东海大学创立美术系。是什么影响了你的选择,想用这种普及的而非专业的方式,讲给“大家”听?

蒋勋:今年刚好全世界都在谈1968年。我在1972年到的巴黎,距离1968年过去了4年,稍微沉淀了一点点。我觉得它很大的意义是,“专业”怎么去跟大家沟通,上层阶级的学者和中产阶层的人们怎么能够拉下来跟大众对话,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么高端的姿态。

我们在巴黎大学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年轻一代是否知道——当时我感觉像罗兰·巴特这样的学者,其实用很浅白的方式在讲很深的哲学。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不一定。比如他讲到巴黎街头的广告词语怎么跟大众沟通,做很多分析。现在大众还是很喜欢他的《恋人絮语》,那本书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大学者,可是他其实讲了很简单的生命关系。所以我觉得罗兰·巴特甚至后来再晚一点的福柯,他们其实是非常活泼的,也许我们对于“学者”这两个字会不会有一种误解?

我也在这次展览中提到,在过去的华人世界,我们并不见得喜欢学者、知识分子,可是我们很喜欢一种人,就是“文人”,比如苏东坡。你会觉得苏东坡的东西很难懂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没有一个字让你觉得难懂,所以我在出版苏东坡的有声书的时候,题目叫“朗读东坡”,我几乎不解释,就是念给大家听。邓丽君也唱过这个歌,王菲也唱过这个歌,大众到现在还喜欢这个歌,因为它根本没有难度,可它讲出了人的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它讲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把学者、知识分子太过死板的严肃性稍微拿掉,因为我觉得那样是因为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会有很多防范,认为什么才叫专业。大家越来越不敢进到学者跟知识分子的世界,不敢碰,因为有一个高墙。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这个高墙,知识到最后可以是很平常心地在生活里跟大家进行交流、沟通,至少这是我很大的心愿。

三联生活周刊:父母和家庭对你的选择有什么影响?

蒋勋:我的家庭里面有两个很不同的元素,母亲是正白旗清朝做官的官家,后来辛亥革命没落,所以母亲身上有没落贵族的那种优雅自傲,其实也是自怜。我父亲刚好相反,他是福建长乐的农民,他们家里完全是种田,他读了一点书以后,家里就不准他读了,可是他很喜欢读书,后来去黄埔考了军校,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从底层起来的人。

小时候我们家里的六个兄弟姐妹其实都是受母亲影响,因为母亲会说故事。母亲看过《红楼梦》,读过《封神榜》,她讲武家坡、王宝钏的故事,口才好得不得了;她懂做菜,懂生活品位,所以我们都是亲近母亲的,觉得爸爸很没有文化。可是后来我觉得父亲的部分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我父亲是一大早就起来扫地,把家里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家里衣服什么也都是爸爸洗。

我妈妈是很浪漫的那种,她喜欢看电影、听戏。我父亲就是很踏实的农民,他觉得看一场电影都是浪费。妈妈的世界里有一个好有趣的东西,就是在那么穷困落难的时代,她还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好,回到她少女的梦想中去,可是我也觉得她很寂寞,因为爸爸不懂这个。其实这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也发生了冲突。这两个东西,我们不能说它绝对好跟不好。后来,从矛盾里,我希望在我的身上发生一定的平衡。

1988年我第一次到大陆,我一个人从上海去妈妈的老家西安,我很好奇母亲的家族,我们家就在二府街。我又继续往陕北农村走,到了一位农民家里,家徒四壁,有刚刚采收的大蒜。我跟他聊了起来。一开始我很防范,狗冲出来的时候还被吓到了。然后他说你怎么会讲西安话?我说我妈妈是讲西安话的。他就问我从哪里来,觉得很好奇,我说从台湾来,我们聊得蛮开心,他还叫我上炕。走的时候我觉得有缘分,我把手表脱下来搁在那里,留个纪念。他就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那个大概很贵重。他觉得人家给他东西,不能没有回报,最后就抓了一大把大蒜,塞入我的旅行袋中。

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件事。我觉得里面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东西。我喜欢的一本書《红楼梦》里,大家都说它在描写富贵,其实不然。它同时写了富贵,也写了人一无所有。它写了两个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母亲和父亲的沟通,或许也影响了你后来跟大众的沟通方式?

蒋勋:一直到父亲临终,我在他面前念《金刚经》,帮他擦洗身体,我才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我跟妈妈很亲,我都很大了,妈妈还会说帮我掏耳朵,我就趴下来,是孩子跟妈妈很亲密的动作。但是我跟父亲的身体却非常陌生,几乎连牵手都很少。我当时心里有一个愿望,如果来世再做父子,希望不是这样的关系。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华人世界的某一种共同现象,因为我们总是讲严父慈母,我觉得今天的社会,父亲也可以有温暖,一样可以是慈祥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你是“讲文艺复兴的通才”,也有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你如何看待关于自己的争议?

蒋勋:文艺复兴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刚刚从中世纪的封闭黑暗里解放出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所有这些名字,它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专业上的辉煌,我觉得是代表人的觉醒。如果没有人的觉醒,没有从人的原点去爱人、尊重人,你走到你的专业里去,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该怎样理解renaissance?这个词在拉丁语言里比较清楚,就是“再一次诞生”。中世纪好像是一个漫长的沉睡跟死亡的现象,我觉得人可以重新让自己再活起来一次。

我今天也要问,在大学里占有教职的,在各个专业里面有学者身份的,你自己是不是真正活着?如果没有人的觉醒,不叫活着,在一个僵化死板的状况里,你对人都不理解,你不会有对人的尊重,也不会对人有真正的爱。那样的学术论述跟批评,没有任何意义。

从“五四运动”开始,有一些知识分子是我非常尊敬的,我到现在还在读鲁迅、沈从文,他们给了我最大的影响,他们都在做关于“觉醒”的事情。再比如李叔同,有谁有过他的富贵?可他到最后可以把这个东西全部断掉。他在三等舱的舱房里吃粗糙的白菜,有人请他到二等舱吃好一点的东西,他的回答只有一句,他说这个东西很好。鲁迅、李叔同他们在做的就是启蒙,就是法国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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