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世界马达加斯加考察笔记

袁越

拉努马法纳的热带雨林

4月是南半球的初秋,上午8点的太阳已经很高了。我准时来到拉努马法纳(Ranomafana)国家公园的门口,和导游格拉迪斯会合。原定的一位资深导游亨利临时有事不能来,只剩下年轻的格拉迪斯可供选择。

拉努马法纳位于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中部偏东的地方,这里有一大片热带雨林,是该国的主要景点之一。今天的计划是穿越这片雨林,我依照以往的经验穿上了长裤和长袖外套,为的是防止树枝剐蹭,兼防蚊子。没想到这个保护区地势陡峭,一进门就开始爬坡,再加上天气闷热,没走多久我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了,黏在身上十分难受。

这是片典型的次生林,原始热带雨林特有的参天大树几乎被砍光了,仿佛开了无数个天窗,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向地面,催生出一大片杂乱无章的低矮灌木,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一直走在前面的格拉迪斯只能用双手分开树枝,为我开辟出一条道路。不过他身材瘦小,很多缝隙他能轻易地钻过,我却不行。再加上我比他高了整整一个头,以至于不断有蜘蛛网缠在了我的脸上。

马达加斯加盛产一种体型超大的金丝网蜘蛛(Golden Orb Web Spider),光是身体的长度就接近5厘米。这种蜘蛛结的网呈金黄色,强度极高,居然需要使点劲才能挣脱。曾经有人用这种蛛丝编织了一件金色披风,据说一共用了100万只金丝网蜘蛛!被这种蛛丝缠在脸上的滋味可真不好受,我不得不承认,高个子在平原上也许是个优势,但在热带雨林里,矮小的人才是王道。这个例子正好说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多样性密切相关,正是复杂的地球环境造就了今天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

格拉迪斯虽然走得很快,但他却不是个好导游,因为他不怎么爱说话,只知道一个人闷头走路。不过我正好借此机会想象自己一个人身处荒岛,体验了一把真实的丛林探险。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缺乏相应的工具和知识,热带雨林就是一座人间地狱,远不如草原那样让人心旷神怡。这里虽然到处都是食物和水,但同时也充斥着猛兽和毒虫,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人类是视觉动物,热带雨林里满眼都是杂乱无章的藤蔓和茂密的树叶,严重阻碍了人类的视线,这会让人本能地感到恐惧。

生物学家说,我们的祖先是被迫从树上下来的猿猴,在非洲大草原上进化成人的。这话真的很有道理。

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狐猴,这是马达加斯加最著名的特产,位列该国旅游业“四大支柱”之首。格拉迪斯一边走一边用手机和同伴联络,那人是个侦察兵(Spotter),他的任务就是寻找狐猴,为游客指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光凭我自己恐怕很难发现狐猴的踪迹。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在侦察兵的引导下找到了第一只狐猴。它的体型和一只猫差不多,毛色发黄,脸部黝黑,两只大眼睛透出黄色的光。我们发现它时它正坐在距离地面5~6米的树枝上吃早饭,一条长长的尾巴耷拉下来,看上去比身体还长。

“这是金竹狐猴(Golden Bamboo Lemur),全世界就剩下不到250只了,它们全都生活在这片林子里,这里是它们唯一的家园。”格拉迪斯对我说,“以前人们以为这种狐猴已经灭绝了,直到1986年美国动物学家帕特丽夏·怀特(Patricia Wright)来这里考察,发现了它们的踪迹。事实上,拉努马法纳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竹狐猴而建立起来的。”

我怕吓跑了这两百五十分之一,不敢走得太近,便拿出望远镜仔细观察。虽然名字里有个猴字,但它却长着一只狗鼻子,说明它的嗅觉很可能和狗一样灵敏。事实上,热带雨林植被茂盛,视觉障碍太多,所以大部分生活在雨林里的动物都有着极为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它们更多地依靠这两种感觉器官来感知世界,并相互联系。

这只狐猴肯定看到我了,不过它并没有跑掉,而是继续专注地嚼着一根很细的竹笋。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里的竹子普遍含有剧毒的氰化物,笋尖部位的含量尤其高,几个笋尖里含有的氰化物就足以毒死一个成年人。金竹狐猴的抗毒能力是人类的十几倍,所以才能靠笋尖为食,但科学家们尚不清楚它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金竹狐猴吃东西的样子非常滑稽,它的嘴巴一直嚼个不停,眼睛却警惕地四处张望,显然对马岛獴(Fossa)极为忌惮。这是马达加斯加最厉害的捕食者,也是金竹狐猴唯一的天敌,据说它们的爬树能力不输狐猴,而且也可以像狐猴那样在树枝之间跳来跳去,动作极为迅速,狐猴根本不是对手。

几分钟后,这只狐猴终于吃完了早饭,只见它蹭地一下跳到了另一根树枝上,紧接着又跳向下一根树枝,几起几落之后便消失在密林之中,动作比《藏龙卧虎》里的周润发还潇洒。我正准备跟上去,格拉迪斯却示意我朝另一个方向走,因为侦察兵又有了新发现。

这一次他找到的是一只红脸棕狐猴(Red-fronted Brown Lemur),毛色棕黑,面部却有一圈棕红色的毛发,非常醒目。它的鼻子也很大,而且是黑色的,再加上向两边翘起的嘴角,显得十分滑稽。格拉迪斯介绍说,这种狐猴主要靠树叶和果实为生,在整个马达加斯加岛的东部雨林里都有分布,暂时没有灭绝的危险。

第三个被发现的是红腹狐猴(Red-bellied Lemur),这种狐猴毛色棕黄,眼角有两块白斑,好像在流眼泪。它也是靠树叶和果实为生,食性很杂,尤其喜欢吃番石榴,不过這不是本地的植物品种,而是后来引进的,这说明这种狐猴的适应性非常强,短期内不用担心灭绝的问题。

第四个被发现的是大竹狐猴(Greater Bamboo Lemur),被发现时它正在耐心地为一根竹笋剥皮,动作熟练。这只狐猴各方面都和金竹狐猴类似,只是体型稍大而已,所以叫大竹狐猴。这种狐猴也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后来被怀特教授重新发现。大竹狐猴的数量更加稀少,目前总数已不到100只,属于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野生动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所有物种按照濒危程度的高低分成了无危、近危、易危、濒危、极危、野外灭绝、灭绝、数据不足和未评估这九大类,大竹狐猴和金竹狐猴都属于极危物种,稍不留神就会野外灭绝。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目前属于易危物种,和竹狐猴差了两个等级。后者不但位列IUCN颁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还曾经入选了“全球最濒危的25种灵长类动物名录”,是地球上最为宝贵的野生动物之一。

越是濒危的动物就越不容易在野外看到,一般游客在野外看到易危大熊猫的概率已经非常低了,更不用说极危的竹狐猴了。我这次居然两种竹狐猴都看到了,运气真是不错。不过那个侦察兵很快就向我承认,他是用一根竹笋把那只大竹狐猴诱过来的,因为这片林子里就剩下两只大竹狐猴了,如果不使点手段很难找到它们。

“你看到的这只大竹狐猴是女儿,另外一只是她的父亲。”格拉迪斯补充道,“她的母亲几年前被马岛獴吃掉了,所以这片林子里的大竹狐猴数量不可能增加了,只能寄希望于附近林子里有新的大竹狐猴迁徙过来。”

这只雌猴吃完竹笋,蹲在树枝上发了会儿呆,这才转身离去。望着它孤独的背影,我感到了一丝悲伤。它根本不知道这片林子里已经没有合适的伴侣了,这辈子将注定孤独一生。它更不会知道,它隶属的整个种群危在旦夕,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惨遭灭绝。

大竹狐猴也许对于人类而言没什么实际“用处”,但它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一样,都是多年进化的产物,一旦消失就永远不会再有了,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复原,完全没有后悔药可吃,这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所在。

告別了大竹狐猴,我们继续朝山顶爬。我的衣服已经全湿了,汗水顺着帽檐滴到地上,好像下雨似的。我突然意识到,这里居然没有蚊子,原因很可能是这地方地势陡峭,地上很难有积水,蚊子无法繁殖。

随着海拔的升高,参天大树渐渐多了起来,林下的植被也变得稀疏了一些,说明我们已经到达了原始森林的边缘地带。由于大树的遮挡,阳光照不进来,林下土壤变得越来越潮湿,小动物也多了起来。这里的小动物体型都很大,我发现过一条体长5厘米的百足虫,以及两只正在交配的巨型蜗牛,每一只都有乒乓球那么大。

走着走着,我感觉右小腿后侧有些痒,好像有只小虫子在咬。我随手拍了一下,以为虫子肯定飞走了。正在此时,侦察兵报告说前方又发现了新的狐猴,我立刻跟着格拉迪斯钻进林子,那只小虫子被我抛在了脑后。

这一次发现的是两只黑白领狐猴(Black and White Ruffed Lemur),它们只喜欢在大树的树冠附近活动,所以通常只有在原始森林里才能见到它们。顾名思义,这种狐猴浑身上下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它的脸是黑色的,鼻子很长,脸周围有一圈白色的毛,很像是围着一条貂皮围脖的座山雕。可惜它们一直蹲在一棵大树的顶部,看不真切。

就在我仰着脖子看狐猴的时候,突然感觉右大腿后侧也有些痒。我伸手一摸,摸到了一个大肉球。我一惊之下连忙使劲捏了一把,试图把虫子捏死。格拉迪斯走过来看了一眼说,你被蚂蟥咬了。

我连忙脱下裤子查看,发现裤腿后侧有一大片血渍,显然我刚才那一捏把这只蚂蟥捏爆了。格拉迪斯又提醒我注意脚脖子,我翻开袜子一看,里面果然有一只蚂蟥正在吸血,因为蚂蟥会分泌化学物质麻痹神经,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从那一刻开始,我每隔几分钟都要停下来检查一下脚脖子,几乎每一次都能看到有蚂蟥正从鞋帮上往里爬,甚至已经附着在了袜子上。不幸的是,我那天穿了双黑色的袜子,黑色的蚂蟥很难被发现,虽然我万分小心,还是被蚂蟥咬了好几口,裤腿上又新添了好几处红色的血渍。

就这样坚持走了一个小时,我终于崩溃了。期待已久的雨林探险已经变得毫无趣味可言,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蚂蟥,已经没有心思欣赏沿途风景了。于是我们掉头下山,匆匆结束了这次徒步之旅。

回想起来,虽然看到了不少珍稀的狐猴,但这次热带雨林探险总体上说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导游水平不高。年轻的格拉迪斯缺乏经验,除了狐猴之外他几乎啥也不知道,马达加斯加特有的植物、昆虫和爬行动物他都一窍不通,就连蚂蟥的事情也没有事先提醒我。好在原定的资深导游亨利晚上有空,他答应带我去夜游雨林。

“这里白天很热,很多动物都是晚上才出来觅食,所以晚上能看到的狐猴种类要比白天多得多。”亨利对我说,“另外,这里的变色龙都非常善于隐身,但晚上用手电筒一照就很容易发现它们了。”

原来,这位亨利是个生态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说是半个野生动物专家。他把我带到一条柏油马路的边上,用手电筒朝路边的树丛里照了照,立刻就发现了一条足有20多厘米长的变色龙(Chameleon)。它虽然也是绿色的,但明显比周围的树叶更亮一些。

“你注意看,它一会儿就会变色了。”亨利换了一把聚光能力更强的手电筒,直接照在它的身上,果然它的颜色逐渐变暗,不一会儿就隐没在环境之中。我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晚上更容易看到变色龙,因为变色龙的隐身能力非常强,平时混杂在树叶之中很难被发现。但手电筒的光属于人造光,和环境光很不一样,它身上的鳞甲反光能力比树叶强,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立刻就现了原形。

就这样,我们沿着公路边走边看,又发现了好几只变色龙。亨利告诉我,变色龙不是恒温动物,晚上会跑到公路边上取暖,因为柏油马路白天吸热,温度比森林高。

“所有自然现象的背后都有道理,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那些道理。”亨利说,“旅游也一样,光看动物没意思,只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才更好玩。”

就拿变色龙来说,这是马达加斯加著名的特产,排在该国旅游业“四大支柱”的第二位。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变色龙,但全世界一半的变色龙品种都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使得这个岛成为观赏和研究变色龙的最佳地点。目前的主流意见认为,变色龙原产于非洲大陆,是一种生活在地上的爬行动物。后来有几只变色龙意外漂流到了马达加斯加,因为这里缺乏天敌,这才逐渐分化出了那么多新品种。

可惜的是,傍晚森林里下起了暴雨,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了夜游。不过我感觉收获要比白天大多了。像这样的生态旅游,导游的质量几乎决定了一切。幸运的是,我在下一个热带雨林遇到了一位出色的导游,让我充分领略了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奇异的美。

安达西贝的野生动物园

安达西贝(Andasibe)热带雨林保护区位于拉努马法纳以北200公里的地方,这两个保护区同属于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的热带雨林系统,整个系统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人类自然遗产,是马达加斯加唯一入选的生态类自然遗产。

安达西贝保护区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游客人数多,服务设施也相对完善。保护区附近有个狐猴岛(Lemur Island)很有名,大部分游客都会先来这里参观。我慕名前往,发现这是个面积只有2公顷的人工岛,四周被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所包围。岛上生活着27只狐猴,它们因为怕水而不敢过河,被困在了岛上,所以这里就成了一个半野生的动物园。

我乘坐一艘独木舟登上了狐猴岛,导游领着我走进一片稀疏的森林,拿出一根香蕉不停地摇晃,很快就从林子里窜出来一只体型巨大的狐猴,身高大致在50厘米左右,尾巴和身体几乎一样长。这只狐猴长得非常漂亮,它的脸是黑色的,眼睛非常大,头顶上有一圈白色的绒毛,很像一顶王冠,因此得名冕狐猴(Diademed Sifaka)。它的身体是灰色的,修长的四肢却是黄色的,非常醒目,尤其是两条后腿异常强壮,一看就是个跳跃高手。

这只冕狐猴不怎么怕人,一路跳到距离我们只有几米远的一棵树上,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们。导游掰了块香蕉,抹在不远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然后冲那只冕狐猴吹了声口哨。只见它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然后纵身一跃,修长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准确地落在5米开外的那棵大树的树干上。

我用手机的慢镜头功能完整地拍下了整个跳跃过程,从回放的效果来看,一点也不输给BBC拍的那些野生动物纪录片。

我们继续往前走,又陆续发现了憨态可掬的东小竹狐猴(Eastern Lesser Bamboo Lemur)、有一条漂亮的长尾巴的环尾狐猴(Ring-tailed Lemur)和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灰背鼬狐猴(Grey-backed Sportive Lemur)。但最好玩的还得算是棕狐猴(Brown Lemur),这种狐猴体型像猫,浑身棕黄,却长着一张黑脸,样子十分滑稽。导游扔了几块香蕉给它们,然后用手指了指我,我正疑惑间,就见一只棕狐猴噌地一下从树上跳到了我的肩膀上,原来这是导游常用的把戏,为了让游客和狐猴来一个亲密接触。

一般情况下,游客是不应该和野生动物发生身体接触的,但这几只棕狐猴不太一樣,它们大都是被海关扣下来的走私动物,暂时寄养在这里的。另外,很多来马达加斯加的游客都是先玩了非洲大陆然后顺道过来的,他们习惯了南非或者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那里的狮子、大象、长颈鹿都不怕人,游客随便看,可马达加斯加不但缺乏大型野生动物,而且仅有的狐猴也很怕人,一般人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所以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游客近距离观察狐猴也不错。

我肩膀上的这只狐猴很调皮,一会儿从左肩跳到右肩,一会儿又跳回左肩,好像在找吃的。我伸出一只手,表明我没有香蕉给它吃,没想到它也伸出一只手,压在了我的掌心。我装作和它握手,挨个抚摸它的手指,它的手摸起来真的很像人类婴儿的手,每根手指的指节都和人类的一模一样,连指甲盖都有。我终于确信,这只看上去像只大老鼠的家伙真的属于灵长类,是我们人类的近亲。

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狐猴这种奇怪的动物呢?为什么狐猴只在马达加斯加才有呢?答案要从这个岛的地理位置说起。

马达加斯加是全球第四大岛,南北长160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570公里,总面积59万平方公里,和法国差不多。这个岛很像是大一号的台湾岛,它和非洲大陆的相对位置也和台湾岛与中国大陆的相对位置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该岛早在1.5亿年前就和非洲分家了。当时它们均属于一个名叫冈瓦纳(Gondwana)的古大陆,地壳运动把这块大陆弄得四分五裂,马达加斯加和印度一起脱离了非洲,一路向东北方向漂去。大约在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又和印度分开,后者继续北上,直到撞上亚洲大陆,撞出了一个喜马拉雅山脉。而马达加斯加则留在原地,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海上孤岛。

也就是说,马达加斯加岛已经独立地存在了8800万年,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岛之一。岛上的生命与世隔绝地进化了8800万年,这才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独特物种。事实上,马达加斯加岛上生活的几乎所有的昆虫和哺乳动物、90%的两栖动物、70%的爬行动物、80%的植物和50%的鸟类全都是这个岛独有的。换个说法:全世界现存的所有物种当中有5%来自这个小小的马达加斯加,这个岛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

地球上还有很多海岛,为什么马达加斯加如此独特呢?答案和这个“8800万年”有很大的关系。不熟悉地质年代的读者很可能对这个数字缺乏直观印象,但大家肯定都看过《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吧?要知道,恐龙是在6500万年前才灭绝的,直到恐龙灭绝之后,哺乳动物这才兴旺起来。也就是说,早期的马达加斯加岛上很可能生活着很多恐龙,而岛上现有的哺乳动物肯定都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过去的。

这些哺乳动物最有可能的来源当然是非洲,因为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大陆之间仅隔着一个莫桑比克海峡。不过,这个海峡最窄处也有400多公里宽,这个距离对于一般的鸟来说都嫌太远了,更何况是陆地生物。另外,莫桑比克海峡的平均深度超过了2000米,即使在海平面大幅下降的盛冰期也不可能出现海上路桥。所以两者之间的生物隔离是相当彻底的,物种交换发生的概率极低。相比之下,台湾海峡最窄处仅有200公里宽,平均深度不到100米,海峡中间还有很多小岛可以充当跳板,所以台湾岛和中国大陆之间经常发生物种交换,不大可能出现独特的生物。

因此,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狐猴的祖先是被一次罕见的风暴吹到海上,然后坐在树枝上漂过来的。DNA数据也证明,所有的狐猴均来自同一个祖先,那对幸运的猴子是在大约5500万年前上岛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狐猴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因为当初上岛的那对猴子也是要进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狐猴和我们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事实上,科学家们认为狐猴和非洲大陆的普通猴子相距较远,而和非洲丛林里生活的一种婴猴(Bushbaby,也叫丛猴)更加接近,它们都属于原猴亚目(Strepsirrhini),这个亚目还包括懒猴和树熊猴等其他灵长类动物,体型大都很小。

当一种动物被流放到一座孤岛上之后,原来体型大的往往会变小,原来体型小的往往会变大,这就是所谓的“孤岛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变大变小的分界点大致在0.1~1公斤之间,也就是说,原来体重超过1公斤的动物在孤岛上会变小,原来体重小于0.1公斤的动物在孤岛上会变大。狐猴显然属于后者,在马达加斯加岛上越变越大。目前活着的最大的狐猴叫作光面狐猴(Indri,又名大狐猴),体长最高可达70厘米,体重最高可达10公斤。不过,光面狐猴的习性独特,无法被圈养,所以只能去真正的热带雨林中寻找。

第二天早上7点半,我按时来到安达西贝自然保护区的入口处,和导游内斯特会合。他年纪大约40多岁,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眼角有几道很深的鱼尾纹,眼神却格外犀利,一看就是个户外经验非常丰富的资深导游。

“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光面狐猴,这是一种极危动物,希望我们能有好运气。”内斯特对我说,“即使我们找不到的话,你早上也肯定听见它们的叫声了,因为它们是靠声音相互传递信息的。”

那天早上我确实是被无数像狼嚎一样的叫声吵醒的,没想到居然是光面狐猴的声音。

“森林里视觉受限,但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像光面狐猴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需要很多活动空间,它们只能依靠叫声来宣告自己的存在,吓跑潜在的竞争者。”内斯特说,“自然界很多现象的背后都是有道理的,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

内斯特和亨利这两位资深导游表达了类似的意见,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其实好的导游都非常善于启发游客用心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从旅行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收获。

光面狐猴的叫声集中在清晨,8点钟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它们便不再叫了,我们也就没办法通过叫声寻找它们的踪迹。内斯特同样有一位侦察兵伙伴,他已经先行出发去找狐猴了,内斯特正好利用这段时间给我普及了一些关于植物的知识。可惜我对植物的细微差别不太敏感,看不出当地特有植物和我熟悉的植物之间有何差别。比如这里有一种露兜树(Pandanus),在我看来和云南、广西等地的露兜树没啥区别,同样是叶片大且厚,叶片边缘也都有锯齿般的刺用于自卫。

但在当地人眼里,这里的每一种植物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用途也大不相同。比如露兜树因为叶片巨大而结实,被当地人用来铺屋顶。还有一种树的叶片闻起来有股特别的清香,被当地人用来泡茶喝。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树叶可以用来治疗腹泻,另一种树叶可以用来为伤口消毒,甚至还有一种植物可以用来代替指南针!这种植物长得像一把大蒲扇,扇子的平面大致呈东西走向,粗大的茎杆内富含水分,紧急时可以用来解渴,宽大的树叶则可以用来遮阳,或者晚上当被子使用。这种植物显然对于旅行者很有帮助,因此得名“旅人蕉”(Traveller’s Palm),是马达加斯加最具标志性的物种之一。

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变得非常实用,不再是那个听起来十分抽象的学术名词了。

讲完植物,内斯特又开始为我普及鸟类知识。马达加斯加是个观鸟胜地,当地有200多种鸟类,其中一半都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内斯特是个非常好的观鸟向导,他不但会学十几种鸟的叫声,甚至可以用这项绝技把鸟吸引过来。本地鸟的一大特征就是不怕人,我经常可以在不到3米远的距离内仔细观察它们。这些鸟的另一大特征就是非常漂亮,我有幸看到了著名的“马岛寿带”(Malagasy Paradise Flycatcher),尾巴是身体的两倍,叫声也很悦耳。这两个特征说明它们是在没有人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但在今天的世界里这两个特征就不那么美好了。据报道,马达加斯加的鸟类走私非常猖獗,已经成为当地鸟类最大的威胁。

正当内斯特带着我在森林里找鸟的时候,前方侦察兵传来信息,光面狐猴找到了。我们立刻按照指示来到一片较为稀疏的林地,果然看到了3只光面狐猴,它们应该是一家三口,正坐在同一棵树上专心致志地吃早餐,没工夫搭理我们,我们也因此可以直接走到树下,近距离观赏这种神奇的动物。

初看起来,光面狐猴只有黑白两色,有点像黑白领狐猴,它的下肢非常发达,有点像冕狐猴,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光面狐猴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尾巴。事实上,这是马达加斯加现存的100多种狐猴当中唯一没有尾巴的品种。

“光面狐猴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非常特殊,因为我们有很多关于它的傳说。”内斯特对我说,“我们的祖先相信它们是人类的化身,所以制定了各种禁忌,防止人类捕杀它们。”

据内斯特介绍,当地有两个传说流传最广。在第一个传说里,有两兄弟同在森林里生活,其中一个兄弟决定走出森林,于是他变成了人,另一个兄弟留在了森林里,于是他变成了光面狐猴。在第二个传说里,有个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去森林里采蜜,结果儿子被蜜蜂蜇伤,从树上摔了下来,多亏一只光面狐猴将他接住,这才侥幸活命。

仔细一想就会明白为什么光面狐猴会被当作人类的化身。它不但没有尾巴,而且四肢修长,会发出各种声音,而且平时活动也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所有这一切都很像人类。

那3只光面狐猴吃光了树上的嫩叶,不约而同地跳离了那棵树,三蹿两蹦便消失在密林之中。它们虽然行动迅速,而且因为长相喜人而受到了额外的保护,但仍然没有逃脱濒临灭绝的命运。因为栖息地的丧失和人类的捕杀,光面狐猴目前仅剩下几百只了,安达西贝热带雨林保护区几乎是普通游客唯一可以看到它们的地方。

告别了光面狐猴,我们决定往回走。我提出让内斯特帮忙寻找变色龙,我想在白天看到它们。“没问题,我帮你留意着。”内斯特一口答应下来,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这里的森林同样属于次生林,天窗很多,低矮的灌木丛长得很密,满眼望去尽是杂乱无章的藤蔓,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往哪里看,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内斯特身上。

他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变色龙。这个身长只有2厘米的小家伙躲在一片树叶的后面,通体灰色,和树枝的颜色相似,如果不是内斯特指给我看的话,打死我也找不到。

“最早的变色龙就是灰色的,因为当时它们生活在地上。”内斯特说,“它们是到了马达加斯加之后才上树的,大概是因为这里的森林比较多吧。”

不久之后他就又发现了两只大的变色龙,一只体长在20厘米左右,同样是灰色的,另一只体长10厘米,通体绿色。后者被发现时正在一根树枝上爬行,只见它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好几次,整个身体也随着试探的脚步而前后摇摆,样子非常滑稽。

“这种动作是为了模仿树叶被风吹动时的样子,这是一种拟态。”内斯特解释说。

“变色龙的隐身技术太高超了,你是怎么发现它们的?”我不解地问。

“因为我看得多了,知道它们通常躲在哪里,以及它们隐身时的样子。”内斯特说,“你只是缺乏经验,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

似乎是为了验证他的说法,内斯特走到一棵树前,指着树干对我说:“这上面有一只很大的壁虎,你能找到吗?”

我走近那棵树,仔细看了半天,啥也没发现。

“你换个角度,从侧面看。”内斯特提出建议。

我照着做了,终于发现树干的中段有一处不正常的凸起,但颜色和纹饰都和树干的其他部分完全一样,还是看不到壁虎在哪里,直到内斯特用手指把壁虎的轮廓比画给我看,我这才终于看出那个凸起真的是一只头朝下的壁虎!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善于伪装的动物,我们在它身边不到1米的地方连说带比画,它却始终一动不动,仿佛我们不存在一样。

原来,这就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叶尾壁虎(Leaf-tailed Gecko)。顾名思义,它的尾巴像树叶,身体的其他部位则像树干。这是一种夜行动物,白天睡觉,晚上捕小虫子为生。大部分夜行动物白天都会躲进洞穴,但它居然选择了光秃秃的树干作为藏身之地,整个白天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趴在上面,靠超强的拟态躲过捕食者的眼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作“大隐隐于市”。

这只壁虎让我对马达加斯加的爬行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直到我们走出大门都没有发现纪录片里经常会出现的那种颜色鲜艳的变色龙。内斯特告诉我,要想看到更多的变色龙,只能去附近的一家私人动物园。我按照指示找到了那个动物园,果然发现了好多千奇百怪的变色龙。导游甚至拿来几只蚂蚱,当场给我演示了变色龙捕猎的情景。变色龙是用舌头抓猎物的,舌头弹出的速度超快,甚至用手机的慢镜头功能都拍不清楚。

“为什么在森林里见不到这样鲜艳的变色龙呢?”我问管理员。

“因为长相好看的都被抓去走私了。”管理员回答,“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从海关扣下来的,除了变色龙还有青蛙和壁虎。”

据管理员介绍,变色龙的变色功能并不都是为了隐身,更主要的目的其实是相互之间传递信息,比如发怒的变色龙身上的颜色会变得更加鲜艳,警告对手“不要来招惹我”。因此很多变色龙的颜色其实是很醒目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这就招来了很多盗猎者,所以今天的马达加斯加原始森林便不再有当初那种五颜六色生机勃勃的模样了。

这个例子说明,要想弄明白马达加斯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首先必须搞清楚岛上住的都是哪些人,他们当初都是怎么来的,以及他们如今都是怎么生活的。

塔那的博物馆

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最好从它的首都开始。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全称为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但因为名字太长了,大家都习惯地称其为塔那(Tana)。

塔那位于马达加斯加岛的正中央,这里是海拔超过1000米的低纬度高原,气候和云南很像,几乎每天都是秋天。刚下飞机的游客肯定会喜欢上这里的蓝天白云和绿树成荫,但只要出租车一进入塔那市区,丰满的理想立刻就会被骨感的现实击得粉碎。只见沾满灰尘的街道上垃圾遍地,汽车一过便尘土飞扬。这些车大都是从法国进口的老爷车和二手吉普车,几乎每辆车的屁股后面都冒着黑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去过的所有穷国都和马达加斯加差不多,因为缺乏工业,照片里都是蓝天白云,但街道上的空气质量其实都特别糟糕,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根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中等发达国家虽然总体空气质量不佳,但城市里的空气质量反而要比穷国好一些,只有发达国家才能把城市里的空气质量提升到理想水平。换句话说,要想有好的环境,只能努力发展经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不是像某些天真的环保人士想象的那样,退回到原始社会。

我来马达加斯加的主要目的是看野生动物,所以我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塔那动物园,没想到我还没进门就被汹涌的人潮淹没了。原来那天正巧是复活節,全国放假一天,当地人无处可去,便都涌进了这个由皇家园林改建成的动物园。狐猴们也被笼子外面的景象惊呆了,兴奋地狂叫不已,仿佛它们才是游客,我们人类反而是展品。

我被人群裹挟着进了动物园,忍着呛人的灰尘和汗臭味在里面转了一圈,发现这里除了本地特产狐猴、鳄鱼和水鸟之外,只有两种来自外国的动物,一种是中国赠送的孔雀,另一种是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赠送的骆驼,如此乏善可陈的国家动物园也可算是世界之最了吧。

既然看不到多少动物,我便集中精力看人。马达加斯加人身材普遍偏矮,相貌差异很大,多数人长得更像南亚人,但也有不少人是明显的非洲相貌,和我在非洲大陆见到的班图人很相似。

原来,马达加斯加岛最早的居民正是从婆罗洲来的马来人。虽然两地相距9000公里,但正好有一股洋流从婆罗洲流向马达加斯加岛,马来人可以搭顺风车。这批人的登岛时间有争议,但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大约2000年前才上岛的,又过了1000年后,才有阿拉伯商人和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陆续登岛,极大地增加了岛民的人种多样性。

非洲人之所以那么晚才发现马达加斯加,一个原因是莫桑比克海峡的洋流方向是自东向西的,非洲人搭不了顺风车。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非洲原住民的文明程度一直较低,航海技术欠发达,否则的话400公里的逆流航行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最早登上马达加斯加岛的不是已经在南部非洲生活了数十万年的布须曼人,而是从西北非洲一路迁徙过来的班图人。这批人的文明程度要比布须曼人高很多,他们才是当今非洲人的主体。

人类的到来究竟给这个岛带来了哪些改变呢?答案在动物园旁边的国家博物馆里就可以找到。因为复活节那天来逛动物园的人太多了,博物馆干脆闭门谢客。我第二天又专程前往参观,终于看到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一副完整的象鸟骨架。

象鸟(Elephant Bird)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这种鸟体型巨大,可以叼起一头大象。这个说法当然是夸张了,但象鸟确实很大,那副骨架有3米高,大腿骨和我的腿几乎一样粗。但仔细看不难发现,象鸟骨骼内部疏松如海绵,这是鸟骨才会有的结构特征,说明象鸟的祖先就是一只普通的鸟,因为“孤岛效应”才变大的。

象鸟骨架旁边还放着一枚象鸟蛋壳,长30厘米,宽20厘米,是目前地球上发现的个头最大的鸟蛋。据说马达加斯加南部荒野中至今还能找到象鸟蛋壳碎片,于是不少当地人偷偷将其收集起来拼成完整的鸟蛋壳去黑市上卖,赚点小钱。如果能找到一枚完整的蛋壳甚至可以发笔小财,就在2018年4月份,一枚完整的象鸟蛋壳在国际市场上拍出了4.2万美元的高价。

至今还能发现完整鸟蛋壳这件事说明,象鸟的灭绝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情。碳-14分析显示,直到公元1000年时岛上还有活着的象鸟,这种动物很有可能是被人类杀光的。对于猎手来说,当然是体型越大的猎物越划算。成年象鸟重达半吨,只要抓到一只就够全村吃好几天的。

无独有偶,这副象鸟骨架旁边还放着另一副动物骨架,看上去很像一只大狗。看介绍,这竟然是某种已经灭绝的狐猴的骨架,它也是在人类上岛之后被杀光的。不远处还有另一副更大的陆地动物骨架,看上去像是一头猪,原来这是一种马达加斯加特有的侏儒河马,其祖先是偶然漂到岛上的非洲河马,因为“孤岛效应”的缘故而变小了。不用说,这种动物也是被人类灭绝的。

总之,在人类上岛之前,岛上生活着好几种体型庞大的哺乳动物,但它们都被人类消灭了,光面狐猴这才得以成为马达加斯加现存的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以色列研究人员在2018年5月21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撰文指出,人类自从诞生以来,杀死了地球上83%的野生哺乳动物。非洲大陆之所以至今还有大象、犀牛、河马、长颈鹿等大型动物生存,原因在于它们是和人类一起进化成长的,逐渐学会了如何逃过人类的追杀。但是,随着人类领地的不断扩张和盗猎行为的泛滥,这些非洲动物也保不住了。墨西哥科学家在2018年4月20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撰文认为,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几百年后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将会是体重还不到1吨的奶牛。

马达加斯加如今已经成为非洲的一员,这里的情况甚至比非洲大陆更加糟糕。据统计,马达加斯加现有濒危哺乳动物114种,总数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尼西亚。

要想知道马达加斯加为什么会变成野生动物的坟场,首先必须了解当地原住民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年乘船登岛的人类各自占山为王,逐渐形成了18个比较大的原始部落。其中来自南亚的马来人的后代大都选择移居中部高原,在这里种植水稻,成为农耕部落。来自非洲大陆的班图人的后代则大都居住在沿海的低地丛林里,靠渔猎为生。

纵观人类历史,农耕文明普遍优于狩猎采集文明,马达加斯加自然也不例外。位于中部高原的原住民群落在连年内战之后,终于在17世纪末期获得统一,建立了梅里纳王国(Merina Kingdom)。第一任国王安德里亚马辛纳瓦罗纳(Andriamasinavalona)是个野心很大的人,他还想继续扩张领土,便派人四处考察,最终探子们回来汇报说,他们被“咸水”拦住去路,再也无法前进了,于是老国王發誓一定要把王国的疆域一直扩展到“咸水”的边缘。

这个细节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的马达加斯加是一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地方,居住在岛中央的原住民甚至从来没见过大海,祖先的航海传统早已丢失殆尽。

老国王的居所位于塔那北边24公里远的一座小山之上,这座“皇家蓝山行宫”(Royal Hill of Ambohimanga)是马达加斯加最神圣的遗址博物馆,也是这个国家唯一入选UNESCO文化遗产的古迹。我专程前往参观,发现这座王宫其实就是一个军事堡垒,山坡上建造了好几道石墙防线,易守难攻。位于山顶的国王寝宫却相当寒酸,只是一幢30平方米左右的尖顶木屋而已。木屋的门修得极窄,仅容一人通过,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屋子修得很高,但没有窗户,内部非常昏暗。国王的卧榻是一个双层木床,他一个人睡上层,妻子单独睡在旁边一张小床上。双层床的旁边居然修了一个直通屋顶的梯子,国王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顺着梯子爬到漆黑的屋顶,藏身于大梁之上,躲过敌人的视线。

同为被世界遗忘的孤岛,为什么复活节岛人造出了流芳百世的巨人石像,马达加斯加人却只修了这么个简易的木头房子呢?这是否说明马达加斯加岛原住民的文明发展水平低?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复活节岛非常小,总面积只是马达加斯加岛的0.02%,岛民们很快就臣服于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这样的集权结构最有利于实施大工程,复活节岛石像就是这样造出来的。相比之下,马达加斯加太大了,原住民们在岛上生活了2000年都没能统一在一起,任何大工程都难以实现。话虽如此,连年内战也确实极大地妨碍了马达加斯加的文明进程。比如,岛民们居然一直没能发明出文字,现在的文字还是欧洲人帮他们造出来的。

梅里纳王国的老国王直到1810年去世时都没能实现他的统一梦想,最终是他的儿子拉达马一世(Radama I)完成了父亲的心愿。这位登基时才刚满18岁的年轻人敏锐地意识到欧洲人是自己可以借用的力量,于是他打开国门,允许欧洲传教士上岛传教,顺便帮助自己训练军队,终于打败了其他17个部落,马达加斯加首次实现了统一。

类似的故事在很多原始社会上演过,夏威夷是另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由于整体技术水平的落后,很多原始部落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很小,谁也战胜不了谁。但欧洲人带来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任何一个掌握了欧洲技术的部落都会立刻在内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于是,原本维持了很多年的武力平衡迅速被打破,一家独大式的统一是必然的结果。

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过程中,人类的出现和欧洲人的登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类的狩猎技术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都远超其他动物,在任何一个生物圈里,只要人类来了,原本维持了几百万年的生态平衡立刻就会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批动植物在短时间内灭绝,无一例外。

拉达马一世的开放政策在这座“皇家蓝山行宫”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迹,这就是建于老国王寝宫旁边的一幢西式小洋楼,里面的欧洲家具和器物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很难想象当年那些土著们第一次见到玻璃镜子和报时钟时会有怎样的惊喜。

可惜拉达马一世是个短命鬼,1828年他35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他其实是死于喝酒过量。酒精是欧洲人带给全世界原住民的一剂苦药,很多土著都是因为受不了酒精的诱惑而把自己变成了废人。

拉达马一世死后被葬在了塔那最高的一座小山的山顶,梅里纳王国的新皇宫就建在这里。拉达马一世的遗孀腊纳瓦洛娜一世(Ranavalona I)继承了丈夫的王位,成了梅里纳王国的女皇。她是个相当残暴的君主,最喜欢的酷刑就是把犯人从山顶扔下去摔死。她还是个虚荣的女皇,模仿欧洲皇宫的模样在山顶修建了一座“塔那皇宫”(Rova of Antananarivo)。皇宫外表是石头的,但内部却仍然是木制的,结果在1995年时被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复。

虽然腊纳瓦洛娜一世喜欢欧洲建筑,但她却非常讨厌欧洲人,下令把传教士们都赶走了,马达加斯加重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这一转变除了个人原因外,也与岛上的欧洲人的整体素质有很大关系。自从1500年葡萄牙水手在开辟印度洋航道期间首次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之后,这里就成了黑奴贩子和印度洋海盗们的大本营。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贪婪和残暴,当地原住民没少受他们欺负。我专程去参观了位于塔那市中心的海盗博物馆,里面用丰富的实物和图片展示了欧洲海盗们在马达加斯加的暴行,难怪当年的很多岛民都不喜欢欧洲人。

这位女皇在位33年,用武力平息了一次又一次来自其他部落的反抗,终于把统一的信念灌输给了全体岛民。所以当马达加斯加于1896年成为法国殖民地时,法国人接手的是一个已经统一了将近100年的完整国家,而不像大部分非洲国家那样,是由几个完全无关甚至相互敌对的原始部落强行捏合在一起的,这就避免了日后导致很多非洲国家内乱的民族分裂问题。

法国殖民者带来了咖啡和香草种植园,以及随之而来的铁路和公路网,这些改变对于岛上的野生动植物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忧的是种植园占用了大量土地,留给野生动植物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喜的是部分法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动物保护的重要性,马达加斯加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另外,法国富人们需要有地方度假,前文提到的拉努马法纳保护区的前身就是一个温泉度假村。在此之前那片森林已经被当地农民瓜分了,法国殖民者强行把村民赶了出去,这才保住了竹狐猴最后的一块栖息地。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地几乎同时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马达加斯加自然也不例外。一场持续了3年的独立战争导致将近10万马达加斯加人死亡,换来了1960年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成立。

但是,民族独立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今天的马达加斯加是全世界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人均GDP仅有400美元,全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每天不到1.25美元)。值得深思的是,人均GDP排名后10位的全是非洲国家,其中至少有7个国家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长期内战导致的军事独裁统治,但马达加斯加并没有这个问题。这个国家起码从理论上讲是一個民主国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按时选举,议会制度也还算健全。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几次政变,但持续时间都很短,伤亡也极其有限。因此,马达加斯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另类”的样本,非常值得仔细考察一番。

多年的旅行经验告诉我,越是贫穷的国家,旅行的难度和成本就越高,马达加斯加是这条定律的经典案例。这个国家面积很大,但公路系统却依然和殖民地时期差不多,再加上绝大部分公路年久失修,路上全是坑,旅行的时间成本大大增加。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落后,长途汽车不但拥挤不堪,而且车况糟糕,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都去不了,大部分游客只能包车,而且还必须是四轮驱动的吉普车才行。

除此之外,语言也是个问题。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马达加斯加语和法语,会说英语的人屈指可数。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该国老百姓会说法语的也不多,很多人甚至连马达加斯加语也说得不怎么好,因为这种语言是梅里纳人的传统语言,其余17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方言,很多边远地区的农民只会听不会说,交流起来十分困难。

于是,我必须专门雇一个导游兼翻译,外加一辆吉普车和一名司机全程陪同,价格立刻就上去了。所幸我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雇到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导游,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导游兰图

我雇的这位导游名叫兰图(Lanto),他身材瘦弱,脑袋很小,眼睛很大,从面相上看应该是马来人的后代。他今年才34岁,却已经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管理着一个10人的团队。在朋友的推荐下,他不但专门为我安排行程,而且决定亲自出马,全程担任我的导游兼翻译。他会说6种语言,包括法语和英文,我俩交流起来基本无障碍。

“我没上过大学,英语是跟着电视自学的。”他操着略有口音但相当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是穷人家庭出身,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学校,在大街上摆摊修电器,勉强维持生活。十几年前有个朋友需要找个临时导游帮忙带队,我去试了一次,发现旅游行业挣钱多,便开始自学英语、法语,终于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导游证。”

聊多了之后我发现,他的英语确实是野路子出身,语法错误很多,词汇量也有限。但他特别善于用自己掌握的有限詞汇去代替他不懂的词,所以我很容易明白他想说什么。经验告诉我,凡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人智商都不低,因为这样的人脑子动得快,善于联想,兰图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更可贵的是,他不但聪明,而且很有正义感和责任心,一直在琢磨自己的祖国为什么会如此贫穷落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马达加斯加人太守旧了,不善于学习新东西。”他指着路边一排农民盖的3层小楼对我说,“你看这些房子,全都没有烟囱,房顶也都是黑的,这是因为大部分马达加斯加农民一直没有学会用灶,至今仍然沿用老一辈的习惯,用明火煮饭,烟直接从屋顶排出去,很快就把房顶熏黑了。”

因为马达加斯加的交通不便,我想去的地方又很多,因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路上,有时为了赶路甚至要开一整天的车,看一整天的沿途风景。兰图是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经常会提醒我注意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然后帮我分析其中的原因。

比如,我经常在村庄的外围看到一排小砖房,但高度很矮,而且没有门窗,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起先我还以为是仓库,没怎么留意,但兰图告诉我,那是当地人存放家人遗骨的地方,一座坟墓里往往放着好几代祖先的遗骸。

“马达加斯加有个传统节日叫作翻尸节(Famadihana),每隔5~7年就要把祖先的遗骨从坟墓里取出来祭奠一番,然后重新包好后再放回去。”兰图解释说,“不过翻尸节只在每年的10月到来年的2月才会有,你这次肯定是看不到了。”

“看来马达加斯加人很尊敬自己的祖先啊,这样可以把传统文化继承下去,算是个好事吧。”我说。

“这在过去应该算是好事,但现在却变味了。”兰图回答,“每次翻尸节全家人无论住多远都要赶回来参加,大家借此机会聚在一起交流感情,确实很有必要,但现在每户人家举办翻尸节的时候都要花钱请全体村民大吃大喝,大家还要相互攀比,宴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往往会把一户人家的全部积蓄都花光,所以马达加斯加农民家里普遍很穷,很多人攒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在翻尸节的时候炫耀一下。”

兰图家已经不这么做了,因为他父母皈依了基督教,丧葬仪式也变了。“现在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每年都会有好多户人家办翻尸节,几乎不间断。”兰图说,“每次翻尸节都会持续好几天,全村所有男人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我真庆幸我逃出来了。”

我们离开塔那越远,路边的坟墓就越多,公路质量也越差,到处都是陷坑,车速骤降到了每小时只有三十几公里。更糟的是,整个马达加斯加居然没有一条公路是双车道的,超车全凭运气,一旦前面有辆车开得慢,你就得乖乖地跟在后面吸它的尾气,所以即使乡村空气新鲜,坐在车里的我也无福消受。

兰图打开手机地图,为我讲解马达加斯加的公路状况。原来这里的柏油马路全都是法国殖民时期修建的,独立后基本上没有更新过,因此这个国家的公路密度是全世界最低的,每1000平方公里只有9公里的公路。相比之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这个数字是35,是马达加斯加的4倍。缺少公路的结果就是旅游景点的热门程度完全是按照它们的交通情况来决定的,和景点本身的吸引力关系不大。比如拉努马法纳自然保护区之所以很热门,原因是这里曾经是法国殖民者的温泉度假村,所以附近有一条公路直通首都。安达西贝野生动物园之所以游客众多,原因是从东海岸最大的港口通往首都的公路正好经过这里。

除此之外,天气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这次兰图给我安排的行程全都在塔那以南,因为这个季节的北方地区还未完全脱离雨季,道路泥泞不堪,一般车子都没法走。马达加斯加地处南半球,每年的4月至10月是冬季,也是旱季,大部分道路可以通行。每年的11月至来年3月则是夏季,同时也是雨季,整天下暴雨。因为印度洋洋流的关系,这里盛行东北风,来自印度洋的季风把整座岛的北面和东面变成了泽国,道路泥泞。这股潮湿的海风被中央高原阻挡,所以南边和西边则相对干旱,路还是通的。

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只有旱季可以到处走走,一到雨季就只有南部可以去了,这种状况给旅游业带来的严重困扰,导致该国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还不到30万,而且很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幅下降。相比之下,距离马达加斯加不远的印度洋小岛国毛里求斯每年平均要接待200万游客,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足以让毛里求斯成为最富有的非洲国家之一。

正是因为旅游业不景气,旅游收入也到不了普通民众的手里,使得绝大部分马达加斯加人对于保护环境毫无兴趣,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才能吃饱饭,于是整个中部高原几乎全都被开发成了稻田,类似中国云南哈尼梯田的那种风光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原本生长在这里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野生动物失去了家园。研究显示,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原始森林在人类上岛后的2000年时间里损失了95%以上,其中一大半是在最近这几十年里失去的。

这一做法无论从动物保护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讲都是不划算的,因为这个岛拥有全世界最独特的野生动植物,其生态价值远比种庄稼要高得多,如果保护得当,完全可以通过开发旅游业获得丰厚的收入,然后拿这笔钱去国际市场上买粮食。如今这种刀耕火种的做法不但效率极低,而且风险很大。兰图告诉我,马达加斯加的自然条件其实非常恶劣,夏季经常有风暴,随之而来的强降水常常会冲垮梯田,毁掉庄稼,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再加上岛上的生态链不健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蝗灾每隔几年就要爆发一次,导致农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季的水稻颗粒无收。

即使没有自然灾害,马达加斯加的农业生产效率也极低,即使每一寸可耕地都种上水稻还是不够吃,每年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粮食才能养活全体国民。这个国家之所以至今还是赤贫,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我还注意到,公路两边偶尔也能看到成片的森林,从远处看郁郁葱葱的还挺养眼,但等车开近了再一看,原来全都是从澳大利亚引进的桉树。这种速生林曾经是环保人士的攻击对象,但在这个国家却是原始森林的救星,因为当地人至今还在沿用老祖宗留下的方法做饭取暖,这就是木炭。沿途我看到了好几个用来烧炭的土坑,路边也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卖木炭。这玩意儿需要消耗大量木材才能生产出来,以前都是去原始森林里直接砍,如今当地人改用桉树了,这就间接保护了仅剩的这点原始森林。

兰图给我看过一张马达加斯加原始森林分布图,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原始森林全都集中在岛东侧的一個和海岸线平行的长条带里,但却并不靠海,而是距离海岸线尚有很长一段距离,前文提到的拉努马法纳和安达西贝都是如此。兰图解释说,马达加斯加中部高原和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过渡带不是渐进的,而是有一个断崖(Escarpment),海拔在断崖处迅速下降了1000多米,所以山势格外陡峭,既没法修梯田,也不太容易砍树。

换句话说,只有人类不太容易直接利用的土地才会留给大自然。

“如果马克继续当总统的话,就没人敢随便侵占自然保护区了!”兰图恨恨地对我说,“可惜法国人从中作梗,发动政变把他搞下去了。”

我正要追问下去,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检查哨,两名身背步枪的士兵把我们的车子逼停了。司机摇下车窗,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沓文件,然后用方言和那个士兵开着玩笑。那人接过文件,随便翻看了两眼,摆摆手放我们走了。

“这些岗哨一点用也没有,就是为了收过路费的。”兰图再次恨恨地说,“如果马克还在位的话,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原来,几年前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住在乡村的父母便委托长途车司机带钱给远方的儿女。谁知这件事被劫匪知道了,便开始打劫长途车,很多夜班大巴都被抢过。于是政府在路上设立了很多岗哨,试图打击劫匪。但后来手机开始普及了,不少银行开通了手机异地汇款业务,长途车司机再也不用随身携带很多现金了,于是打劫的强盗就越来越少了。不过岗哨制度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如今的岗哨变成了士兵们贪污腐败的工具,新政府对此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军饷已经快发不出来了,如果不让士兵们捞点外快,就没人愿意当兵了。

兰图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位“马克”全名叫作马克·拉瓦卢马纳纳(Marc Ravalomanana),是马达加斯加前总统。因为名字太长,所以兰图一直用马克来称呼他。兰图告诉我,马克在任期间出台了多项政策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并当众宣布要把马达加斯加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扩大3倍,但随着他的下台,这项计划估计也要泡汤了。

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小国家,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自然保护都和政治的动荡密不可分。该国1960年独立之后,经历了十几年的平稳期。那段时间仍然有大批法国人留了下来,很多重要部门都有法国官员的身影。在这些人的管理下,该国基本上运行正常,著名BBC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爵士正是在那段时间带领摄制组登岛拍片,首次把狐猴介绍给了全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学家们也是在那段时间登岛考察,首次发现狐猴的新陈代谢效率都非常低,说明岛上的生存条件并不是太好,食物质量很差,狐猴们的生命非常脆弱,命运岌岌可危。

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爱登堡非常想拍光面狐猴,但却始终无法接近它们。于是他用录音机录下光面狐猴的叫声,然后一边播放一边悄悄等待,终于把狐猴诱了过来。如果他当时能雇下我的导游内斯特的话就不用放录音了,内斯特会学光面狐猴的叫声,而且学得特别像。

可惜好景不长,一位过于激进的左派领导人迪迪埃·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于1975年当选总统,马达加斯加彻底倒向了苏联阵营。所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商人和技术人员都被赶走了,整个国家陷入停滞。来自西方国家的科学家也被赶走了,狐猴研究被迫中断。该国老百姓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在这段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大片原始森林被毁。

1982年,马达加斯加的经济彻底崩溃,政府濒临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经济改革作为条件,出资将其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拉齐拉卡不得不调转船头,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同时打开国门,恢复了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及文化科技交流。前文提到过的美国动物学家帕特丽夏·怀特正是趁此机会第一时间申请进入马达加斯加的,这才及时地发现了拉努马法纳森林里幸存的两种竹狐猴,并迅速建立保护区将其保护了起来,否则的话这两种狐猴估计早灭绝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拉齐拉卡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如此巨大的伤害,但他居然在1997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自由派对手再度当选马达加斯加总统,并试图在2001年的大选中谋求连任。但那次大选他遇到了一个劲敌,这就是兰图经常提到的马克。

兰图喜欢马克的一大原因是后者也是平民出身,和他自己一样。马克小时候是个送奶员,长大后他开了家酸奶厂,慢慢将其做成了全国最大的奶制品企业。1999年马克50岁时决定进入政坛,当上了塔那市市长。2001年那次选举竞争空前激烈,他和拉齐拉卡都宣称己方获胜。因为当过市长的缘故,马克控制了首都,拉齐拉卡便带领自己的人马退回到乡下打游击,到处搞破坏。我们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座断了一半的石桥,就是在那次选举后被拉齐拉卡的人炸毁的。

最终马克控制了局势,拉齐拉卡被迫流亡法国,暂时退出政坛。马克上台后立刻成立了反贪局,政府官员和军队士兵一旦被抓住就会遭到重罚。经济上他大刀阔斧地推进私有化改革,引来大笔海外投资,包括把大量闲置土地租给韩国大宇公司进行农业生产。他还拨出巨款在全国各地新建了多所学校和医院,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在他执政的8年时间里,马达加斯加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其中就包括兰图。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旅游公司的,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国家有了希望。”兰图对我说,“可惜马克的严厉政策得罪了很多官员,他们联手把他搞掉了。”

以上是兰图的说法。官方的说法是,马克是个独裁者,不但在政治上打压异己,还利用国库的钱为自己谋私利,包括为自己购买了一架总统专机。这些做法导致了部分民众的不满,他们在一位名叫安德烈·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的电视台老板的领导下于2009年在首都塔那发起示威游行,要求马克下台。忠于马克的总统卫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了31名示威者。此事引发了大规模骚乱,最终军队出面支持安德烈,马克被迫流亡海外,安德烈登上了总统宝座。

“安德烈是个富二代,年轻时当过电台DJ,是个花花公子,根本不懂政治。”兰图对我说,“但是他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暗中支持,因为法国人一直在号召民主选举,不喜欢独裁者。可我一直认为,马达加斯加需要马克这样的独裁者,否则很多事情永远做不成。”

说到选举,兰图坦然地承认马克也曾经贿选过。“马达加斯加的选举比的就是谁钱多,每个候选人都会贿赂选民,那些边远省份的村民只要每人给10欧元就可以买通了,所以只有富人才能当选。”

年轻的安德烈在总统的宝座上也没坐多久,就被他手下的财政部长亨利·拉乔纳里马曼皮亚尼纳(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代替了。2018年又是个选举年,不但安德烈决定再次参选,就连流亡海外的马克也设法回到了国内,准备东山再起。于是亨利试图买通国会议员,取消两人的参选资格,没想到贿赂的过程被人录了像并放到了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最终马克和安德烈这两位曾经打得不可开交的政治家居然结成联盟,准备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亨利总统。

“所有政治家都是一样的,他们想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民主选举只是他们的工具罢了。”兰图越说越激动,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法国殖民者带给我们的最糟糕的精神遗产就是人人平等的思想,他们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同等价值,这在马达加斯加是行不通的。”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追问了一次,他重复了一遍,确实是这个意思。我当时很不理解,觉得这样一个接触过很多新鲜信息的人怎么会反对“人人平等”这个概念。直到这趟旅行快结束时,我才终于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们从首都塔那出发,边看边聊,用了一天的时间走了300公里路,来到了兰图的老家安齐拉贝市(Antsirabe)。这是马达加斯加的经济重镇,但明显比塔那穷很多,大街上到处都是人力车,拉一趟只要200马达加斯加币,折合人民币才3毛钱。拉图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周边农村里的壮劳力,但种田不需要那么多人,他们只能来城里打工维持生活。

我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多了。城里还稍微好一些,还能看到几个成年人,农村里满眼望去几乎全是孩子,很少能见到大人。联合国资料显示,马达加斯加刚独立时全国人口总数是200多万,如今则是2500万。该国现有一半人口不满15岁,整体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满20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不到60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出生率实在是太高了。

“据我观察,现在平均每对夫妇生5个孩子,农村还要高一些,这个数字已经比20年前低了一半了。”兰图对我说,“我的父亲结过三次婚,一共生了10个孩子。我的母亲结过两次婚,一共生了11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生我时她才31岁。他们那一辈的人觉得孩子是财富,生得越多越好。”

马达加斯加名义上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但每个小学生每年需要交20欧元的学杂费。这笔钱听起来也许不算什么,但一个普通马达加斯加家庭如果有5个孩子的话,夫妻俩就要拿出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用来交学费,还要负担孩子在学校的饮食,这可是一笔巨款,所以马达加斯加农村孩子的上学率只有5%,城市要好很多,上学率大概在70%左右。

“马达加斯加充斥着既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这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兰图对我说,“我曾经发过一则广告招秘书,工资并不高,结果收到几百封自荐信,几乎全都是大学生和大专生,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这里的失业率有多高了。”

安齐拉贝本来不应该这样的。这是马达加斯加的手工业之都,该国很多日用品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如今那些老工匠全都变成了专为游客表演的手工艺者,兰图带我参观了一家专做牛角玩具的小店和一家专做手工艺自行车纪念品的作坊,工匠们的技术虽然很棒,但产品只能卖给游客,赚不了几个钱。

兰图还带我参观了一家专门用废罐头制造铝锅的作坊,做出来的产品相当粗糙,而且很不卫生,只能凭借原材料上的便利赚点差价。

那么,马达加斯加人平时用的小商品都来自哪里呢?答案要去当地的集市寻找。我专程去看了看,发现那地方卖的几乎所有小商品全都来自中国,小到晾衣架大到自行车无一例外,尤其是服装鞋帽,几乎全是中国货,很多都是二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国家看到了很多身穿印有中文T恤衫的人,从“三国演义剧组”到“新京报”应有尽有。

这样的事情在我去过的很多非洲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安齐拉贝这样一个手工业之都看到如此景象,立刻就让我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了。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对进口商品依赖严重的国家,但西方国家出口的多半是大型机械设备或者汽车手机这类高技术产品,对马达加斯加本土工业的冲击不大。但中国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小商品,这本来应该是大部分穷国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所迈出的第一步,如今却被中国货垄断了,于是矛盾就来了。

如果套用一个生态学词语的话,这就相当于生态位之争。马达加斯加和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双方打不到一起去。但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则是在同一个生态位上相互竞争,必然要争得头破血流,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马达加斯加民众當中出现反华情绪的原因。

那么,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穷国还能怎么做呢?答案就是出卖自然资源。我在安齐拉贝看到了奶制品厂、啤酒厂和水泥厂,这些都是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同时技术含量也不太高的产业,中国商品很难替代。但类似这样的产业毕竟有限,于是不少人打起了矿产的主意。

兰图带我去了一个名叫伊拉卡卡(Ilakaka)的小镇,这里是马达加斯加的蓝宝石之都,因为1988年在这附近发现了全世界储量最大的蓝宝石矿。小镇不大,只有一条街,街边全是各类收宝石的店,每家店门前都放着一辆擦得亮晶晶的二手吉普车。

“吉普车是马达加斯加人最喜欢的奢侈品,所以宝石商人吸引卖家的方法就是先给你一辆吉普车,然后再谈价格。”兰图对我说,“这是个有可能一夜暴富的行业,远比去工厂打工吸引人,所以很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我想去参观矿场,但周围所有矿场都被有实力的宝石店包下来了,所以必须事先和宝石店打好招呼。兰图带我走进一家店,里面展出的一颗红豆大小的2克拉蓝宝石要价2110欧元,够一个马达加斯加人活一年了。

兰图花了点钱,店主同意带我去参观。我们的车子先经过了一个小村庄,临时搭建起来的草棚破破烂烂的,树荫下坐着一大群无所事事的妇女和儿童,在等男人收工回家。

到了矿场,其实就是一片几千平方米的丘陵地,地上钻了无数个小洞,洞口直径还不到1米。洞口上方安装了绞索,把矿工装在篮子里吊下去。据说每个洞的平均深度都在20米上下,已经达到了地下水层,所以每个洞都有一台抽水机负责抽水。

突然一个洞口的绳子动了起来,地面上的人开始转动绞索,过了大约一分钟左右,一只装满沙土的麻袋被吊出洞口,里面的沙土被转移到一块塑料布上,上面堆满了从地底下挖上来的泥沙。之后这堆泥沙将被运送到一条小河边,工人们利用河水来筛选沙土,希望能从中找到宝石。

矿场另一侧还有一个露天矿,这个方式显然效率更高,但成本也高,需要用到挖掘机。当地人买不起挖掘机,只能让很多人顺着梯子站成一排,组成了一条挖掘流水线,相当于一台廉价的人肉挖土机。矿主告诉我,一群中国人也看上了这里的矿藏,他们很有钱,从中国进口了几台挖掘机,又买下了附近一块地,正在没日没夜地挖着。

说话间,一个皮肤黝黑、头戴矿灯的工人从坑里冒了上来。他赤裸的上身沾满了沙土,冻得直发抖,但却一直在笑,好像刚刚中了彩票似的。其实他的双手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挖掘机的效率高,但挖寶石是有运气成分的,这一点点心理优势已经足以让这个一贫如洗的男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祝他好运。

狂野的西部

伊拉卡卡位于马达加斯加岛的西南角,到了这里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离开了中央高原和东部雨林,进入了干旱的南方草原。这里的风景和大家熟悉的非洲很像,不同的是非洲草原上遍布着野生动物,这里却是死气沉沉,沿途除了漫山遍野的荒草和低矮的灌木丛之外,看不到任何野生动物。

家畜倒是经常可以见到,这就是被誉为马达加斯加国宝的瘤牛(Zebu)。这种牛是来自非洲大陆的移民带上岛的,很快就成了当地人的主要牲畜。如今岛上的瘤牛数量比人还多好几倍,是马达加斯加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

“最近几年养牛的人大大减少,因为大家都被偷牛贼搞怕了。”兰图对我说,“亨利政府买通了偷牛贼,让军队出面保护他们偷牛,然后把偷来的牛卖给了你们中国人,赚来的钱则进了亨利的腰包。”

我觉得这事很不可思议,但后来问了好几个不同的人,都说这是真的。原来,偷牛曾经是当地部落的传统,每个男孩长大后都要去偷一头牛,以彰显自己的勇气,因此这件事成了当地男性的成人礼,如果一个男孩没有偷过牛,老丈人甚至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换句话说,偷牛在传统部落里几乎就是个游戏,大家你偷我的我偷你的,没人真当回事。但后来出现了专业的偷牛贼,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新一届政府显然是没钱了,便打起了牛的主意。反正养牛的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谁也不会替他们说话。

我们走的这条路从安齐拉贝一直通往位于马达加斯加西南角的图里亚尔市(Tulear),中间路过伊萨鲁(Isalo)国家公园。这座公园建于1962年,是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国家公园,无论如何都要去看一下。刚一进门我立刻就明白当初这里为什么会被保护起来了,因为这个地方的风景很像美国西部,到处是被风刻画得沟壑纵横的巨大砂岩,以及又深又宽的峡谷。在这里徒步的感觉非常美妙,不但视野宽阔,而且一点也不用担心脚下会出现蚂蟥之类的东西。

徒步旅行本身已经很美了,我雇的一位本地导游托尼又用他丰富的知识为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如果没有他的提示,我根本不可能看到一只躲在树丛里的竹节虫,它的身体和那株灌木的枝蔓像极了,他甚至要把虫子抓起来给我看我才敢相信;如果没有他的提示,我几乎不可能发现马达加斯加毒蝎子的藏身处,白天它们躲在石头下面,到了晚上才出来觅食;如果没有他的提示,我也不太可能发现马达加斯加蚕的踪迹,它们以塔皮亚树(Tapia)的树叶为食,身体很像树枝,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这种塔皮亚树的树干太像鳄鱼皮了,而且似乎着过火,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托尼。

“因为这里比较干旱,经常闹火灾,于是这种树进化出了防火的树皮,这才能够在这里活下来。”托尼回答。

这个故事我很熟悉,因为我曾经在BBC拍的一部关于非洲大陆的纪录片里看到过类似的案例。非洲草原最大的敌人不是草食动物,而是树,如果树木连成一片变为森林,就会把阳光挡住,草就长不起来了。于是草进化出了自我燃烧的能力,用这个办法把树烧死,而草种是抗热的,可以躲过火灾,来年春天重新生长。久而久之,树也渐渐进化出了抗烧的能力,双方就这样一直博弈下去,永不止歇。没想到我在马达加斯加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只不过这里的草和树全是当地品种,都是在岛上独立进化出来的,这在生物学里叫作“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意思是说相同的自然条件和需求可以让不同的物种进化出类似的性状。

我把这个词讲给托尼听,他立刻就明白了,并迅速找到了另一个例子。那是一株低矮的植物,只有半米高,茎部粗大,好似一只葫芦,上面零零星星地长着几根短粗的枝杈,叶片小得几乎看不见。原来这就是马达加斯加特产象脚木(Elephant’s Foot Plant),它对抗干旱的方法和某些仙人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达加斯加之所以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进化实验室,原因就是这个岛不但面积大,而且气候条件复杂,非常适合研究物种的进化。地球上生活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生物,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是人类的终极问题之一。达尔文用尽一生心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终他写了《物种起源》,提出自然选择是物种形成的原因。这个理论需要验证,海上孤岛是最好的实验室。

作为实验室,这个海上孤岛必须足够大,让岛上的物种有充足的空间施展才华。马达加斯加是地球上面积第四大的岛,排在前面的格陵兰岛太冷,新几内亚岛和婆罗洲气候条件太过单一,而且距离大陆太近,分隔时间也太短,都不太合适。只有马达加斯加岛符合所有的条件,它在生物学上的研究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可惜的是,由于人类的破坏,这个岛正变得面目全非。据托尼介绍,这个保护区原来有很多树,草和树之间的斗争基本上处于互有攻守的平衡状态,森林还略占上风。人类为了扩大耕地面积,采用了刀耕火种的办法,草和树之间的平衡立刻被打破,原有的热带旱林(Tropical Dry Forest)很快就變成了如今的稀树草原。事实上,要不是保护区周围修建了一道防火墙,这里恐怕连一棵树都看不到了。

听了托尼的介绍,我嘴上没说,心里还是有点怀疑的:这么干燥的地方能长森林吗?没想到我的疑问在100公里外的赞比西国家公园(Zombitse-Vohibasia National Park)得到了完美的解答。我刚看到它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在一片土黄色的草原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大片森林,仿佛沙漠绿洲一般。保护区的人告诉我,这里的气候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泉水之类的东西,只是因为这地方很早以前被一个德国人买了下来,一直没有开发,所以至今还保留着人类到来之前的样子。我在这座公园里发现了霍巴特鼬狐猴(Hubbard’s Sportive Lemur)的身影,这种动物曾经遍布整个南方,但如今只剩下这个公园里还有那么几只了。

这座公园最大的特点就是分界线特别清楚,和周围环境就隔了一条公路,开车经过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保护区和非保护区之间的差别。类似这样的景象在中国是很难见到的,因为整个东北、华北和华南地区早就被开发过好几遍了,没有留下任何古代遗迹。即使能看到一点森林,也是后来人工种植的,里面是没有多少野生动物的。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久了,会让人忘记中国这块地方也曾经遍布狼虫虎豹,甚至连大象和犀牛也都随处可见。如今很多中国人经常会把农田或者人工林当成大自然,忘记了家乡本来的模样。感谢马达加斯加让我看到了真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

但是,像马达加斯加这样只把一小块土地保护起来吸引游客,其他地方听之任之的做法真的可行吗?我很快就在下一个目的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赞比西国家公园出发,我们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开到了图里亚尔。这段路是这次旅行当中开得最舒服的,因为这是马克总统在任期间拨出专款修建的。兰图告诉我,在此之前这段路全是土路,吉普车要开两天才能到达。

图里亚尔是马达加斯加西海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气十分炎热。我们的车子经过码头的时候我看到路边有一排新修的商铺,里面全都是卖旅游纪念品的,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商品的陈列方式都像极了遍布中国旅游景点的那种纪念品商店。一问兰图,还真的被我猜中了,果然是中国人出钱修的,据说目的是为了获得附近一座钛铁矿(Ilmenite)的开采权。不但如此,中方还出资修建了一条高等级的沿海公路,一共修了180公里,一直从码头修到了矿场所在地。

但是,起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件事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地方游客数量稀少,这一排纪念品商店卖的东西又全都一样,纯属浪费。那条路看似很不错,但据我观察,当地人交通要么坐牛车,要么靠走,前者土路就行,根本不需要高等级的公路,后者则都是赤脚的,柏油马路太阳一晒就特别烫脚,所以当地人都不走马路,只走土路。

因此,这两件事都没能让当地人满意,于是这里爆发了数次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公司采矿,生生把这件事弄黄了。

兰图把旅馆定在了图里亚尔北边20公里处的伊法提(Ifaty),这地方本是个小渔村,因为有一处海滩,所以成了马达加斯加人度假的地方。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珊瑚礁,因为这里有着全球第五大堡礁(Barrier Reef),应该很不错。

第二天一早,兰图雇了艘小渔船,由两位渔民负责划桨,载着我们向堡礁的方向驶去。所谓堡礁,就是位于外海的一长条珊瑚礁群,它们把海浪挡在了外面,把内海围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潟湖。潟湖里的海水因为没有浪,透明度非常高,我仔细观察了很久,居然连一条鱼的影子都见不到,因为这里的渔民早就把潟湖里的鱼捕光了,潟湖成了一片死海。

渔民说别急,我们专门为游客建立了一个保护区,那里有鱼。于是两人驾船载着我去了那个所谓的“海洋保护区”,我跳下水去一看,原来就是一片大约20米见方的海域,下面有一群珊瑚礁保存得还算不错,周围可以看到几条鱼在游动。我在水里只待了一会儿就觉得身上一阵刺痛,像是有人不断地拿针扎我。我抬起头冲着阳光一看,发现这片海水中漂浮着一群密密麻麻的小水母,应该就是它们造的孽。

这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水母呢?稍微一想我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众所周知,很多种类的鱼是靠水母为食的,如果整片海域里的鱼都被捕光了的话,那么水母自然也就泛滥成灾了。当地人费尽心机想靠一小块珊瑚礁招徕游客,但他们不明白的是,游客的体验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而海洋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必须从整体上加以保护,不可能只保护一小块还希望它能完美。

我来这里还有一个次要目的,那就是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章鱼树(Octopus Tree)。我在一部关于马达加斯加的纪录片里看到过这种树,树高近10米,但却没有主干,而是由十几根又长又柔软的树枝组成,上面长满了尖刺,风吹过的时候就像一群章鱼在沙漠里摇动触角,场面十分诡异。

兰图告诉我,这地方原来到处都是章鱼树,但现在大都被砍光了,只有一个私人经营的保护区里还剩下一小片。我专程去看了看,发现那就是一个专门为游客准备的野生植物园,面积很小,里面只有几棵章鱼树,完全连不成片,因此也就没能再现纪录片里那种震撼的视觉效果。

更糟的是,那部纪录片的主角其实是一种专门在章鱼树上生活的狐猴,它们进化出了特殊技能,可以在满是尖刺的树枝上跳来跳去。可惜这座植物园太小了,连一只狐猴都看不到。所幸我看到了一只小无尾猬(Lesser Hedgehog Tenrec)和一只马达加斯加发声蟑螂(Madagascar Hissing Cockroach),前者蜷缩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团带刺的小球,好玩极了,后者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蟑螂,从头到尾约有8厘米长,视觉效果太吓人了。不过当地人竟然直接用手抓它,并挤压它的头部,刺激它发出响亮的叫声,显然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

我还看到了两种世界闻名的马达加斯加龟,体积较大的叫作射纹龟(Radiated Tortoise),龟背图案很像一颗颗发光的星星,体积较小的叫作蛛网龟(Spider Tortoise),龟背图案很像一张蜘蛛网。因为它们都非常漂亮,所以成了走私犯们的最爱。这家植物园里专门开辟了一块地方饲养这两种龟,据说养大后会放归山林。不过这周围早已没有原始森林了,我很怀疑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招徕游客,甚至暗中寻找买家。

我此行的最后一站是马达加斯加最著名的景点——石林(Tsingy de Bemaraha),这是马达加斯加唯一被列入UNESCO世界地質遗产的景观,排在该国旅游业“四大支柱”的第三位。排名第四位的则是著名的猴面包树大道,恰好位于通往石林的必经之路上,可谓一箭双雕。

这两个地方位于马达加斯加的西海岸,和图里亚尔的直线距离只有400多公里。但是连接两地之间的沿海公路都是土路,虽然雨季刚刚结束,但仍然难以通行,所以我们必须先开回安齐拉贝,再转向西方。这条路线虽然要多走一倍的路,但因为沿途都是柏油马路,反而要比抄近道快得多。

最终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开了1000公里,于第二天傍晚时分抵达马达加斯加西部重镇穆龙达瓦(Morondava)。柏油路到这里就终止了,剩下的200公里路全是土路,兰图决定放弃我们的日产探路者,另租了一辆越野性能更强的改装版日产途乐,车主人拆掉了原装的4缸发动机,换上一台6缸3.5升柴油发动机,又换了4个全新的大尺寸越野轮胎。为了租这辆车我们得多花200欧元,我当时对这个决定是有疑问的,因为石林和猴面包树大道是公认的马达加斯加最有名的两个景点,我不相信当地政府会因为道路的原因放弃这两棵摇钱树。如果连日产探路者都走不了,这路况得有多糟糕啊?!

不过,我还是决定听兰图的,换车上路。前100公里虽然都是土路,路上也有好几个大水坑,但对于途乐这种世界顶级越野车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几乎没怎么减速就开过去了。这段路要经过传说中的猴面包树大道,但我们只停了一小会儿,因为兰图告诉我,回来的时候还要经过这里,而且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这里的黄昏才是最美的,到时一定让我拍个够。

猴面包树是马达加斯加的象征,全世界一共有8种猴面包树,这个岛上就有7种,而且其中的6种都是岛上独有的,其他地方想看也看不到。所谓“猴面包树大道”其实就是一段大树比较集中的土路,这些树的树龄大都在500年以上,树干又粗又高,笔直向天,树枝却很短小,看上去有种奇异的美。

大部分游客只到这里拍张照就返回了,我们则继续前行,很快就看到了这个地区真实的模样。因为雨季降水还算充足,所以这块地方几乎全都被开发成了农田,种上了玉米和花生。农田里经常可以见到猴面包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田里,树干上还有被烟熏过的痕迹。后来我又亲眼见到了刀耕火种的场面,终于意识到这里原本都是森林,农民们一把火把小树都烧掉了,猴面包树的树干特别粗,烧不光也砍不断,这才保留了下来。

换句话说,如今被马达加斯加人引以为豪的“国树”很可能是侥幸活下来的。

开了100多公里之后,我们到达了奇林地国家公园(Kirindy National Park),决定在这里住一晚。这个公园和赞比西国家公园一样,都是被欧洲殖民者保护下来的,如今却成了马达加斯加西部地区的最后一块自然保护区,是研究温带落叶林生态系统的唯一地方。

我在这片林子里见到了真正的猴面包树,它们生长在森林之中,周围都是相对低矮的阔叶林,它们的高度让它们得以突出重围,享受太阳光的温暖,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的树叶全部集中在顶端的缘故。如果离开了它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就没法理解猴面包树为什么要长成这副滑稽的模样了。

只有在大片的原始森林里才能找到野生动物,奇林地保护区自然也不例外。我在这里见到了野生的马岛獴,确实灵活异常,难怪就连善于跳跃的狐猴也不是它的对手。我还见到了叉斑鼠狐猴(Fork Marked Lemur)、红脸棕狐猴(Red-fronted Brown Lemur)和伯特夫人鼠狐猴(Madame Berthe’s Mouse Lemur),其中后者是全世界体重最轻的灵长类动物,成年个体的体长不到10厘米,重量不到30克。这是一种夜行动物,我是在导游的手电筒光照射下才看到它的,一对大眼睛可爱极了。

这几种狐猴都只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的西部落叶林之中,如果没有这个奇林地保护区的话,它们就将失去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家园。

当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个从前方返回的车队,他们竟然是被泥泞的道路逼回来的,没有去成石林。望着车队里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和日产途乐,我终于产生了一丝不安,意识到前方的道路很可能烂得超出我的想象。

第二天一早我们按时出发,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障碍——一条宽广的大河。河上没有桥,只能坐摆渡船。艄公们用几根履带搭成一座临时的铁桥,引导吉普车开上摆渡船。因为船很小,车子开上去后就动不了了,所以只能更换履带的位置,可因为铁制的履带非常沉重,每换一次位置都要费很大的劲,所以整个摆渡过程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

到了对岸我才发现,其实当地政府修过一个码头,这样一来就不用搭履带了,能省不少时间,可当地艄公不干了,因为这么做就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于是这个便民措施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很快就被废弃了。

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很多时候并不能提高效率,这件事就是一个好例子。

过了这条河,就算进入了西部腹地,我也终于见识到了马达加斯加农村的真实模样。这里交通不便,人们靠种田为生,很多儿童面黄肌瘦,明显营养不良。我见到不少人直接喝河里的水,那条河看上去浑浊不堪,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垃圾,我光想想都觉得恶心。

又开了一段土路,前方出现了一群人。“不好!我们要倒霉了!”兰图惊叫了一声。果然,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水坑,一辆吉普车陷在水中央,车主正在跟这群人交涉,似乎在谈价钱。

“这个坑其实就是当地人挖的,为的是挣推车费。”兰图对我说,“他们推一辆车要价6万马达加斯加币(约合100元人民币),这就是当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价钱谈妥之后,这群年轻人便开始推车,他们倒也挺讲信用,推得很卖力,浑身上下都被车后轮溅起的泥水弄脏了。可是因为车子陷得太深,费了半天劲还是没推出来。我们的司机终于看不下去了,他一踩油门,从旁边开了过去。那个坑确实很深,水不断地从车门缝渗进来,我们的车子也差点陷在泥里出不来。但我们的司机显然很有经验,他不断地左右转动方向盘,同时狠踩油门,我们的车吼叫着硬是从坑里爬了出来。然后司机跳下车,从后备厢里拿出一卷绳子,把对方那辆车从坑里拉了上来。

类似的情节此后又发生了好几次,被救出来的和被耽误的吉普车自发地组成了一个车队,相互有个照应。其中一辆吉普车里的乘客告诉我,他的车在一个水坑里被困了一晚上,他们本来想去附近村子借宿,结果当地村民试图抢劫他,吓得他躲进车里,在后座上睡了一夜。

最后这不到50公里的土路我们开了一整天的时间,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了距离石林公园最近的一个小镇。从这里到石林公园入口还有15公里,但据说连我们那辆改装吉普车也走不了,必须改乘摩托车。第二天兰图找来一位当地导游,我坐在他摩托车的后座上向石林进发。路上果然又遇到一个大水坑,我们只能从旁边的树林里钻过去。幸亏我穿着长裤和登山鞋,否则双腿双脚肯定会被沿途的荆棘剐得伤痕累累。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我们是那天唯一的游客。我去过很多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景点,但像那天那样一个人包场的情况还真是头一次遇上。

这个石林属于喀斯特地貌的一种,远古时期留下的珊瑚礁和贝壳在压力的作用下化为石灰岩,又因为地壳运动而被抬出水面,再经过热带酸雨多年的腐蚀,形成了一座陡峭的石山。山体内部沟壑纵横,到处是直上直下的峭壁,以及如刀片般锋利的山脊。虽然看上去很危险,但普通游客只要身体状况良好的话都是可以爬的,对于登山爱好者来说很有吸引力。

导游随身携带了两套爬山专用的保险索,我俩一人套上一条,然后沿着笔直的峭壁向山顶爬去。整个过程艰苦而又刺激,但因为防护措施做得好,倒也并不太危险。只是爬山过程中需要钻过好几个山缝,最窄处宽度还不到半米,我差点没钻过去。我们还要经过好几个地缝,有一处地缝甚至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去。另外,途中还要走过一条摇摇晃晃的铁索桥,桥下是上百米的深谷,恐高症患者恐怕够呛。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还不是爬山,而是缺水。我低估了热带阳光的毒辣程度,出发前只带了2升水,结果爬到一半水就喝光了。山上没有任何遮挡,我被晒得嗓子冒煙,但方圆15公里以内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买水的地方,我只能忍着。

回程的两个小时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我又累又渴,颠簸的摩托车把我的腰和屁股都震得生疼,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终于回到旅馆后,我一口气喝光了一大瓶冰啤酒,然后找了个树荫躺下,一边慢慢地喝第二瓶冰啤酒,一边打开蓝牙音箱,放了首鲍勃·迪伦的歌,他苍老的嗓音充满了整个院落,我的灵魂也随之升起,慢慢地飘向天际。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感觉。事实上,所有艰苦的旅行,回忆起来都是幸福满满,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

尾声

为了要赶在夕阳西下前回到猴面包树大道上拍照,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开车返回。一路上又从水坑里拉上来好几辆车,过程大同小异。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会如此对待本国最有名的旅游景点,但马达加斯加不是一般的国家,它有自己的逻辑。

过河的时候遇到一个小插曲。我们的船到达对岸时,发现对面车道上堆了几十袋准备装船的大米。艄公喊了半天,终于来了一男一女,开始挪米袋,好给我们腾出道路。整个过程花了半个小时,艄公们就站在船上看着,没人下去帮忙。

等到米袋终于挪完了,艄公们这才开始准备搭铁桥。由于履带放在了船的另一侧,光是将它们挪到靠岸那一侧就花费了20分钟的时间。最终这座临时铁桥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搭建完成,我们也因此而刚好错过了夕阳。

如果河对岸那对男女在装卸米袋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占用别人的车道,或者船上的艄公计划得好一点,在对方搬动米袋时就开始动手搭建铁桥,那么我们就会在太阳落山前半个小时到达猴面包树大道,我就有机会拍下夕阳下的美景。但是,因为当地人的懒惰,我错过了很可能是这辈子唯一的机会。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兰图,他苦笑了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工作,他们没有现代人的逻辑,他们的脑子还停留在原始社会。”

虽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还是决定下车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兰图指着一棵树对我说:“你看这棵猴面包树,多么像一棵倒过来插在土里的树啊!我经常想,马达加斯加在很多方面都和这个世界完全相反,我们就像这猴面包树一样,是一个上下颠倒的国家(Upside Down Country)。”

他说这话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那一棵棵上下颠倒的猴面包树无声地站在黑暗里,阴森可怖。

(参考资料:《Lemurs-Ecology and Adaptation》,编辑Lisa Gould & Michelle Sauther;《Evolution of Island Mammals: Adaptation and Extinction of Placental Mammals on Islands》,作者Van der Geer, et al.;《Humankind: How Biology and Geography Shape Human Diversity》,作者Alexander H. Har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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