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

路明

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

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青石板路上招摇而过,一不留神踩一脚泥——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八十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幺儿从来是最受宠爱的吧。爷爷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宠成了废材。他对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小畜生”头疼不已,可除了打,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我爷爷的打算是,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等他退休了,让小叔顶替他进国二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老党员,凭一双手做到工人阶级的塔尖。据说要不是脾气臭、酒后爱打人,他早当厂长了。新任厂长是他徒弟,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

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我才不去国二厂……我要做生意。”

我爷爷放下筷子,问:“做什么生意?”

“跟阿福、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电子表,不要太好卖!”小叔眉飞色舞地说,“他们去过好几趟了,说一次能挣几百块。”

“你哪来的本钱?”

“本钱嘛,你借我一点?”

“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咣当”一声,饭碗落地,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

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

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响当当的大厂,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逢年过节,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整条整条的大青鱼放在仓库里,等职工搬回家。在我爷爷看来,那些做生意、跑单帮的,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国家早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我爷爷坚信,个体户再有钱,不过是一时风光,国营大厂才是千秋万代的。

第二天小叔没回家。我奶奶翻床头柜,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

小叔是跟阿福、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还没出广州火车站,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他大概觉得回家太丢脸,硬着头皮留下来,在工地打黑工。

小叔年轻气盛,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最后一次,他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工友背着他去医院,发现他口袋里连挂号的钱都没有。

肇事者跑了。工友们凑了点钱给他治病。等能下地走路了,小叔偷偷溜出医院,扒上回程的火车,一路逃票回到小镇。

他躲在阿福家里,白天睡觉,晚上偷偷摸到爷爷家门口,徘徊良久,不敢推门。

彼时腊月,天寒地冻。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家里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变,摔下饭碗冲了出去,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

我几乎认不出他。眼前的这个人,套一件油腻腻的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蓬头垢面,分明是一个乞丐。

过完正月十五,爷爷提着木棍,把小叔赶进屋子。爷爷锁上房门,吩咐:“没我的话,谁都不许进来。”

屋子里传出小叔的号哭声:“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奶奶坐在院子里,一句话不说。

我“咚咚咚”地敲门,门不开。我又跑去拉奶奶,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

奶奶坐着,纹丝不动。突然间,她喊道:“打得好!”

回头一看,她满脸的泪水。

打你个年少轻狂,打你个游手好闲,打你个不辞而别,打你个没心没肺。

我爷爷拎着一瓶泸州大曲、一条红壳子(牡丹)去了厂长家,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用爷爷的话说,“老子一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过”。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每天穿一身黄灰色电工制服,骑着自行车,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换灯泡,给师傅递烟泡茶,帮师傅扶梯子,听师傅吹牛皮。在此期间,他跟同厂一个叫淑珍的女工谈起了恋爱,去县里看过三四场电影。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更离谱的,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幫,成了一名厉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爷爷奶奶都匆忙赶去,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最远一次去了哈密,只因为电视新闻里一个人的侧影像小叔。淑珍来过爷爷家几次,哭着来,哭着走。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钱,在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还是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

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奶奶一个人在家,桌上摆了一只鲜奶蛋糕。那时候的小镇上,蛋糕还是一个稀罕事物。

我欢呼一声,扑了过去。我大快朵颐,抹着嘴巴问奶奶:“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

奶奶笑了:“今天是你小叔生日,便宜了你个小鬼。”

十年过去了。

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只上半天班;老街上,显赫一时的供销社被拆了,原址建起一座“温州皮鞋城”。我常看见淑珍骑着助动车,驶过尘土飞扬的街头,送她儿子上小学。

关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传言。有人说他在煤矿出了事,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了井下;有人说他死于黑帮械斗,尸体被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么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差点儿送了命。那天我在纺织厂上着班,突然一阵心口疼。母子连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觉得到。”

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不是骂他没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骂他没良心,赚了钱忘了爹娘。骂完瘫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渐渐地我才明白,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情愿他是个孬种,情愿他忘恩负义,也不愿相信更残酷的结局——小叔已经不在人世。

有一天爷爷把我叫到跟前,很严肃地问我:“偷渡的人是不是很难回来?”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国外管得严。”我不敢看爷爷的眼睛,我怕毁了他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

渐渐地,大家开始回避小叔的名字。在一次大装修后,小叔的房间成了厨房,鍋碗瓢盆替代了昔日的吉他。床被拆了,墙上的歌星海报被撕下,旧衣服被塞在樟木箱里,搁在大衣柜顶上,书和磁带大多被我带回家。

往年的年夜饭,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从这一年开始,这副碗筷被撤下了。

爷爷老了。他不再大声说话,不再发脾气,不再昂首挺胸地巡视他的菜园子。他把躺椅放在那张世界地图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人死的时候,最先丧失视觉,然后是味觉和触觉,最后是听觉。爷爷去世前,用力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瞳孔慢慢地散开。我知道,他已经看不见了。我多想在他耳边说,小叔回来了。

用一个弥天大谎,换他最后的安心。可是我没有。

奶奶的手颤抖着,合上了爷爷的眼睛。奶奶从此绝口不提小叔。一场葬礼,宣告了两个男人的死亡。

两个姑妈不放心奶奶一个人,都想接她过去住。奶奶不肯,说她一个人过挺好的,别的地方住不惯。她甚至不愿去子女家过年,宁可一个人守着老屋。

奶奶的生活很规律,这多少让子女放心。她每天五点起床,在院子里做一套自己发明的健身操,早饭是咸菜热粥,吃完出门散步,去附近的公园坐一坐。钟点工阿姨过来做午饭,没吃完的晚上热一热再吃。下午打个盹儿,看看电视,偶尔有老相识过来聊些闲话。晚饭后早早锁了院门,躺在被窝里听收音机。

墙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簇拥着奶奶,祖孙四代,前后三排,站得密不透风,不觉得少了一个人。奶奶眯着眼睛,笑得很开心。

前年除夕,我和爸妈回老家陪奶奶守岁。奶奶在爷爷的照片前点上三炷香,放上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鳜鱼。暮色昏黄,屋外的鞭炮开始此起彼伏。

夜里,我睡在老屋里,点着火盆,压着厚厚的棉被,沉重而安心。

半夜,不知为什么醒了。我走出房间,看见院子的大门开着,零星的烟火,照着一个苍老的背影。

是奶奶。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个人。

伫立良久,奶奶轻轻地合上大门,没有插门闩。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拖着那条患痛风的左腿,走回房间。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熟悉那些温情小说的路数。我应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拉开大门,在门外弄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或者在门闩上放一个红包。第二天早上,奶奶会以为小叔回来过。

可是我没有。

(丁 强摘自《文汇报》2018年7月28日,本刊节选,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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