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点亮的村庄

刘云芳

1

整个秋天,父亲都开着三轮车在田地和各家的院落间往返,好像村庄最鲜活的血液。

他一进村庄,留守的老人们便向一个地方聚集,他们一起给父亲倒在某个院落里的棒子剥皮,再编成一条长龙。父亲攀上颤悠悠的简易木梯,从人们手里接过这条“长龙”,把它围在一根倚着房子的长木杆上,好让风和阳光把玉米体内的湿气完全抽干。父亲终于搭好,回过头来,看着大家的目光,他一定想起三十年前,不知道这样攀爬了多少回梯子,才让一个叫作“电线”的长蛇攀上各家的房顶,垂钓着葫芦样子的灯泡。等他把电闸推上去,整个村庄被点亮,那一瞬间,人们都沸腾了。

现在,父亲已经不是电工了。几年前,电业系统调整,他这个三十年的“临时工”终于下岗了。得到这一消息的母亲很欣喜,一是五十岁的父亲再也不用爬电线杆,她再也不用跟着悬心了;二是我们家再也不用给别人搭电费了。

尽管塬上的村庄已经通了电话、修了马路,可私人煤矿一禁止,人们就像大迁移一样,先是三三两两,后来所有的劳力都转向城市。有的人家整户都走了,连学校也变成了一座空房子,留下一窝春来秋走的燕子,和一个比人头还要大一些的蜂窝。

2

父亲本来不想离开村庄。可眼看着村里娶媳妇的彩礼一涨再涨,为这件事,母亲已经愁白了头。张家娶媳妇,光彩礼花了八万;李家娶媳妇,彩礼送了十五万;王家本来送了十五万,可女方偏要十八万,结果婚事黄了。父亲想,他必须得给儿子攒点钱,帮他娶到媳妇。别人家有长女的都不愁,女儿出嫁时多要些彩礼,给儿子结婚打基础。我的父母跟他们不一样,不仅尊重唯一的女儿嫁到千里之外的选择,连女儿裸婚也接受了。

那一年,父亲早早把棒子收进粮仓,又把麦子种进土里,背上扛一个圆滚滚的编织袋,里边装着卷得紧紧实实的被褥、枕头。父亲从人群里挤过去,他总是不安地用手摸一摸腹部,在车厢里觉也睡不安稳——母亲在他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小口袋,他生怕别人看透这个机关。虽然只有六百块钱,但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父亲此行要去北京,在那里打工的表叔来电话说,有个地方要招两个保安,管吃管住,还给发衣服。邻村的李叔很有兴趣,一撺掇,父亲就和他一起加入了北漂的队伍。

3

他们按照纸上的地址多次打听,又多次转车,终于找到在医院当护工的表叔。表叔看到他们俩,眼睛都瞪大了,招保安不假,但是他们的年纪太大,明显不合适。

可既然来了,就不能轻易回去。父亲口袋里揣着电工证和高中毕业证,而他那双粗糙的手,足以证明他半生里出过的力气,不惧怕任何苦活累活。

表叔托人给他们找起了工作。零钱已经花完了,父亲把内裤上的那个口袋拆开,他原本想着来了以后就能上班,管吃管住,这些钱一时半会儿是用不上的。可每次吃饭,李叔都没有掏钱的意思,父亲只好都结了。后来他才知道,李叔的钱早已花光了。

表叔终于带来消息,说面包厂需要门卫。他们赶紧去面试,对方让父亲上班,李叔没能被录取。义气的父亲看到李叔一脸落寞的神情,当时就拒绝了:“他一个人都不敢上街,我上班了,他怎么办?”

表叔因此给中间人说了很多好话,甚至生父亲的气,不愿再管他的事了。

必须得找工作,父亲鼓起勇气跟陌生人交流,浓重的乡音显然成为阻碍。他和李叔只好跟着收音机学起普通话。

眼瞅着口袋里的钱只出不进,父亲感觉花钱比掉块肉还难受。他分出二百块钱来,塞进内裤的口袋里,留着实在待不下去的时候回家用。他捍卫这二百块钱,好像在捍卫一条回家的路。

4

这期间,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城市距离北京很近,我希望他来看我,或者我去看他。我问他是否需要钱,他停了一下,声音马上高亢起来,说:“不用!”他说他很快就能上班了。我想象着父亲决定打电话时的犹豫,和拿起电话后捍卫尊严的那种神情。是的,父亲一直是强者,在村庄里,通过他,人们第一次认识了“电”这种东西,他当时多么受人尊重。电工的收入微薄,他一有时间就去煤窑上班,想尽办法让孩子和妻子能够穿得体面,好像一切事情他都能自己扛着。

去工地是他们最后的选择。包工头一听他们没经验,年龄还偏大,直接拒绝了。但在这里,父亲认识了一位热情的山东工友,他带着他们去工地的食堂蹭饭。那大约是父亲在北京吃得最饱的一顿饭。好几年过去了,他还在称赞那儿的包子好吃,他的言语里依旧充满感激。我想他怀念的不仅是那包子的味道,还有身在异乡时陌生人给予的温暖。

5

父亲总摸他那两百块钱,像念咒语一样,想着千万不能花掉。可有一次,他們被一个年轻人拦住,那人说丢了钱包,希望父亲能“借”他二十块钱。父亲犹豫了片刻,还是找出二十块钱递给了他。“你爸没社会经验,要饭要钱的大部分都是骗子,可你爸偏就相信!”这是表叔后来告诉我的。父亲自己却没觉得受骗,他站在北京的街道上跟表叔争执起来,他说:“我的孩子也在外边打工,我帮他是给我的孩子积德!”

为了补上这二十块钱,父亲白天找工作,晚上捡破烂。他把瓶瓶罐罐捡回表叔本来就很小的屋子,表叔自然不高兴。他虽然嘴上答应表叔再也不去捡。可是等表叔他们睡了以后,他还是拿着手电筒出去了。即使捡破烂,竞争也很激烈,父亲总能遇到同样捡破烂的人,他们中间还有一些衣着体面的年轻人。

后来,父亲和李叔搬出表叔的出租屋,在工地认识的山东朋友让他们临时住在了工棚,这里天南地北热情的声音让父亲的北京之行感到快乐。那几天,父亲和李叔在不同的工地上辗转,终于有包工头接受了他们。可父亲很快就听到工友们的怨言,他们好久没发过工资了。可他们不想就这么回去,来北京一趟,除了花钱什么也没干。他们决定,骑驴找马,为了吃住,一边干活,一边再找更合适的工作。

6

没过几天,父亲就在工地门口看到了焦急的表叔。当时,母亲躺在医院里,脑出血,昏迷不醒。父亲必须离开,他从在北京的漂泊和挣扎中,一下子解脱了,心里却涌上更痛苦的滋味。父亲内裤口袋里的二百块钱终于派上用场。

在离开之前,父亲去了先前那个工地,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山东工友,只把褥子和枕头带走。他对母亲说:“他的被子太薄,怎么过冬呢?”

那一天,父亲背着编织袋走进故乡小城的病房时,我从他胡楂儿浓密的脸上感到一丝陌生。母亲依旧昏迷,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拉着她的手,这是我二次看到父亲流眼泪。第一次是在我的婚礼上。

为了照顾母亲,父亲必须回到村子里,每天做饭、喂牛,去田地里巡视,一个人承担家庭的所有重担。他已经不是电工了,有时候,忽然就有一辆三轮车或者摩托车停在家门口,某人高声喊着请父亲去看看电路有什么毛病。父亲就像许多年前一样,背起电工包,拿着他的工具,匆匆跟人上了车。母亲拖着半个身子追出去,然后跟我抱怨:“也不给钱,你说他忙活个啥?”

从父亲拿着电工包走路的节奏中,我感受到了父亲的心境,这种节奏是一种被需要的节奏,是一种数十年形成习惯的节奏。对父亲来说,这些村庄的灯大约像孩子的一双双眼睛,他不允许它们看不到光明。

7

父亲也跟人讲起他的北京之行。他说,北京是个大城市,只要不懒惰,就能好好活着,就算捡破烂也是一个好活计。他的心依旧被那些舍予的饭菜温暖着,也被半夜里一起捡破烂的年轻人的坚韧鼓舞着。父亲说,他们遇到难事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扛着,不愿意向家里伸手,都是好样的!

父亲渐渐成了村子里最年轻的劳力。夜晚,村庄里亮的灯越来越少了。他似乎不只管他们屋子里的电,谁家的玉米收了,叫父亲开着三轮车去拉;谁家的炉子坏了,也叫父亲去修。来的都是些老人,父亲不忍心拒绝,敲打着自己酸痛的腰背,就跟着去了。我回家的那些天,发现一到节日,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客服热线。不同城市的电话先后打来,有嘱咐老人吃药的,也有问候家人的,还有告知别的事情的……父亲在本子上一一记下。那个本子上的另一些页面,字迹歪歪扭扭,是半个身子瘫痪的母亲用左手一笔一画记下的。母亲说,那个时间,父亲正好不在家。

经历过北京的打工生活,父亲好像一个窥破秘密的人,他再也不把这些归来人身上的光鲜当成一种高度。他体会到他们的艰辛,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做一些小事,为他们家里的老人买药,帮他们把粮食种进地里,把地里的庄稼收回院子。为这事,母亲没少跟他吵嚷,就连我也不止一次说他,为什么不顾自己有滑膜炎的腿。

父亲每一次都答应我们不再去了,可是当村里的老人把新扯下来的玉米皮倒进我们家的牛槽,将一把自己种的蔬菜放在我们家的篮子里,在旁边静静等父亲的回答时,我们都说不出话了,只好看父亲又一次发动三轮车,载着老人摇摇晃晃地行驶在秋收的路上。

8

就在去年冬天,一场大雪把山里的公路给阻断了。大年三十,父亲把村子里的手电凑齐了,装进那个已经缝过好几次的电工包里,他拿着它们去迎接一群终于回家的人。清冷的夜里,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看着父亲踩着积雪一步一個脚印地往前走,出现在盘山道上。父亲说,那一刻,他听到了人们的欢呼,他们仿佛看到了最亲的人。

春节过后,人们同父亲一起,把村里的所有道路修通,然后就各自上路。父亲去送他们回来,手里抓着好几把钥匙。村里好几户人把自己的家托付给父亲,希望他在夏天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漏雨,时不时给他们的屋子透透风。

我总想象着,某一个冬天,我们村所在的那个塬沉入雪里。父亲轻轻用一把钥匙将铁锁唤醒,推开不同的门,把每一户的灯光点亮,然后拿着手电筒,去往迎接归乡人的路上。我知道,他不仅得到了一把把象征信任的钥匙,还开启了一颗颗漂泊在他乡的心。

(田晓丽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8年第7期,李小光图)

赞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