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生存的保加利亚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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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Vista看天下 14年第26期

      在007系列电影的第二部《来自俄罗斯的爱》里,邦德刚下飞机,就被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人员盯梢了,英国军情六处伊斯坦布尔分部的雇员透过后视镜看了看车牌,戏谑地说,有时候是苏联使馆的车,有时候是保加利亚使馆的车,反正都一样。

      “反正都一样”一点儿没错,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倒向了苏联一方,从未发生过反对“老大哥”的激烈暴动。这是因为,保加利亚自建国之初,就欠了俄国人一个大大的人情——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曾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统治了500多年。直到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保加利亚才摆脱异教徒统治,成为独立国家。

      处在异族统治、或是强权干涉之下的漫长岁月里,保加利亚人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保加利亚式”性格。

      一面是超常的忍耐力,在国家被灭,信仰遭到打压的情况下,能够忍辱负重地生存下去。另一面,则是过度的谨慎与世故。这里面,既有农民阶级和小市民阶级的狡黠与圆滑,又有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警惕。

      保加利亚人会抱怨上涨的物价、恶化的就业率、政府的腐败,但当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上街游行抗议,或是去选举站投票来改变这现状时,保加利亚人似乎又转换到一副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态度。

      清晨的索菲亚街头,时常能够看到有人翻拣垃圾箱,寻找些可回收的纸板、酒瓶,卖了补贴家用,有时甚至能看见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和老人,他们年轻时,也曾经有过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退休后,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140美元,连日常花费都无法维持,只好出来拾荒。

      朋友Nadia曾经告诉我,保加利亚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其实并不高,哪怕是已经颇有学术成就的教授,每个月的工资,也仅约400美元,更别提普通家庭了。

      根据统计数据,保加利亚的人均GDP有7600美元,这不由令人发问——钱都到哪儿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保加利亚人,给出的答案都是政府的腐败,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前途,都或多或少地带着点儿悲观的情绪。这也是当前仍有许多上一辈的保加利亚人怀念社会主义国家时期的原因之一。

      而现在,贫富差距急遽拉大,民主制度和极权制度的效率孰高孰低之争,在东欧剧变25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犹如一个幽灵,在东欧诸国的天空上萦绕不去。

      走在首都索菲亚的街头,我发现,这里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外墙呈水泥灰色、或者粉刷上了沉闷黄色的公寓,曾经流行一时、现在已经过气的棕色玻璃幕墙,方方正正、宏伟气派的斯大林主义建筑风格“蛋糕大厦”,社会主义气氛浓郁的巨大雕像和纪念碑,看上去只建筑了一半就停工了的、仅有钢筋水泥框架的高楼遗骸,唯有从一片平顶后面冒出来的、东正教特色的、拜占庭式圆形尖顶,揭示着这里是东欧。

      马路上,老款“嘎斯”小轿车和最新款路虎“揽胜”交杂穿梭而过;“当当当”的声音提醒你,马上就要有上了年纪的、拖着辫子的有轨电车来到;公共汽车使用的仍是老式的铰接双车厢,拥有面包一样圆嘟嘟的车头;十字路口尚留存有悬空的、只在老电影里见过的那种交通岗亭;路旁人行道上的行人,衣着朴素,脸色少见笑容;背后的墙壁上是褪了色的广告招牌,和崭新的街头涂鸦。

      Nadia载着我行驶在索菲亚的老城。对于开车而言,这里的路况其实并不好,路面上经常会有坑洼,市区的大多数马路也不宽,到处是减速带,经过的时候,“咯噔”一下。Nadia愉快地告诉我,保加利亚人把这叫做“躺着的警察”,如此,从上面碾过的时候,就带有了一种恶作剧式的快意。

      沿着沙皇大道一直往西北走,尽头就是雄伟的“拉格”大厦。这幢建筑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过去一直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总部。如今的“拉格”屋顶上高耸入云、闪闪发亮的红星早就不复存在,这个城市里,其它共产主义时代的遗迹,也已经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列宁大道”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大道”,出城口的列宁像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尊“索菲亚女神像”;国家美术馆对面广场上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这位前“保共”总书记的陵墓已经在争议声中被炸毁。

      只有索菲亚大学对面广场上的苏联红军纪念碑保留了下来,却屡遭年轻人的涂鸦恶搞。

      这些变化,无疑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下一个时代里的保加利亚领导层,是否就一定能够做得比它的前任更好呢?

      保加利亚人仍然在寻找答案。

      王喆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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