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帚之约,生死相匹

●潘彩霞

相看俨然

25岁之前,王世襄不知人间疾苦。他的父亲是民国外交家,母亲是著名画家。他自幼贪玩,是远近闻名的“少年玩家”,考入燕京大学后仍是玩心不改。1939年春天,他的母亲突然去世,他幡然悔悟,洗心革面潜心苦读。为了纪念母亲,他把《中国画论研究》作为论文选题。

一天,一个娴静的女孩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他——她是燕京大学教育系的学生袁荃猷,毕业论文是编写一本中小学国画教材,因导师中无人对美术有研究,系主任便请正在研究中国画的王世襄来指导。

初见,他不禁眼前一亮,她端庄秀丽、落落大方。相处下来,更发现她擅书法,精琴艺,爱艺术。相同的家学素养,对传统文化一致的热爱,王世襄动心了。袁荃猷也被这位师兄吸引,他诙谐风趣、学识渊博。幽静的燕园、美丽的未名湖畔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

王世襄毕业后,于1943年经梁思成介绍进入营造学社。分隔两地,他们靠鸿雁传书互寄相思,校园中的倾心逐渐转变为共担人生风雨的坚固感情。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王世襄回到北京,带着亲手做的火绘葫芦片小盒,迫不及待去见她。盒子里,静静躺着的,是两颗相思红豆。1945年底,他们走进婚姻殿堂。

敝帚之约

蜜月没过完,他就被派往日本追查战时流落的文物。一年时间,几千件文物被追回。清损结束后,王世襄进入故宫工作。

1948年,王世襄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机会难得,可孩子尚小,袁荃猷产后又得了肺结核。看出他的犹豫,她安慰他,让他尽管放心去。 他在美国、加拿大的博物馆流连忘返,她在北京芳嘉园对月弹琴。相隔万里,虽不免离愁别绪,但更多的,却是相知相惜互慰互勉。

1949年8月,王世襄谢绝了美国博物馆抛出的橄榄枝,怀着爱国之心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将北美考察笔记整理成《游美读画记》,闲时就骑着单车走街串巷,走上文物收藏之路。凡是他爱的,袁荃猷一概支持。

后来,他被扣上“贪污”的帽子,被故宫开除,她鼓励他要坚强。有她温暖相伴,他“化泪为苦学”,在动荡的环境下坚持研究并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她则被分去天津静海。几天后,她收到他寄来的一把小小的扫帚,她明白,“敝帚者,自珍也”,那是他们的约定。

熬过黑暗的日子时,他已年逾花甲两鬓初霜。蹉跎的岁月要补回来,他一边往家里买“破桌子烂板凳”,一边撰写著作。他的收藏需要钱,袁荃猷把生活一俭再俭;他的藏品堆在家里,日常用品都无处安放,她却没有一句怨言。

生死相匹

写《明式家具研究》时,他想不出该怎样概括明式家具的八处硬伤,她提议用“八病”。书中需要把器物改成线图,找不到合适的绘图师,不懂家具的她自告奋勇。千幅精密、细致的线图终于完成了,一部宏著,二人合力,历时七八年。著作出版后,惊动了世界各国博物馆,被称为“巧夺天工的家具圣经”。

王世襄为传统民俗著书立说,她帮他配图、校对、誊清、寻找注解。《说葫芦》里的葫芦图,《北京鸽哨》里种类各异的鸽哨图,无一不出自她的笔下。当他因忙于校对,左眼突然失明时,她几乎接过了他全部的工作。20多年,近40部著作,没有她,就没有他瑰丽壮观的学术传奇。

王世襄80岁生日时,擅长刻纸的她精心为他制作了一幅《大树图》,大树上果实累累,既有髹饰、家具、竹刻这样的大学问,也有葫芦、鸽哨、秋虫这样的小民俗。他的平生所好和成就,都被她传神地表现出来。知他者,唯她也。

出版社希望为袁荃猷编一本刻纸集。在王世襄鼓励下,高龄的她重拾爱好,小院花草、旧日情景在游刃间一一浮现。一本《游刃集》,同样也是他们的人生记录。正如她在前言中所写:“一花一草总关情,几多欢乐,几多辛酸,尽在其中。”书出版时,他亲自题诗作序,牵手近60载,浓情从未减。

2003年,她因病辞世。再没人为他抚琴,也没人陪他欣赏把玩文物,他把收藏的文物悉数拍卖,只留下那只一同买菜、捡落叶的双梁筐。回想以前“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他期待将来“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

2009年11月,王世襄去世。经历了大半生坎坷,然而他说:“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因为有荃荃相伴。”

(大浪淘沙摘自《莫愁·智慧女性》

201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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