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人永远无法用当下的东西满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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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永远无法用当下的东西满足自己。我看看自己内心,太知道了。很多人渴望的东西一旦拥有,便一钱不值,眼睛继续看在前面。”因此,人更需要向上与超拔的力量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上海 /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从摘得数个文学奖的《好人宋没用》,到2019年春即将出版的《浮生二十一章》,作家任晓雯“闯将”而出,形成独属于自己的文风:密实错落,带有古意而不刻奇。在她,运用材料、捶打语言已非难事,但她认为那些都不是小说里的终极恒定之物,而是追随一个更高层面而流转渐变——一个高于工匠精神、拥有超验气质的层面。

    “哪怕一句话松了气,读者定能读出来”

    语言,是识别写作者任晓雯的第一道码。那不是金缕玉衣般耀目的文字,而是近乎古铜色的质感:文白夹杂,无赘词,绵密老到。“像被机关枪的子弹穿透,冷且脆,”一位读者说。

    断续几年的《浮生二十一章》系列来自《南方周末》编辑朱又可的邀约。“两千字,叙事性。”再无他律。

    构思之初,原以为会似《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但任晓雯很快意识到,《浮生》是完全不同的。两千字的篇幅,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她想写有几十年命运流转的小人物。“这样的人生才有沧桑感,撑得起所谓‘浮生’吧。”然而短专栏没有迂回空间。她只能剔除所有非常态和戏剧化的人生。

    语言,成了这个文字实验场最重要的道具。她选择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用活脱的对话和细节赋予人物鲜明的地域特征。

    用“少后,旬余,倏尔,逾数年,夏杪”来表现时间转承,用“玄青,缥碧,葱黄”来描写色彩;隔数段,偶尔会蹦出“詈骂、咻聒、觳觫”这样现代汉语里略为生僻的词,令人觉得有种浮尘里冒出来的陌生的新鲜。

    “很生僻吗?莫言等人的作品里也用过这样的词吧。”她回应。但她也会注意古今语言的搭配频率。

    几年前,写完《阳台上》的她处于间歇阶段。丈夫苏小和提议,“你现在的语言比较简洁、干净,也蛮好,但就是没有辨识度。不妨加点古意。”苏小和研究哲学,也写诗歌,对文字有自己的品位,她遂认真听取。

    其实,对于语言的思考,任晓雯已颇有时日。“小说是舶来品,但中国人的语言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语言是玩耍的天际,也是囚笼。很多人说打倒和背弃传统,但你首先要承认有传统这个事实。”

    《世说新语》也好,明清笔记也罢,她曾经什么都看。后来会刨除其中重复和芜杂的东西,不赞同的价值观。如今读得最频的是《聊斋志异》与《金瓶梅》。“《聊斋》非常浓缩,是中国古典短篇的高峰。那些文后的点评我都忽略不看,只看故事设置,错落巧妙,可以玩味。《金瓶梅》里民间语言之生动,叹为观止。同时期的文学语言讲求书面排比,很华丽。但《金瓶梅》的市井描述里并没有滥用。比如有人从外面走来,‘这个女人就影在后面’,一个名词变成动词,按在那里。很绝。”

    她在电脑里建了许多个文件夹,收录她感兴趣的动词、名词、虚词,或者和地理时间有关的词。有些词很好,有些仅仅是生僻,并不佳:或者意思不大,或者没美感,或者已经僵死。都属断然舍弃之列。

    在我看来,最抓人的还是任氏文本里的那些动词。写男女作别,“目光锚住杨翠芬,倏而将她丢了”;女人忙碌,“每日渥着两腋油烟味”。自然风物也要活起来。写天,“对过山脉轮廓隐绰绰扎出夜色”,写房子,“东一座,西一座,匿在山坳子里。”

    好像竭尽全力地避免字词与节奏的重复、平庸。近乎强迫症。

    于阿摩司·奥兹,希伯来语是火山般的启示语言,也如同演奏奇妙的乐器。但他说,要小心,“别弄出你不想要的回声来。”

    任晓雯也警惕着。

    古语断不是拿来炫技的兵器。对《好人宋没用》的语言构架,她有着精密的思量:随着时间从1921年到上世纪中叶,语言暗暗拉长,古语的用词频率减少。到上世纪90年代,就更接近当时人的生活语言。

    她一度排斥在作品里使用方言。南方方言地域性过于明显,和使用普通话的读者隔离,也容易弄巧成拙。但让苏北或者沪上里弄出来的人端一口普通话,又太像读剧本。于是“加点上海话”的读者提议,她斟酌良久也采纳了。

    不只是“事体、哪能”、“买汰烧、轧三胡”等常用沪语,那些狠劲十足的市井话,也扎扎实实缀进人物里。譬如上海钳工方沪生被安排找了安徽村女周彩凤,他嫌弃她有点老,二表舅来了句“再老也是个女人,掰开大腿能用就成”。

    感谢生活。从小任晓雯长在凤阳路的小弄堂,亭子间出来的邻舍,只隔半尺竿头。“空气中有固本肥皂和炒鸡蛋的气味。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好多漂游在后厢房、瓦顶上的戳进她耳朵里的闲话,哪怕童年不明就里,也能分辨出是道地的脏话。二三十年后,它们像从匣子里透了出来,又洇入了那个聆听者编织的字句缝隙里。她说写《浮生》时甚至能感受到笔下人物“噼里啪啦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饶是找到法门,第一篇《张永福》也足足写了她一个月。此后渐渐上手,寥寥两千字最少也得打磨一个星期。

    她说自己就没看过没有败笔的长篇,情节的铺陈和篇幅的巨大空间经常会让人忘了语言。写短篇,她会反复修改第一段,直至找到整篇的语感。“推土机似的往下写。写完至少修改十几遍。”

    “两千字的《浮生》,如果其中一句话松了口气,读者必定能读出来。”听说金宇澄的《繁花》后面数次加印,每一次又放进作者新的修改意见,她太能理解了。“如果我的作品老在手边,我会永远改下去,没完。”

    要真相吗?欢迎你来

    出生于1978年的任晓雯,成长在阶层扁平的中国社会:虽然在后来几十年的人生里,她和她熟悉的那些人遭际各异,但统统都从弄堂里跑出来,都是毛头、沪生、爱娣,以及他们的后代。

    写下《浮生》第一个人物,她定下了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不独有这些人的飘摇,两千字里还写出了新旧时代里男女关系皆有的实用与势利,地域之间的挤兑猜忌,两代人在两厢无话里的隔膜和接纳。

    有读者说,看这个系列“头皮发紧,牙根子酸。还是忍不住想看”。还有读者会生出如同看电影《站台》后的那种感觉:主人公无主无聊地被时光莫名地拉着,往不知何处停停走走,眼睛里空空散散。

    引起最多唏嘘的曹亚平,不解时事却热爱演戏,后来成了田野间的“修地球”能手,在知青们的下乡上调潮里颓荡。明明一纸婚姻可以助他返城,他生生离掉,在棉纺厂辅工的后半生里,活成他人的笑话。

    这样的人生,在《浮生》里俯拾皆是:夜半时分,兀自缅怀圆舞曲美梦的戴秀蓉;经过外语书店,和少年志向作别的宗建国;去日本打黑工落魄归国后,惦念妻女日常的姜维民;渴望走出三线工厂而不得,只能在父亲身上消极抵抗的张忠心;死了四个孩子,仍然继续生硬执拗过活的谭惠英……

    共通的是,那些“他”和“她”都像漂浮在死水当中,不曾审视或者疏于审视自己,让人读后如浑噩麻木中用小锤敲骨头。

    “你说剔除了这些人物的戏剧性,但我们依然会看到他们命运的跌宕、艰难,比之今天的人,‘苦’过百倍。”我和任晓雯交流——就像她中途暂别《浮生》,花三年专心写就的长篇《好人宋没用》,她希望写出一个平凡如自己奶奶的底层女人,但始终脱不出饥饿、死亡、欺骗、利用的重围。

    “对。从上世纪初或者中叶走过来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经历过战乱、灾害,千疮百孔。极少有人幸免。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可书写性。”她说。“你说今天的人不苦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悲剧没有经过沉思。但当我把这个东西端到你面前,把生活巨大的裂口呈现给你看……”

    “很多人会回避。面对真相总是难免让人绝望。所以大家面临的都是,要不要去发现真相,要不要去体会真相?”我答了又问。

    她眼眸亮了。“对,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你想要真相,欢迎你来。”

    《浮生》里的人物素材,有从《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当中汲取灵感,也有网上的论坛和其他书籍。写《好人宋没用》她看了百余本工具书——只为尽可能地闻到属于那个时代和场域的气息。在微博发表《浮生》后,还不断有人找上她,想说说自己的故事。曾经做过电视栏目《纪事》主持人的任晓雯,像带着铅笔的画家外出素描一样,将听下来的一幕幕歌哭与日常,记录到纸上,再细细打磨。

    但她不倚赖当事人的自我描述,而是借重体察与怜悯,由此而生想象,由想象而生细节,在揣摩、加工当中趋近她所创造的人性真实。

    一位毕生在沪上给洋人家做帮佣的老阿姨,因为经历特别,健谈聪明、勤快坚韧,被口述史作者当成“最佳采访对象”和生活阳光的典型。任晓雯据此原型所写的《袁跟弟》,开头和结尾则是这般模样:

    在原型的叙述里,涉及美元也就“割耳朵”这一句,但任晓雯却以此做文章,要凸显一个看似际遇不差、却又被造化弄人的女性,最重的挂牵与不甘。“采访或者看口述史,我不仅要留意对方说什么,还有为什么说。他们轻轻带过,无意有意泄露给我的蛛丝马迹,往往才是生活的本真。”

    有人说,她写出了上海平民列传。在任晓雯看来,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丰富而有意味的。只不过多数时间,它们陷于沉睡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她喜欢书写小人物,书写他们灵魂被遮蔽的状态,那些偶尔的苏醒和长久的沉睡。

    从“她们”到“她”

    她本人的苏醒,经过了漫长的青春期。

    18岁前,是所有人眼中的规矩学生:指甲剪得很干净,衬衫袖管从不捋到肘部以上。过后看她只觉那人“面目乏味”。原本压根没想过当作家,甚至不太愿意在写作文上浪费时间。

    一到大学,不知怎么就出落成了文艺青年。个中情由,她也无法给出解释。“在高冷的校园文学团体里,抒情是一件受耻笑的事,先锋才是政治正确。所以我也赶紧先锋起来。”

    看似事事笃定,其实不过为了掩饰迷茫。自认有社交恐惧,也不爱当记者,却念了复旦新闻——似乎当时全国最好学校的一流专业,却满头茫然。即便早早在《萌芽》发表作品、摘得新概念奖、首作便发表在《大家》杂志,依然茫然。把自卑和茫然掩藏起来的伪装是,全身的刺。

    像必经的成人礼,很多人熟谙世界的运行方式,任晓雯却发现一切和自己设想的格格不入,也因此对人性的暗面有特别敏锐的痛感。

    这些都投注在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岛上》当中。灵感来源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她从当时读的一堆理论书中的概念出发,创作了“疯子”方蓁珉被隔离到孤岛上,遇到一帮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在逃杀中发现真相的故事。

    这些疯人里,有人始乱终弃,有人心狠手辣,有人行为变态,趋炎附势和趁人之危者更大有人在,就连起初让人寄予同情的女主人公,也有惊世骇俗的恐怖之举。

    “那时写恶会多一点。”她笑了,说当时就是想表现权力与反抗的母题。她坦承那时自己更重心理刻画,对人的实在面貌缺乏把握。

    花费几个月心血的处女作没关注,没宣传,几如石沉大海。她又花费五年写了《她们》。古惑仔毛头有梦想和渴望,痛苦在于他和他的渴望之间的差距。站街女小苹果直白地抓住和享受欲望。而主角乐慧早就放弃自己,对生命没有任何想法。

    那时任晓雯对现实依然有几分绝望,但笔触更简洁,情绪更抽离,更试图接近她喜欢的马尔克斯:“专业而不滥用术语,感动而不沉溺其中,始终保持不失冷静的激情。”

    《她们》同样命运多舛,好在煎熬数年还是出版了,并意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提名。《岛上》历经六年才得以首次出版。偶然间获得瑞典翻译家陈安娜的欣赏,主动来译,再一个六年后,得以翻译和重版。

    任晓雯却并无多大欣喜,而是重又变回那个一丝不苟的中学生、写作成了日课。不同的是,再没人给她评分数,没人在意她的落后或进步。剩下的只有自己。自己要求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给自己确定方向——是绝对的自由,也是绝对的寂寞。

    有人曾经纳闷,“一个一路顺利、一直在象牙塔里的女生怎么能把底层人的生活写得这样深刻呢?”

    她哭笑不得,既有恨不能抛却“知识分子”这层壳的急迫,也有因对方搞不清她状况的无语。

    莫言、余华、王安忆这几位她所羡慕的作家,都曾有过其他职业和社会身份,她觉得这是他们写作有烟火气的重要原因。而她自己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那几年,是在一家茶叶公司卖普洱茶。

    每天睁眼起来,便要和营业员、卖广告的、场租方各色人等打交道,从包茶叶到网上销售,流程里所有的事情都做过,自然也包括“直着嗓门吵架”。

    有一次辞退一个员工,女人就不干了,把老公找来要寻死觅活,警察也来了。

    还有一次换仓库,店里两个小姑娘站在大货车上,一路行驶时后货厢的门开了。俩姑娘掉下来,一个门牙撞碎,一个颅内出血,很可能非死即残。任晓雯既要处理员工伤情和应对家属,又要找货车司机问责,查了才发现人家外包给另外一个皮包公司,法人是假身份证。整夜整夜地无眠,她刻骨难忘。

    “企业生活和一般生活不同,有一万个不确定因素,比写作难太多了。”有了伤筋动骨的那几年,她说自己早期文青的臭毛病都没了。

    此后几年,任晓雯的生活发生变故。写作也处于凝滞状态。直到再度拾笔,写出《阳台上》、《生活,如此而已》,以及40岁以前最重要的作品:《好人宋没用》。

    她常常提起福楼拜《一颗单纯的心》。主人公费莉西泰是位单身文盲农妇,看似一生鸡零狗碎,乏味至极,福楼拜使用的又是最严谨冷静的叙述方式,但任晓雯每次阅读都会被打动。她也想写一个“没有故事”的中国文盲女性,于是有了“宋没用”这个名字里都透着漠视感的主人公:成长于江北陋巷当中,大姐患瘟疫,二姐在火灾后不辞而别,大哥做了汉奸,父亲酗酒暴死,母亲老死在漏雨的棚屋下。嫁给家里开老虎灶的丈夫,又受尽婆婆的辱骂和防备。好容易投奔到心善如天使的佘太太家,却遇上政治运动,后半生依然逃不过邻里生变、儿女离散、人心相背的命运。

    最早写的长篇《岛上》完全是一个架空的故事,主题关乎全人类。到了《她们》,缩小了一点,虽以上海为背景,都市感更加普遍。再到《好人宋没用》,人物、地点、时间都越发明确。她意识到,越具体越细致越个体的,可能会是更大的主题。

    “重新发现人。不是一味呈现苦难,而是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她也因此完成了从“她们”到“她”的写作。

    《好人宋没用》的情节线还由另外四个重要的“她”撑起:没有名字的母亲,抓到菩萨拜菩萨,抓到观音拜观音;婆婆杨赵氏是个大胆的无神论者,儿子死掉后,会质问看不见的老天爷;东家倪路得是基督徒;女儿杨爱华则有自己的时代偶像……信仰既是她们在生活困境里的抓手,也是她们对待时代的态度。

    有评论觉得,“宋没用从来都没有对自己的处境做过反思性的回顾,她木然地接受了命运施加于她身上的一切,永远睁着无辜的双眼等待着命运对她的决判,既不反驳,也不抗护。”果真如此?

    任晓雯说,主角在她少年飘零和老年萎顿之后都叫作“没用”,中间相当长的人生里,则作为“宋梅用”而存在。她自己的改名里有尊严,有独立意识,也有对美好事物的希冀。当倪路得挨整时,宋没用会想:房东太太你这么好的一个人,耶稣爷爷怎么不来救你呢?

    “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很简单,普遍,但不代表很浅薄。”任晓雯说,虽然这个劳苦一生的女人没有什么知识,心灵上却走得很远。宋没用不懂得教义,但在后半生经常抄写经书,隐约觉得,“人的上头有一个最关键时可以去抓住的东西。”

    仰望

    二十出头时,老师问任晓雯,为啥要写小说。她答:因为恐惧人生的不确定性。即便是五六年前,半夜醒来,她也会陷入对死亡和不可测命运的惊惧中。“好像活了半生,一事无成。”

    从二字头刚做文学新人开始,所有的发表出版和各种荣誉,再不能真正满足她。“它们更像是一些事后补偿之物。我不敢往上看,因为那里有巨大的胃口在等着吞噬我。曾经的欲望和失望有多大,那个胃口就有多大。我只能往下看,往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里看。”

    她说自己生性极度敏感:内心颠簸时,无法安静做任何事情。所以最适合的状态是,情感稳定,生活日复一日,刻板不变。

    当下的任晓雯,正如此:每天夜里睡得很早,晚上八九点后便不接约访。早晨睡到自然醒,上午坐在摇椅里写作——因为可以刚好把脖颈和背部护到。不再像年轻时规定写作字数,而是写足两个半小时便好。喝点咖啡,累了便起来练习俯卧撑,一口气十来个不在话下。

    养生而节制的中年任晓雯,好像再难和那个曾经在网上热议袁腾飞、关心食品安全和媒体生态的任晓雯挂钩。微博,基本上成为与出版界、读者互动的工作用具,私人状态完全退隐其后。

    “不是说我现在不关心(时事和新闻)了,只是不太说话。也没了与陌生人交往交锋的欲望。”

    文学兴趣也在转移。曾经大爱博尔赫斯,慢慢把他排出。同样排出的还有昆德拉。“他政治正确,但作为小说家,聪明劲儿还是多了点。”

    在中年的某一天,她发现自我已被降到足够低,整个世界豁然开阔,她也学会了通过审视自己的内心去洞悉和体谅别人。阅读《圣经》,她获得了类似宋没用找到的那股“向上的力量”。

    她写了十来万字的文学评论,开了《我们怎样阅读经典》的公众号,重新解读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西方大师。

    她说自己无意于成为评论家。梳理西方经典的内在价值观脉络,是因为“写作者对自我的审视,对天职的认定,都会参与到写作里”。

    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在任晓雯,不过是一根提引着她的隐形之线,让她不至于迷失在中途。

    看起来,大局上的写作和生活都已“尘埃落定”,与其说内心的满足始终遥不可及,不如说,任晓雯从来拒斥满足。她最希望的是,像残雪、阎连科一样,到了60岁依然还要突破,不断否定自己。“满意了,人也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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