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女性困境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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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女人吗?”

本刊记者 张宇欣 /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被歧视的金智英的前半生

关于童年,金智英最深刻的记忆是“偷吃弟弟奶粉事件”​‍‌‍​‍‌‍‌‍​‍​‍‌‍​‍‌‍​‍​‍‌‍​‍‌​‍​‍​‍‌‍​‍​‍​‍‌‍‌‍‌‍‌‍​‍‌‍​‍​​‍​‍​‍​‍​‍​‍​‍‌‍​‍‌‍​‍‌‍‌‍‌‍​。

每次看到妈妈给弟弟泡奶粉,她都会用手蘸那些撒在桌上的奶粉吃​‍‌‍​‍‌‍‌‍​‍​‍‌‍​‍‌‍​‍​‍‌‍​‍‌​‍​‍​‍‌‍​‍​‍​‍‌‍‌‍‌‍‌‍​‍‌‍​‍​​‍​‍​‍​‍​‍​‍​‍‌‍​‍‌‍​‍‌‍‌‍‌‍​。奶粉在口腔慢慢溶解至软绵的奶糖状,送入喉咙,奶味甘醇​‍‌‍​‍‌‍‌‍​‍​‍‌‍​‍‌‍​‍​‍‌‍​‍‌​‍​‍​‍‌‍​‍​‍​‍‌‍‌‍‌‍‌‍​‍‌‍​‍​​‍​‍​‍​‍​‍​‍​‍‌‍​‍‌‍​‍‌‍‌‍‌‍​。而奶奶高顺芬一旦发现她的偷吃行为,就狠狠地一掌拍到她背上,这时奶粉会从嘴鼻喷出。

奶奶愤怒的根源是:“胆敢贪图我金孙的奶粉?”

金智英生于1982年,是一个普通的首尔女人。她大学毕业后曾在一个小型公关公司上班,生孩子后顺理成章成了全职主妇。

赵南柱比金智英大四岁,也是首尔人,有与金智英相似的童年。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她曾在电视台任时事节目编导十年,之后辞职成为小说家兼家庭主妇。《82年生的金智英》是她写的第三部小说,于2016年出版。

“金智英”是韩国最常见的80后女性名字。和很多悲惨的故事相比,金智英三十来年的人生尚算顺遂。她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凡事小心、行为检点、避开危险,但关于性别的大小困扰总是挥之不去——

上小学被男生欺负,老师笑着说“他是因为喜欢你啊”;初中时来月经被视为隐秘的羞耻,公交车上遭遇性骚扰后反被父亲训斥;上大学后恋爱、分手,学长评价她是“被嚼过的口香糖”,毕业前夕爸爸让她“等着嫁人”;工作后努力奋斗,被提拔的却都是男性同事;结婚后劳心劳力,被长辈催生……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女性轨迹。写作时,赵南柱用编年体结构讲述了金智英的各个人生阶段,同时加入相当分量的新闻报道和统计数据,有意将金智英的人生与韩国社会的变迁勾连,让小说成为一本女性报告书。有韩媒评价,这部小说“正确地触及了父权制下韩国女性遭受的歧视……表明了那些没有暴露在表面的女性的焦虑和恐惧之深”。

超声波的发展、节育政策的施行,使得韩国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男女比例为116.5:100,第三胎的男婴明显比女婴多了一倍,金智英的妹妹(第三胎)就是这么被“拿掉”的;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风暴让很多稳定的家庭经济动荡,金智英的姐姐在母亲的要求下进入便宜的地方师范大学。

2012年,免费保育政策开始实施,社会对女性“把孩子放在幼儿园,不履行母亲职责”的批判也应运而生。金智英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罹患抑郁。

在小说《给镇明爸》里,赵南柱透露过韩国女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全职主妇女儿是100分,准时上下班的公务员或老师女儿是80分,吃晚餐前回家的上班族女儿是50分,而晚上12点才下班的大企业员工女儿是零分。”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照顾零到两岁孩子的全职主妇一天约有4小时10分钟的闲暇时间。但全职主妇的劳动价值从未得到承认。在心力交瘁的育儿过程中,金智英好容易带孩子上公园遛弯,买了杯1500韩元(人民币约八元)的咖啡,却当面被路人议论:“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晃……妈虫还真好命!”这直接导致了她精神崩溃。

“妈虫”讽刺的是要靠丈夫养活、自己吃喝玩乐的全职妈妈。“这一歧视性词汇出现的土壤,正是长期笼罩在韩国社会的一种意识:女性只能是男性的附属,母亲则必须牺牲奉献、抑制欲望。”学者蔡钰淩在《母亲的形象与新世纪韩国文学》一文中写道。

赵南柱每天上午送女儿上学、做家务,下午陪孩子做作业、送培训班,要等孩子夜晚入睡后才有充裕时间写作。她没有被直接骂过“妈虫”,但也经常被友善地误解:“在家里歇着,时间不是很多吗?”

“每次有人说“妈虫”的时候就会说,这个词只是针对给别人添麻烦的妈妈……实际上我们没有权利来评价任何‘这个人是人,这个人是害虫’,一个人评价带着孩子的母亲本身就是一种贬低与蔑视。”赵南柱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经历断层的全职主妇的故事在女性故事中很微妙地被忽略了。”

《金智英》展现了韩国女性跨越代际的结构性困境。奶奶高顺芬种田、做生意、做家务养大了四个儿子,且“真心认为,丈夫只要不在外偷腥、不动手打妻子,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妈妈吴美淑从小成绩最好,但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务农、打工,资助三个兄弟上学,因为“男丁有出息才能为全家争光”;后来边照顾婆婆和三个孩子,边寻找打工机会,包括剪线头、组合纸箱、黏信封袋、剥大蒜、卷门窗密封条、理发,没有权益保障。金智英在女儿上幼儿园后,也到冰激凌店找兼职机会,希望减轻丈夫养家的负担。

《金智英》的台湾和大陆版译者尹嘉玄出生于80年代,在韩国待过17年后又回到中国台湾。她通过出版社回复的邮件中说,金智英的故事“其实很像一段时期(横跨三代女性)的缩影,而且是不分国籍,尤其以亚洲女性共鸣度最高”。

2017年1月,韩国前国会议员鲁会灿读到了这本小说,他长期主张、研究性别平等政策,但依然震撼于“性别歧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当年5月,他将此书送给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并在书上写:“请接受82年生的金智英。”

“我不相信‘每个人都幸福地生活’的结局”

金智英会不自知地扮演身边的其他女性。在婆婆家过中秋节,丈夫只负责瘫在沙发上,她忙碌一天后,突然神色慈祥地以母亲口吻对公婆表露自己的不满:“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这种大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亲家公,恕我冒昧,有句话我还是不吐不快: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

赵南柱以金智英产后得的怪病作为全书开头,一开始是想增加小说的吸引力。她考虑过另一种方案,即“金智英活得好好的、但是为了将自己的痛苦表现给其他人看而进行表演”,但她最终决定“通过金智英之口来诉说许多女性的声音”。

写这部小说的2015年,赵南柱注意到各种媒介对女性的扭曲描写。在媒体、文学、影视和互联网上,女性多半情绪拧巴、奉行消费主义、毫无内涵。因描述性犯罪场面而受到争议的电影《V.I.P》中,一位女演员的角色被标注成“女性尸体1”,后来才改为“女人”,让她尤其愤慨。

“这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女人吗?”她问。

《金智英》的最后一章,叙述者“我”突然出现。“我”是金智英的精神科医生,诊断出金智英的症状是产后抑郁延伸到育儿抑郁所致。“我”由此想到自己的数学天才妻子为了带孩子离开职场、优秀的下属为了安胎辞职,感慨连连。

但紧接着,“‘我’暗暗决定,下一个人(女职员)一定要找未婚单身的才行。”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在说到性别不平等的话题时,经常会对男性说‘想想如果受歧视的这位女性是你的母亲、妻子、女儿’之类的话。 但我觉得这种方式有局限性,因为性别不平等不是个人善意(能解决)的问题​‍‌‍​‍‌‍‌‍​‍​‍‌‍​‍‌‍​‍​‍‌‍​‍‌​‍​‍​‍‌‍​‍​‍​‍‌‍‌‍‌‍‌‍​‍‌‍​‍​​‍​‍​‍​‍​‍​‍​‍‌‍​‍‌‍​‍‌‍‌‍‌‍​。”赵南柱说。

这本书的大卖并没有没有改变赵南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日常生活。写书过程中,赵南柱会与丈夫商量情节,“不过我们想法很不同。”丈夫的家人也读了小说。“婆家对书的内容并没有很大意见,不过觉得书卖得越多越好。”她在一次采访中笑着说。

有韩媒统计,《金智英》的韩国读者中约有22%是男性。有人向赵南柱提出质疑:“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也许是存在这种情况,但这有必要写出来吗?”

女团少女时代的成员秀英推荐这本书后遭到了部分男粉丝的抵制。由孔侑、郑裕美主演的同名影片即将在韩国上映,他们决定出演此电影时曾遭到人身攻击,还有人去青瓦台请愿停拍这部电影。

“造成这种现实的人读了这本书后会做出消极的反应。”鲁会灿在某次受访时说,“如果他们对这本书的感觉和女性一样的话,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就不会存在了。”他觉得这本书尤其应该让所有男性阅读,“以便摆脱那些具有歧视性的习惯,即使这要打破大韩民国的许多规范、文化和习俗。”

去年,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确定版)》披露了韩国以0.98的生育率成为世界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看看这本书,女性单方面负责养育子女,或者因为养育子女职业生涯被切断。在极端情况下,你必须放弃自己的生命才能拥有一个生命。”鲁会灿说。

韩国职场对女性向来不友善。金智英毕业的2005年,《东亚日报》报道,韩国百大企业中女性录取率只有29.6%。金智英辞职的2014年,韩国男性平均薪资是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女性平均薪资是63.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810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也是这一年,韩国已婚女性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因为结婚、生育辞职。

为了“象征性地展示世界如何抹去女性的名字”,赵南柱删除了除金智英丈夫以外的所有男性角色名字,正如同女性通常被冠名为“谁的妈妈”“谁的奶奶”,男性在《金智英》里都用“父亲”“学长”“弟弟”“上司”等来指代。

很多人通过网络或当面告诉赵南柱,这就像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赵南柱正在读小学的女儿读了金智英的故事,开始质疑自己所处的环境:老师说“男生本来就喜欢开玩笑、玩得很疯”,真的是天生的性别原因吗?学校的点名顺序是男生从1号开始,女生从51号开始,这合理吗?

这几年,赵南柱年也目睹了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勇于说出自己遭遇的不平等。她在博客、社交网络、求职贴吧、高中生论坛、妈妈群看到的经历都是金智英一家人故事的灵感来源。

“可能因为我们的奶奶那一代都经历过大小战乱,造就了重男轻女的观念,男性身负卫国重任、出外打仗、养家糊口;妈妈那一代女性虽然慢慢有开始接受教育,但普遍来说教育程度仍不高,在上一代的教养方式下,自然继承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且有些家庭必须配合婆婆的重男轻女观念养育儿女;然而,在这些观念与生活模式中培养出来的如今这一代男性以及公婆,与教育程度相当、拥有工作能力的现今时代女性自然会产生观念上的冲突。”尹嘉玄表示。

据蔡钰淩分析,在韩国当代文学中,父亲与母亲往往分别象征半岛的国族史和受难史。21世纪后随着韩国经济发展、女性意识崛起,千云宁、金息、黄贞殷等70后女作家“联手抢回了母亲的主体性”,使母亲形象不受制于男性为中心的神圣受难和默默奉献。而赵南柱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以金智英的病历报告提醒韩国女性,“光是在纸面文字上夺回母亲的主体性是不够的……即使我们很努力地抢回自己人生的主控权,但他们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将我们视作‘虫’!”

“我不相信‘每个人都幸福地生活’的结局,”金智英的病情能否好转,赵南柱并未在书中给出答案。鲁会灿合上书感觉“又闷又难过”,但他想不到更好的结局,“因为我们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不管怎样,金智英至少活到了三十几岁,”赵南柱表示,她在写作时删去了一些犯罪情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金智英非常幸运。”

“只凭金智英的力量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人物周刊:你说过,与男性比,女性从小到大的行为、兴趣都被规训了。你是如何开始意识到并反思自身受到的规训?

赵南柱:在我开始写小说的2015年,韩国出现了将孩子妈妈比喻成“妈虫”的新词语;韩国最大的淫秽网站上公开出现了很多非法拍摄视频以及性暴力视频;还有流言称,一些不带脑子的女人得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后拒绝隔离。韩国女性整体被批判,但是这些并不是事实。

我认为厌恶女性的情绪变得严重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女性在认识到这点后会更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女性开始诉说自己在生活中经历的或大或小的不合理、不理性以及暴力,我也在听到这些声音后,对自己的生活和经验进行回望。

人物周刊:在《金智英》中你抹去了大多数男性角色的名字,这是你写作进行到什么阶段想到的?

赵南柱:我在写作中,主要根据出场人物的主次、出场的频度,以及方便与否来决定男性和女性的名字。一开始金智英的弟弟、父亲,以及她上小学时欺负人的同桌,都有名字。我是在修改稿件的过程中把男性的名字删除的。

电影行业中有测试性别不平等指标的贝克德尔标准:第一,电影中出场的有姓名的女性有两人以上;第二,女性之间相互对话;第三,对话的主题不是男性而是其他主题。这是一个低得不像话的标准了,并不是一个可以了解到女性之间的故事怎么表现出来,以及触及电影质量层面的标准。但即使是这样,能够通过这个标准的电影也没有多少。我倒希望写一部以男性为主体的、通不过这个标准的小说。

人物周刊:“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男性读者的反感”,你在情节上作过什么修正吗?你给了金智英一个开放性结局而没有赋予她某种力量或希望,为什么?

赵南柱:我不认为我的这部小说中有坏的角色,即使是安装隐形摄像头(偷窥)的保安、从公交车里追出来(性骚扰)的男学生这种坏角色,也只是简简单单一笔带过的人物。掌控金智英人生的重要的反面角色,在这个小说中并没有出现。我不想用向某一个人发火的方式,来化解自己的生气以及郁闷的心情。我只是想提出“相对来说都是具有常识的普通人,为什么要欺负别人?”“这样的问题在哪些地方存在呢?”这种问题。

我认为只凭金智英的力量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如果金智英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或者展现给读者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的话,读者会将原以为与自己处境相似的金智英和自己对比,反而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小说中的结局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我想证明家庭主妇是一名工人……没有工资,没有休息,没有休假,没有晋升​‍‌‍​‍‌‍‌‍​‍​‍‌‍​‍‌‍​‍​‍‌‍​‍‌​‍​‍​‍‌‍​‍​‍​‍‌‍‌‍‌‍‌‍​‍‌‍​‍​​‍​‍​‍​‍​‍​‍​‍‌‍​‍‌‍​‍‌‍‌‍‌‍​。”为什么这本小说要让金智英的身份回归家庭主妇?作为家庭主妇、母亲、妻子,以前和家人谈过关于家庭主妇的劳动不受重视的问题吗?

赵南柱:我认为在韩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同时处理事业和育儿比较困难的共识,虽然现在还处在寻找答案的阶段,但是职场母亲的困扰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女性一边着急地找托儿所,一边在公司和家里看别人脸色,尽管如此,所有的指责都指向她们。而放弃事业、在关闭的门前站着的家庭主妇的苦恼却在哪儿都看不到。他们边养孩子边做家务是否与他们的个性相符?他们之前的梦想与目标全都消失了吗?养孩子之后的生活怎么打算?等等。我希望也花一些比重诉说家庭主妇生活的烦恼。

虽然我以前也会把自己的想法、烦恼和计划说出来,但是我的丈夫并不能完全理解我的处境,他貌似也是读了小说之后才对我增加了理解。

人物周刊:鲁会灿说“阅读这本书(《金智英》)似乎是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一个线索”。在你看来,韩国女性是否因为生育功能而被赋予了某种社会压力?

赵南柱:韩国经常使用“生产率”这个词,是指女性在育龄期间(15~49岁)被期待的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人们倾向于认为怀孕生产都是女人的事情和义务。韩国政府之前希望在地图上做一个表示生育率和育龄女性数字的《大韩民国出生地图》,但是遭到了舆论的围攻。这之后,社会上针对事业和家庭并行方案、正常家庭意识形态问题、改善劳动环境等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讨论在扩大。

人物周刊:《金智英》在韩国畅销后,关于性别平等的公共讨论是否因此多了起来?

赵南柱:有读者制作了描述80年代女性的生活和苦恼的纪录片,劳动社会研究所还出版了82年生女性劳动的实情分析报告书。徐智贤检察官在揭发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时也引用了小说的内容。首尔市的公共政策也被宣传为“为了某某年生的某某某的政策”,“82年生金智英法案”也被提议出来。我能感到女性的经验和烦恼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社会论题。我在小说中没有主张任何观点,只是不带歪曲和批判地将现在韩国女性的模样原封不动地展现出来,之后就是读者的事情了。因为我的小说,之前在社会上没有受到关注的某个群体或者某种生活方式受到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鼓舞的事情。

人物周刊:前两年,你参与出版了一部七位女作家的女权主义小说集《女权主义者的自白》。以积极的眼光看,在韩国,呼吁女性困境的小说是否已形成一股潮流?

赵南柱:如果说之前有关经济不景气和社会问题的小说中主要从父亲、男性青年的苦恼和烦恼来进行描述,那么现在的小说也有很多涉及女性初入社会的故事。从实际出发描述女性同事、朋友、家庭、家长团体等女性之间的关系和感情的小说,在读者中也获得了好的反响。

人物周刊:《金智英》畅销的两年多来,你也会接到很多讲座和社会活动邀请,读者会对你在女性议题上的发声抱有期待。除了作家之外,你觉得你是否肩负着某种社会角色?

赵南柱:我经常接到演讲的邀请,有时候也会接到政策恳谈会的邀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自己的角色职能进行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不应该是我坐在某个位置上,而应该是,我充当让适合这个位置的女性坐在这里的社会氛围的提倡者;不应该是我一个人来发声,应该创造让更多的女性来发声的环境。

(参考文献:《母亲的形象与新世纪韩国文学》;《太极虎韩国:一个不可能的国家》。感谢管玲玉进行中韩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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