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蔷 占领80年代的中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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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一个月录了四盒歌带,每天都在棚里​‍‌‍​‍‌‍‌‍​‍​‍‌‍​‍‌‍​‍​‍‌‍​‍‌​‍​‍​‍‌‍​‍​‍​‍‌‍‌‍‌‍‌‍​‍‌‍​‍​​‍​‍​‍​‍​‍​‍​‍‌‍​‍‌‍​‍‌‍‌‍‌‍​。一张专辑14首歌,她每天学两首,白天在家练,下午4点进棚,6个小时后结束​‍‌‍​‍‌‍‌‍​‍​‍‌‍​‍‌‍​‍​‍‌‍​‍‌​‍​‍​‍‌‍​‍​‍​‍‌‍‌‍‌‍‌‍​‍‌‍​‍​​‍​‍​‍​‍​‍​‍​‍‌‍​‍‌‍​‍‌‍‌‍‌‍​。“我肯定是那时候中国唯一以这样速度工作的歌手​‍‌‍​‍‌‍‌‍​‍​‍‌‍​‍‌‍​‍​‍‌‍​‍‌​‍​‍​‍‌‍​‍​‍​‍‌‍‌‍‌‍‌‍​‍‌‍​‍​​‍​‍​‍​‍​‍​‍​‍‌‍​‍‌‍​‍‌‍‌‍‌‍​。”数以百计的欧美、日本、中国港台歌曲出现在张蔷的声音中,她将国人闻所未闻的歌曲打包,以她的黄金点嗓音呈现,让它们成为“张蔷的歌”。这些歌曲传遍大街小巷,发廊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店铺里响起“每当我走过这间咖啡屋……”,她的声音嵌入80年代,成为时代的背景音乐。没间断地唱了一年半,出了15张专辑,总销量超过两千万。17岁的张蔷以一己之力,在中国掀起了“迪斯科热潮”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张玮钰 发自北京 /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张蔷的脸窝在炸开的金色发丝中,那是她从河南一家相熟的店买来的假发。类似发套有十多个,颜色是扎眼的酒红或金黄,长度及胸或悬挂肩上。演出前,她在手机上玩麻将消遣,一边打牌一边哼着一首小众英文歌,嗓音甜腻。

她的四个特点在这一画面中呈现:爆炸头、广阔的音乐阅历、极具特色的声音与随性。25年前,她依靠它们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纯色中山装占据主流时,她模仿芭芭拉·史翠姗烫了爆炸头,穿上喇叭裤,出现在自己专辑封面和北京大街与演出舞台,成为街头的异数。在首张专辑《东京之夜》中,她翻唱了《雨的旋律》《爱情故事》等英文歌曲,从殷秀梅、朱明瑛等当红歌手的主旋律作品中脱颖而出,显露了难得一见的个性。她嗓音嗲,歌声甜,演唱时放肆乖张,跟邓丽君的旖旎软语一起,将主流唱法撕开两道口子,迅速红遍街头巷尾。音乐人苏阳那时正在读高中,他和同学们每天抱着吉他,没完整弹过一首曲子,但能完整哼唱张蔷的旋律。他形容张蔷的声音“浪和嗲,充满勇气,深深抓住80年代干渴的心,在千万个螺丝钉耳朵里唱歌”。

张蔷出道后,没间断地唱了一年半,出了15张专辑,总销量超过两千万,至今仍是内地唱片销量纪录保持者。她以翻唱外文歌为主,因语言壁垒不被国人了解的迪斯科经她本土化,为大众所接受。17岁的张蔷以一己之力,在中国掀起了“迪斯科热潮”。

乐评人颜峻认为,张蔷的歌不像是中国人唱的,因为她的声音自由、奔放,如同她“迪斯科皇后”的美誉一样,有着中国人太少拥有的朝气。又只能是中国人的声音,因为它仍有着革命的豪情。

她的走红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她和身为经纪人的母亲一起登上1986年4月7日的《时代》周刊,被誉为“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与她并列的是惠特尼·休斯顿、邓丽君等五位音乐巨星,文章评价她“这位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哼唱的大多是些糖浆样腻人的日本和台湾歌曲”。内地媒体转述这篇文章时,说“以盒带(唱片)销售量来衡量歌星价值的做法欠妥”。

在最红的三年,张蔷几乎没有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甚至有过“被封杀”的传闻。她听说,有位广电老领导曾在会议上提出对她音乐的意见,遭到同事的反对,理由是“不能打击新鲜事物,年轻人喜欢,应该鼓励”。1986年,百名流行歌手在北京联唱《让世界充满爱》,作为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张蔷没有出现在名单中。张蔷后来解释,她收到过演唱的邀请函,但上面的戳是复印的,别的歌手都是红戳,她因此没去。第二年,她突然宣布远走澳大利亚。之后,中国乐坛刮起“西北风”,崔健携一块红布登场,黑豹乐队异军突起,摇滚乐席卷一代青年。

张蔷形象出位,音乐与装束都特立独行,迥异于主流的音乐形态与形象使她成为叛逆的代名词,她也因此成为两代人喜好的分野。苏阳回忆,当时尕子们因为逃课、翻墙、巷战、看《少女之心》和穿喇叭裤弹吉他而被认定为道德败坏。少管所和号子里连迟志强的《铁窗泪》都难以和张蔷并驾齐驱。“在中国的万千街道响起张蔷歌声的时候,我敢打包票,没有谁的爹妈会喜欢这样的歌声。可是,谁占领街头,谁就是偶像。”

张蔷认为自己是“超前”而非“叛逆”,“我就唱爱情,谁都有爱情,我逆反啥了?一个爆炸头和别人不一样,就说我逆反?他们都说我叛逆,我不打架、不闹事,一点都不坏。”她仍旧顶着爆炸头、穿蝙蝠衫和喇叭裤,穿行在北京街头,遇上异样的目光,心想“看就看吧”。据她观察,当时歌舞团里,年轻人都这么穿。

张蔷内心渴望安定,称自己“是一个喜欢过安稳日子的人”。她一直想进东方歌舞团,因为可以“端一辈子铁饭碗,有一个着落”。参加唱歌比赛、走穴、出唱片都是为了找到进团的门路,依靠演出进入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一度是她的标杆。这一想法落空后,她远走澳洲,半年后回国,进入婚姻,怀孕生产,辗转香港内地,与乐坛绝缘,直到八年后结束第一段婚姻才再度现身台前。

断断续续几次复出后,张蔷接受音乐人沈黎晖的邀请,与摩登天空签约,开始与新裤子乐队合作,先后推出《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和《北京女孩》两张专辑。由庞宽和彭磊制作的专辑开始进入年轻人的话语体系。多年过去,张蔷的嗓音并未退化,一如当年又浪又嗲。在蛤蟆镜、喇叭裤重回流行的时刻,张蔷戴起爆炸头头套,当初的超前成了如今的复古。

时间抚平了张蔷与主流的无意识对抗,人们认定她音乐中闪烁着时代光芒。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风起张蔷》专题节目,十年后的12月,张蔷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代表人物,接受了新华社的访问。30年前,她翻唱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和制作技巧的外文歌,嗲得理直气壮,灿烂而天真。颜峻称那时候的中国人“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打心底里觉得明天会更好,会为爱情而哭,会为理想而辩论”,而张蔷的回归“让我们想起快乐,再次快乐,并相信快乐”。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张蔷的音乐充满活力,旋律强劲,如同80年代她的横空出世一样再度夺去年轻人的目光,她摩登、复古,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想象​‍‌‍​‍‌‍‌‍​‍​‍‌‍​‍‌‍​‍​‍‌‍​‍‌​‍​‍​‍‌‍​‍​‍​‍‌‍‌‍‌‍‌‍​‍‌‍​‍​​‍​‍​‍​‍​‍​‍​‍‌‍​‍‌‍​‍‌‍‌‍‌‍​。草莓音乐节上,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看到这位爆炸头女士有节奏地摆动身子,唱着“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一个经过刷新的80年代出现了。

“他们还玩泥巴呢,我听迪斯科了已经”

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张蔷希望与管乐队合作。她的印象里,管乐代表着快乐,她写了一首歌叫《一样会潇洒》,编了进行曲的节奏,加上管乐,能调动人的快乐情绪。

管乐是最早进入张蔷生命的音乐。妈妈在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工作,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她跟着去上班,看乐团排练、给电影配音。看不懂五线谱,一边听一边问“走哪儿了?”妈妈拿弓一指,她视线跟上。在妈妈的教育下,她拉了八年小提琴。

张蔷对古典音乐不感冒,听起来火烧火燎,但爱柯岗拉的《帕格尼尼》。她喜欢听妈妈讲音乐家的故事:那个时代音乐家是被符号供养的,写曲子要冠上供养人的名字,比如肖邦给供养他的伯爵夫人写过钢琴曲。但贝多芬不肯,所以他穷。贝多芬的小提琴舞曲是她为数不多喜欢的古典音乐。

电影《小花》配乐《妹妹找哥泪花流》时,68人编制的管弦乐队一边放电影一边演奏,李谷一的声音游走其中,银幕上19岁的陈冲单纯而动情。张蔷边看边听,觉得“音乐都活了”。

张蔷走红后,这首歌的曲作者王酩给她写过歌,没有现场效果,音乐似乎也失去了大部分的魅力。张蔷说,“怎么那么难听啊。”王酩生气,让张蔷妈妈回去好好教育女儿,说她“有点直”。

在家里,张蔷每天听短波电台,第一次听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Billie Jean》,被动感的节奏震到,一连好几天守在收音机旁,前奏一起就脱衣服,开始在家跳舞,称这是贯彻“薄露瘦紧透”的迪斯科精神。跳完到大院晾衣服,邻居家的黑胶唱机传来《时光倒流七十年》钢琴版主题曲。其余时候,她听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不喜欢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因为“黏黏答答”,也不喜欢邓丽君,因为“太慢了”。

张蔷看了大量外国电影。她看了好几遍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为的是听后半段的音乐,等观众都散了她还坐在椅子上,听完歌才走。“70年代能听到那种音乐,要疯了啊。”她爱看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情》,男主角在马路上追女主角,女主角唱着爱情的歌。她沉浸其中,向往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爱情。也看《绝唱》,喜欢山口百惠的日式三七头。

这些影片最吸引她的是配乐,她的音乐与这一时期的电影产生联结。

80年代初,日本纪录片《狐狸的故事》上映,该片通过一棵生长在日本北部鄂霍次克海边老橡树的叙述,以拟人手法虚构了一对狐狸的经历。远方的冰川里蹦出一团火红,红红的太阳辉映,音乐响起,看得张蔷直起鸡皮疙瘩。后来演出时他们会唱里面的主题歌《大地早上好》,“特美好”。

新影电影资料馆总编喜欢她,有了新杂志第一个给她看。彩色纸张上,琼·考林斯梳着贵妇大卷,体态优雅。索菲亚·罗兰立在井边,撑着胳膊、仰着头。14岁的苏菲·玛索在《初吻》和《初吻2》中崭露头角,成为“法兰西之吻”……有一期《大众电影》是芭芭拉·史翠姗,她的爆炸头如同她的人气一样热烈。张蔷觉得好美,去找师傅做,但理发师都不会。她在家自己弄,把筷子折断了,用洗相纸裹住头发,涂上威娜宝香波,烫出了人生第一个爆炸头。

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社会的闭塞仍未完全打开,张蔷却因成长环境接触了数倍于同龄人的广博世界,初中时,她已将音乐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确信自己可以成功。她很少与同龄人交流,称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还玩泥巴呢,我听迪斯科了已经。”

“音乐圈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唱什么全国人民听什么”

张蔷高一那年,海淀区举办青年歌手大赛,她唱着卡朋特的《什锦菜》参加比赛,评委席的老干部们面无表情,她唱完尴尬退场。别的歌手围上来,夸她“唱得真棒”。

妈妈请乐团乐手到家里听张蔷唱歌,希望他们能给女儿指点和机会。她的音色得到大家的肯定,被认为是音色黄金点——不是很高,有穿透力。他们让16岁的张蔷“赶紧出名”,因为“再不出名就晚了”。有人建议她去广州唱茶座赚钱——那时,作为最接近香港的省份,广东的音乐在全国领先。张蔷不喜欢唱完给小费的方式,拒绝了。

不久,一位叫林述泰的老师和张蔷妈妈联系上,希望带她录制盒带。林本是科班出身的二胡演奏家,1980年后进入流行音乐界,是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人,替音像公司做配器(编曲)及乐队指挥。

此前,张蔷给别的音像公司递小样,中间人委婉告知“对方喜欢传统的中国大美女,大眼睛双眼皮”。她火了,“唱歌好的女歌手都不漂亮,我不好看,但是我美,我身体里散发着一股磅礴的美!”

她去云南音像公司的棚录了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在录音室遇到同样年轻的王菲,她正在棚里模仿邓丽君。当时中国迎来文体艺术的全面开花,1979年,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一年赚了80万,那时张蔷妈妈的工资一个月才十几块​‍‌‍​‍‌‍‌‍​‍​‍‌‍​‍‌‍​‍​‍‌‍​‍‌​‍​‍​‍‌‍​‍​‍​‍‌‍‌‍‌‍‌‍​‍‌‍​‍​​‍​‍​‍​‍​‍​‍​‍‌‍​‍‌‍​‍‌‍‌‍‌‍​。因此,尽管张蔷是新人,公司仍决定制作60万张《东京之夜》。

闭塞的社会环境与民众膨胀的精神需求剧烈撕扯。张蔷记得,那时一个歌手要出唱片,要把小样送到音像公司去,由音乐编辑决定。她朋友从日本弄了一张谷村新司的专辑,骗编辑说是自己的小样,对方完全听不出来,“他根本不知道谷村新司在国外多红。”

国内创作有限,翻唱成为当时最主流的音乐形式,借用外国歌曲旋律,填入中文歌词,重做编曲,录制发行——一批歌手因此走红,张蔷是其中之一。她的音乐积累与音乐审美派上了用场,专辑曲目主要由张蔷定夺,由出版社组织人马译词或填词,再配器、演奏和录音。签约后,张蔷拿到1400块钱,比她妈妈一年的工资还多。

开始录的时候,张蔷已经知道自己一定可以火。“我是那一代年轻人,知道那一代人喜欢什么,所以我特别能把握这个脉搏。音乐很简单,就是你的审美观。旋律跟节奏并重就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律动不明朗,旋律模棱两可,就是会被世人遗忘的作品。世界上好听的迪斯科音乐都有让你复刻的能力,像《巴比伦河》,年轻人都听这个。根本就忘不了,这就是它成功的原因,所以我就延续这个风格,前面不难听,副歌一定要美,大家就等着那个高潮一下,音乐是有高潮的,那是激动人心的一刻。”

张蔷设计了自己的造型,专辑封面上,她留着当时罕见的爆炸头,穿红色T恤,配红色抹额。60万张专辑迅速售罄,云南音像又给了她8000元,她花了50块给自己买了一条黑色土布超短裙。云南音像迅速开始制作张蔷的第二张专辑,数量加到250万张,录制时,录音室旁边工作人员等着她唱完,送到楼下生产,卡车在门外等,生产完了就运走,发往全国的音像店。

张蔷进入了流水线演唱时期,最多的一个月录了四盒歌带。她形容那段日子是“钻棚子”,每天都在棚里,工作人员看到她头都不会抬一下。一张专辑14首歌,她每天学两首,白天在家练,下午4点进棚,6个小时后结束。“我肯定是那时候中国唯一以这样速度工作的歌手。”数以百计的欧美、日本、中国港台歌曲出现在张蔷的声音中,尽管相对粗糙的制作水平、流水线的速度和合作者的审美水平让她的作品质量起伏不定,但她将国人闻所未闻的歌曲打包,以她的黄金点嗓音呈现,让它们成为了“张蔷的歌”。这些歌曲传遍大街小巷,发廊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店铺里响起“每当我走过这间咖啡屋……”,她的声音嵌入80年代,成为时代的背景音乐。

这一时期的张蔷,是音乐市场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多年后她回忆往事,称当时是自己“最辉煌的时候”,“音乐圈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唱什么全国人民听什么。”

“下一个时代是崔健的”

走红后,声名迅速将张蔷包裹,但随性的一面让她得以免受侵蚀。

参加海淀区的歌唱比赛后,她受到后来成为黑豹乐队经纪人的郭传林的关注。郭传林邀请张蔷一起“走穴”。 张蔷和他签了约,八块钱一场。她是最早受到合约保护的歌手,不算规范的合约是后来很多合约的雏形。

张蔷跟着郭去了河南三门峡。三门峡多铁矿,沿途山脉都是红的,她以为自己到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地方。一行人住在剧场后面的小房子里,六张床,都是上下铺。

第一场演出,别人穿着规矩的白衬衫和百褶裙,唱花鼓戏、民歌,张蔷裹着黑丝长袜,唱了《请到天涯海角来》、《伤心的电影》,一首外国歌、一首邓丽君,观众反响热烈。第二场不让张蔷上了,当地文化局局长说她的节目“有毒”。接下来一周她没有了收入。刘晓庆也在团里,每天晚上抱着枕头睡,里面都是钱。

出专辑走红后,张蔷偶尔也会接一些走穴的活儿。有次遇到节目安排不够,她已经唱了8首了,还没到原定两个小时的演出时间。观众往台上扔酒瓶子和砖头,吼着要看张蔷。演出方最后让现场观众拿着票根,到后台排好队看张蔷。张蔷坐着,观众从左边的门进,看她一眼,从右边的门出。

最后一次走穴,张蔷在首都体育馆参加一次拼盘演出,倒数第二个出场,她的名字照例引发全场欢呼。那次演出,尚未组建零点乐队的周晓鸥、鼓手二毛、吉他手大毛给她伴奏。场上挂着迪斯科球,舞台和座位亮晶晶的。张蔷唱完,观众往台上扔硬币,它们和迪斯科球射出的光交叠,空中地上亮晶晶的,“跟银子雨似的,特好看特浪漫。”

张蔷的妈妈在她出道之后成为她的经纪人,其中一个任务是接待找上门来的歌迷。一位山东口音的青年常来,说自己写东西,希望能合作。张蔷记得,送这位山东青年出门时,他的背影看着很辛苦,名字也透着苦。

平日,张蔷会去舞厅,当时只有丽都酒店、北京饭店、西苑饭店、昆仑饭店里有,只能外宾或持港台证件的人进去。舞厅里放着麦当娜的歌,一群最时髦的年轻人喝着可乐和进口橙汁,听到喜欢的歌会冲下舞池跳舞​‍‌‍​‍‌‍‌‍​‍​‍‌‍​‍‌‍​‍​‍‌‍​‍‌​‍​‍​‍‌‍​‍​‍​‍‌‍‌‍‌‍‌‍​‍‌‍​‍​​‍​‍​‍​‍​‍​‍​‍‌‍​‍‌‍​‍‌‍‌‍‌‍​。

高强度的工作让张蔷体力不支,她也对自己野蛮的、不成体系的翻唱方式产生厌倦。同时,她的音乐敏感再次跳出来,告诉她翻唱的路可能走到头了。“没人给我写歌,适合我歌路的歌、好听的歌我翻唱得也差不多了。当时的直觉是,翻唱已经完了,接下来是要拼原创的时代了。”

一年后她怀孕回国,在录音棚碰上崔健在录《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跟朋友说,这人肯定红,下面这个时代是他的。

张蔷在宣传册上看到了澳大利亚珀斯的照片,上面有令人向往的阳光、沙滩和海浪。她瞒着所有人,办好了去珀斯的手续,尘埃落定后告诉朋友和家人出国的打算。有出版社找到她,希望抢到她出国前最后一盘盒带的出版权,条件是给她一个四合院。

走之前,她在秀水街换了5万美金的现款,整条街一天只有几千美金,她让当时的男朋友去换了一个星期。过香港海关时,拆开行李箱数钱对数,工作人员问她带这么多钱出去干什么,她答学费和生活费。对方说“祝你学业有成”。

至此,张蔷在国内失去踪迹,之后几经起落,直到2013年签约摩登天空,和新裤子乐队合作,才在音乐上迸发出新的光彩。

张蔷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高峰集中于1984到1987年,后来的年轻人很难感知到当时张蔷让人着魔的吸引力,影像的缺乏与主流媒体的忽略让她一度悄无声息,即便再度复出走红,年轻人对她过往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吓人的唱片销量和她现在的采访中,她的言语在有限的回溯中,她的话让人心驰神往,却又难辨真假,一如八十年代之于80后和00后。

作家韩松落称,她让人们看到,一个时代没那么容易断腕般离去,也不会悄无声息地沉没。她所提供的心理慰藉,给她的新形象附加了更多复杂的况味,也让她的“80年代神话”再次加固。

她感念八十年代对自己的意义,“八十年代很贫瘠,但就因为贫瘠吧,得到过的东西会印象特别的深。”她只红了几年,随后就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有人问张蔷,过去像不像一场梦,她否认。“我付出过,非常努力过,所以当时的成功不是泡影,放弃也是自己的选择。八十年代的贫瘠,八十年代的饥渴,八十年代的奋斗精神,八十年代最早富起来的人的享受—— 我都享受过。够啦,知足。”

“迪斯科一直没有离开,就像我一样”

人物周刊:你最早出名,那时候主流媒体没有报道你,但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们提到80年代的音乐,很多媒体都会把你拿出来当作一个样板。

张蔷:我是一个奇怪的案例,少年得志、大器晚成全占了,这俩矛盾、冲突,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但我是经过沉淀才大器晚成的,我少年是得志,但我离开了,我要不离开我也不一定能成什么大器晚成,我也臭了,但我经历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成名。

人物周刊:你说的大器晚成是指?

张蔷:我被年轻一代接受,因为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接受的太少了,没有什么新作品推出。我特别喜欢跟年轻人合作。音乐不光是为老年人服务,更多为年轻人服务,他们需要这种能力和动力,需要这种动感,尤其是迪斯科。其实迪斯科是80年代的说法,迪斯科就是一个老爷爷,一个祖宗,子子孙孙,像电音啊全是迪斯科根基,迪斯科一直没有离开,就像我一样,没有离开,但是该回潮的时候跟年轻人嫁接,站在时代的前沿,因为有些年轻人他纯听国外的东西他不接受,咱们转换一下,变成自己民族的东西,这种比较洋气的新时代的象征,我觉得挺好的。这是我认为我大器晚成的一个理由吧。能被现在的年轻人接受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人物周刊:继续刚才那个话题,你当时虽然没有主流媒体关注,但是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顾那个年代,反而大家都会说到你。

张蔷:对啊,因为现在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老的不接受我们的那批已经下去了。80年代确实有一些东西很美好,包括人的感情,特别纯真。我能为你两肋插刀,没有什么钱的事,你就记得我是你哥们,我对你好就行了,现在的人做不到。好多人问我,你觉得80年代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我说80年代好像就是我为你做什么没那么多附加条件,但是现在没办法,大家都要生存。那时候我们北京的孩子,上你们家吃剩饭去,掀开报纸都是他爸爸妈妈哈喇子,现在谁吃啊?小时候我们都吃。我觉得是一种光荣的事,还是一个占便宜的好事,“你们家有剩饭吗,有啊,走。”那会儿我们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不结婚就是耍流氓。反正就那会儿情感是真挚的吧,审美观也是比较偏洋气的,偏欧美的,这些流行音乐就是欧美过来的,那会儿我们玩纯正的流行音乐,没添加别的。

人物周刊:别的是指?

张蔷:就是加入民族概念。民族概念跟流行音乐挺冲撞的。那会儿我们尝试过之后,大家开始先玩纯的音乐,慢慢就开始膨胀了,加入民族音乐,最后还弄了个迪斯科《智取威虎山》,创新意识挺好的,想法是对的,但是音乐一出来就没那么美。

人物周刊:2013年发布新专辑的时候你有重回当年的感觉吗?

张蔷:没有那种感觉。我不觉得它会火,但是签了摩登了嘛,要有一个音乐作品出现,你还是一个歌手,歌手要有自己的专辑出来。后来和新裤子合作,他们也说蔷姐我们为您做的也竭尽全力了,我们就这么多都拿出来给您用了,能不能成功就听天由命了。当时唱的时候我希望更好,但是回家听这个专辑,我发现我喜欢来回听,来回听不烦,说明有可能是个好专辑。

人物周刊:这些年你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自己音乐的期许?

张蔷:现在音乐种类多,年轻人被瓜分了,不像我们那会儿特集中,一出来一个所有人都喜欢往上冲,现在音乐的形式好像这波喜欢土嗨的,那边喜欢迪斯科的,这边喜欢电音的,这边喜欢民谣的,好多种类,吃啥的都有。我这种风格还是有一帮人认可的,太黑暗的可能不喜欢我,那我也不在乎那帮人了,你可以不喜欢我没办法,我也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我,有喜欢我的我也就挺知足的。

人物周刊:你会觉得遗憾吗?

张蔷:没遗憾,反正我有钱花就行了,不关注那么多事。我脑子比较简单,我不想成大名成大家,弄得多辉煌,多辉煌不也得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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