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媜 钻进自己房间的片刻安宁里,我必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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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现实”像一条狼犬,“你不驯服它,它就吞了你”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陈晓妍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简媜

台湾宜兰人,散文作家,曾任《联合文学》主编、大雁书店发行人等​‍‌‍​‍‌‍‌‍​‍​‍‌‍​‍‌‍​‍​‍‌‍​‍‌​‍​‍​‍‌‍​‍​‍​‍‌‍‌‍‌‍‌‍​‍‌‍​‍​​‍​‍​‍​‍​‍​‍​‍‌‍​‍‌‍​‍‌‍‌‍‌‍​。作为台湾第四代散文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被誉为“台湾文坛最无争议的实力派女作家”,曾获吴鲁芹散文奖、时报文学奖首奖等多项台湾文学大奖,其文字典丽灵诡,曾入选海内外多种文学选本,著有《水问》《空灵》《胭脂盆地》《红婴仔》《女儿红》等​‍‌‍​‍‌‍‌‍​‍​‍‌‍​‍‌‍​‍​‍‌‍​‍‌​‍​‍​‍‌‍​‍​‍​‍‌‍‌‍‌‍‌‍​‍‌‍​‍​​‍​‍​‍​‍​‍​‍​‍‌‍​‍‌‍​‍‌‍‌‍‌‍​。

作家简媜住在台北市南边一个叫木栅的地方​‍‌‍​‍‌‍‌‍​‍​‍‌‍​‍‌‍​‍​‍‌‍​‍‌​‍​‍​‍‌‍​‍​‍​‍‌‍‌‍‌‍‌‍​‍‌‍​‍​​‍​‍​‍​‍​‍​‍​‍‌‍​‍‌‍​‍‌‍‌‍‌‍​。这里离出产文山包种茶、铁观音的“猫空”茶山很近,景美区的溪流经此处,沿着河堤散步,抬头看得见台湾政治大学校区及半空中的猫空缆车。

每次散步遥望猫缆车厢,她总会想起曾经某次,在缆车里见证一对情侣求婚的情景。那对年轻的眷侣来自西安,一车厢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却因为这样一场意外的爱的仪式,凭空地产生了一段亲人般的短暂联结。在海拔近300公尺的半空,每个人都满含笑意地给出了自己的祝福,简媜亦是。走出车厢,互道再见,重归陌生人。方才“瞬间迸发的熟稔与欢喜”仿佛是几世以前的残影、“往昔美善的回音”,偶然地在群山秋景中相会片刻后即消散,唯留天地为证。

在《我为你洒下月光》里,她记下过这段故事。她写散文,从自己的人生现场中撷取时空人事景物,再提炼出真情至理,用她的话说,“吸引情感质地相同的人进入这一场心灵深戏”。散文作家的自我是无处可匿的,没有什么比文字更适合走进她的世界,在作品里,你便了解了她的一切——

从1961年到1976年,她人生最初的15年被台湾宜兰的兰阳平原滋养着,读书耕种、夜听虫鸣入梦。家族里男性去世得早,阿嬷先后丧失三代亲人,也意味着简媜早年丧父。“轻飘”是对她极大的误解——她的文字空灵秀美,但底子是厚重,少年时期就已见证过波澜壮阔的人性,像毛巾浸了脏水,脏水拧滴,质重还留着。

文字这匹野兽,她学着驯了30年,却是用了至今为止58年的人生来浇灌。她的散文处女作发表在高中时期,念台湾大学国文系期间出了第一本散文集《水问》。她自认那是她的断代史,是只属于大学少女时期的文字。我第一次读到简媜也是那个时期。大学里的前辈教我们判断,从封面的损旧程度便能看出作品的被阅读程度——大学图书馆里,简媜的散文集摆了满排,书皮褪色、书脊开胶,显然是相当受欢迎的一档。

“当三毛离我们远去,现在我们枕边放着的,是简媜。”那些书上印着这样的言语。学者徐学将台湾散文作家分为四代,第一代是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五四时期作家如梁实秋、林语堂,第二代于1940年代登上文坛、承继“五四”余韵,第三代中坚力量以余光中、杨牧、张晓风、三毛等为代表,而简媜,属于被称为“新世代”的第四代——50年代后出生,经历了台湾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性变迁,80年代后在文坛展露锋芒。他们的童年里保存着最后的农村经验,青少年后迎来现代城市经验的洗礼,同时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与现代的转向——这几乎是简媜成长经历的时代写照。

在为数廖廖的能在大陆出版业分得一杯羹的台湾散文作家中,简媜的名字越来越常见于书店与图书馆的架位上,逐渐成了当代大陆青年学子在某一段时期的文字汲养。在我读中文系的个人经验里,那是中文系女生宿舍睡前卧谈时会用夜间电台般的悠悠声线念出来的文字,当时只觉得字句的组合怎么可以这么美,咂摸在唇齿间的节奏和韵律都是有余味的。再后来,心境渐渐远了,似乎再也没有了重读简媜的念想。

采访时我忍不住问她,你会觉得自己作品的生命力是有阶段性的吗?她很快说,当然。“我再也回不去《水问》的。”她说,“我曾经是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可是现在我毕竟是五十多岁了。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我曾经爱过她,但是她已经离我而去了,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都如此了,读者更应该是如此。这是时间给我们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美好的事情。”

时间确有一双鬼斧神工的手。她曾以为自己将独身度过下半生,甚至为自己安排好了养老保险等种种不至让自己凄凉度晚年的措施,在与朋友的论争中,以现代独立新女性的立场言说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大学毕业后曾在出版社做编辑,尽管是长发长裙,但同事都唤她“简兄”,一杯曼特宁喝完必吞云吐雾,自言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坛,不得不“像个男人”。

没想到34岁那年,经朋友介绍遇见数学家姚怡庆先生,几乎是一拍即合,越走越像夫妻,不出三个月闪婚,做了母亲,推翻了先前的一切信誓旦旦。

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做了儿媳,简媜只能见缝插针地成为作家简媜。在家庭和自我之间,她自言找到了平衡之道,比如不抱怨,比如把自己变得非常能干——“可你不要再问我如何把自己变得非常能干了。”她大笑。

她趁清晨家人未醒时写,在任何可以写的地方写,找所有找得到的零碎时间写,只要凝神进入状态,人声鼎沸也影响不了。她说“活生生的现实”像一条狼犬,但她毕竟老练了,“懂得叫它趴下、不许动”,因为“你不驯服它,它就吞了你”。

她在脑子里规划了好些房间。一间装着原生家庭,一间装着公婆,一间是丈夫,一间是孩子……哪个房间有问题了,就进去解决,解决完了门一关,就忘记,然后进下一个有问题的房间。在房门与房门之间奔波的空隙,获得短暂的和谐与平静时,她才可钻进只属于自己的那间房:“对我来讲,我必须写作。”

大地之母

人物周刊:你的新书《我与生命悄悄对谈》是你唯一一本散文自选集,开篇收录的三篇都是与阿嬷相关的作品。家族叙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怎样影响了你写作的母题?

简媜:曾经有人讲过,作家一生当中一定会有一本书,是返回他的童年的,是他的成长自传,只不过也许在散文作家当中,这样的现象更明显而已。我很小,父亲过世了,整个家庭其实等于是掉入到黑暗的谷底,孤儿寡母是从谷底慢慢往上爬的,爬的过程中,冷暖自知。

为什么我阿嬷、我妈妈在兄弟姐妹当中,成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我觉得她们身上是有非常丰沛而坚实的“地母精神”。大地之母是要孕育万物的,任何一颗很瘦弱的种子,都要让它发芽成长;大地之母也是扮演着牺牲的角色的,它把土壤的养分提供给了植物,植物才得以慢慢地往上生长。大地之母带来的是爱,而不是仇恨​‍‌‍​‍‌‍‌‍​‍​‍‌‍​‍‌‍​‍​‍‌‍​‍‌​‍​‍​‍‌‍​‍​‍​‍‌‍‌‍‌‍‌‍​‍‌‍​‍​​‍​‍​‍​‍​‍​‍​‍‌‍​‍‌‍​‍‌‍‌‍‌‍​。正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童年成长过程当中所吃过的苦,最后都变成了甜。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种地母精神,有影响你作为女性的角色承担吗?

简媜:有。我也不晓得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影响,就是我们比较会宽容地愿意站在牺牲的角色,遇到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不会逃避,不会推诿责任,甚至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站在第一现场去寻求、解决问题。我也必须要老实讲,在台湾,我也观察到,随着社会更加开放和进步、商业化跟科技化,其实女性变得比较看重自己的个人处境跟利益,她比较不愿意去担负起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责任。所以现代女性不婚不育的变多了,因为家庭也好,孩子也好,都要求你必须牺牲。

我的意思并不是苛责,换个角度看,现在的女性是比我的世代,或我之前的所有世代,拥有有史以来最开阔的自由,她可以决定去完成她自己。但(就我自己而言)从我的上一代或我的上上代来的,她们这种地母精神是影响着我的。

人物周刊:你做这样的选择,觉得自己的完整性在哪一部分有失落掉吗?

简媜:我已经要进入到初老了,要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到目前为止,我回过头去看,从进入婚姻到现在这二十多年中,为了守护自己的文学梦想,为了实践自我的生涯,应该说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跟自我调整。

进入婚姻之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那是非常感动的。你寻找了爱情的一个归宿,找到一个知己跟你一起建立了家庭。但是家庭不是植根在天堂的,家庭是在人间的。为什么说很多人进入到家庭里面,走得那么泥泞不堪,甚至寸步难行,因为他把婚姻当天堂在理解。其实不是,婚姻就是在现实的土壤上,你必须要胼手胝足,必须要筚路蓝缕,必须要开疆拓土的,这当中多少是劳动、工作,它绝对不允许你轻罗小扇、穿得漂漂亮亮地去扑流萤。而人每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我当然也经过这样的一个对峙或者说对立的阶段。这个问题要自己去寻思,就是我要放弃其中一个,或者是我愿意去寻找一个平衡之道。家庭是我选择的,我必须为它负起责任。如果只看到自我、只看到自己的感受,而忽略了对方,那不是我赞许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所以寻思平衡之道是现代女性在类近于“五马分尸”的现实状态当中,既能够安顿好现实的家庭,又能够安顿好她内心那种澎湃的事业梦想的方法。我只能说我很幸运,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我的平衡之道。

人物周刊:经历了这样的对峙阶段后,慢慢找到平衡,会给自己的文字带来变化吗?

简媜:倒不是文字上的变化,而是这种自我锻炼久了之后,其实人的触觉会比较敏锐,也就是人变成可改变的、可调整的、可协调的,而非不可调整、不可协调,就是你保持着相当的弹性。

弹性这两个字看起来稀松平常,运用起来真的很关键。人必须在他自身的生活与梦想之间,在现实与理念之间,在成功与破灭之间,在追寻与失落之间,在很多个对峙之间,保持你的弹性,不过度地整个栽进去其中一个固定的陷阱。你栽进去之后很难攀爬出来,攀爬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关在那个局限里。当你关在一个局限当中,不可调整、不可协调、不可理解、不愿意去做任何更动时,你把你自己捆绑了,那会带来痛苦。

私领域最终伸向公共

人物周刊:从题材上看,你这本自选集似乎比较多聚焦私人化叙事。你怎样思考散文写作中私人与公共的关系,有过感到困惑或需要取舍的时候吗?有对暴露自己感到过羞赧吗?某种程度上这需要极大勇气和坦诚。

简媜:我觉得不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想想两个词汇,一个叫真相,一个叫真实。我认为真相是法律层面要厘清的事情,但文学家处理的是真实内心的事情,是感受的事情,是伤痕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或轻或重而已,或多或寡而已。

重现伤痕是为了寻求治愈,寻求疗愈,甚至寻求和解。由写作浮现你自身的伤痕,并不是为了讨他人的同情,不是要彰显我自身所承受的冤屈,而是为了呼唤那些跟你一样、带着同等伤痕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疗愈的方法。

尤其是散文,我一直很强调,散文文类跟我们现实生活是比较贴近的,所以确实也比其他文类更容易显现他的人生经历。那些经历中有些是宽余的路段,有些是坎坷的路段,通常在坎坷的路段中,我们最能够看到内心的幽微变化跟面相,那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是它也有怀抱珍藏的地方,那藏的就是从最卑微的人性当中所显露出来的神性,那种高超的、道德的德性。作家要挖掘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说会羞赧吗?大概我不会用羞赧来形容它,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为了疗愈。还有跟公众的关系,我想有野心的作家或一个有自我期许的作家,一定不会只停留在书写自己的私人领域,他的笔必然会触向一个社会的变化危机,甚至去洞悉历史事件。我在《天涯海角》里有一篇《朝露》,四万字,背景是1895年日军登陆台湾后在全台进行大屠杀,那篇就是我通过一个后代台湾子弟的角度,来看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场血战。

人物周刊:你更愿意以哪个维度作为衡量自己写作价值的标尺?

简媜:我想一个有自我要求的作家一定会两个领域都探索的。换个角度看,私人也离不开公众领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自己有小孩,教育问题是你关起门来能决定的吗?它一定要碰到公领域对不对?到了我更成熟的一个写作的生涯之后,我的私领域一定会伸向公共的,最后开展在公领域的这一个大的范畴里面,公私已经交融在一起了。

在森林捕捉精灵,或者昆虫

人物周刊:你逐渐探索文字风格的过程是怎样的?

简媜:我想我对文字的警觉性很早就开始了。我念书时最爱读的就是国文课本,尤其是古典诗文。那时候台湾国文课本编得真好,偏重文言文,白话文也有,老师都讲解得非常到位、非常精彩。学生时代,觉得念这些古典的诗词,感觉像荡秋千,很晴朗,它把我荡到了一个摸不着的、看不到的、但是我知道的地方,我进入到那个地方去了,那种感觉是很细腻、很愉悦的。

等到我自己高中开始写作时,尤其在大学念中文系,我接触到的知识、阅读的古典作品更多了,我会要求自己在文字方面更精确、细腻,会意识到文字不要累赘。

人物周刊:你自己经历了改正累赘习惯的过程?

简媜:刚开始一定有,你会觉得你要去驾驭,尤其当自己有很丰沛的情感、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悟时,你终究要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一个驾驭的过程,好像你开一部大车一样,你要掌握那个方向。

在驾驭文字初期,确实也容易为抓不到确切的文字而苦恼,只能靠着多练习​‍‌‍​‍‌‍‌‍​‍​‍‌‍​‍‌‍​‍​‍‌‍​‍‌​‍​‍​‍‌‍​‍​‍​‍‌‍‌‍‌‍‌‍​‍‌‍​‍​​‍​‍​‍​‍​‍​‍​‍‌‍​‍‌‍​‍‌‍‌‍‌‍​。我从来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我会用自己的方式从头到尾念一遍。不见得把它念出声音来,但我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念一遍。我们的声音确实是很好的矫正器。

人物周刊:古典诗词对你语言风格的形成具体有怎样的影响?

简媜:我在古典诗词当中开始参悟,参什么?像佛家参禅一样去参这些伟大的诗人词家,如何用最精简的文字,却达到那种极丰富的内涵。我大学时很喜欢玩这种游戏,从古典诗词中看这些伟大的作家诗人们,如何找到文字那种最奥妙的联系,使得寥寥数字间传达出永垂不朽的意境。有没有很了不起?这种游戏或者说体会深刻、丰富一点的时候,它一定会带动你在写作上的转变。

人物周刊:如果要形容创作过程中撷取字词句的过程,你会用怎样的比喻?

简媜:就好像在原始森林当中,你要捕捉精灵或者动物昆虫一样。依照不同的题材,你要捕捉的文字的属性不一样,这也是我在写作当中觉得很迷人的部分。我曾经对我自己有一个期许,我希望在写作时我拥有猎人的冷静跟猎犬的躁动。猎犬当然要寻找猎物的了,寻找不同属性的文字也是寻找猎物的一种。

人物周刊:除了古典文学,对你影响深远的中外作家或作品还有哪些?

简媜:我比较常读的还是一些老作家的作品,不骗你,我已经老得相当老了,但有时候我甚至还回过头再去看一看沈从文、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倒不是说要从他们作品当中再学习什么,我是被一个人、一个作家如何在他的时代当中,能够安然自处,在最困顿的时候犹能够发光发热这件事情(打动),我觉得从前辈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一些示范。

人物周刊:就你对当代台湾文坛的观察,会有疲软的感觉吗?

简媜:我必须说我在文坛像一个幽灵人物了。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江山代有才人出,因此我不会用“疲软”去形容它,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实验性。有些新生代的作家,他刻意要安排口述的文字、口语的言说方式,故意造成某种无厘头、滑稽或者是错乱的效果,那表示他们看待书写,不管是文字使用或书写策略,都比前面的世代更加宽广自由。

可是你说这种宽广跟自由,最后会使得这个世代收割什么样的作品,有待观察,这必须要时间使它慢慢成熟,或发展稳定。

人物周刊:你会觉得自己已经充分实现或探索写作的价值了吗?会不会感到作为创作者的局限性?

简媜:写作的价值是永远探索不尽的。我常常觉得在写作的路上,我是长途跋涉孤独一人的。作家,只要他对写作的自我探索欲望还没有止息,只要对社会的观察仍然好奇,只要于人生的思索仍然觉得鲜活、觉得澎湃,那么这个作家仍然活着。这个指标,就是我用来检验自己的。

我目前觉得自己的天花板还没到,我也尽可能地把天花板提高一点,天花板是可以提高的。

人物周刊:那努力跟天赋的关系,你怎么看?

简媜:天赋比努力更关键一些,在艺术跟写作上。有些人非常努力,但是你就看到那口井的井水就已经满了,因为它的井就是这么大。从事所有创造的工作,天赋必须要像湖泊一样,慢慢地经过作家自我的锻炼,最后达到像海一般的感觉,就是《念奴娇》里苏东坡开展的那样一种气魄、格局跟境界了。

所谓海,应该就是自己的脑海——是否不再澎湃,思想的动力是否朝向凝固了,对新事物是否一味抱持否定态度,而不是好奇它如何形成?那种好奇就如同,因为看到一抹尖尖的影子,被诱发起了好奇心,伸手往前一摸,竟然抓到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蟒蛇。永远写作,在艺术创作的领域当中,要保持这样高度澎湃的活力,就是天赋不断在自我提炼的状态了。

作家的心是朝向世界而开放的。这几十年对我来讲,所谓努力,是我更认真地去经历自己人生的轨道。就像你不出门,你怎么知道外面是风是雨呢?室内没有天气,可是写作必须要天气的,是刮风是下雨,你必须要经历才能体验,有了体验你才能思考,有了思考你才能结晶,就是化漫天的烟尘归思想的凝露。我想这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对自己永远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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