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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监督员:很多人不过是把工作和生活中的气撒在垃圾上罢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菊姐觉得垃圾分类监督员与其说是和垃圾打交道,不如说是和人

文 李雨

11月16日上午,广州沙园广重小区三街北垃圾投放点,一手牵孙子一手拿垃圾袋的老爷爷,单车篮子里装着三袋不同颜色垃圾的阿姨,用两根手指拎垃圾袋、中间垫了块纸巾的年轻女孩……近十人挤在约两平方米的垃圾投放点,破袋,选桶,扔垃圾……其中身穿红色马夹、戴着一次性手套、拿着一把约60厘米长的钳子拣垃圾的,便是垃圾监督员菊姐​‍‌‍​‍‌‍‌‍​‍​‍‌‍​‍‌‍​‍​‍‌‍​‍‌​‍​‍​‍‌‍​‍​‍​‍‌‍‌‍‌‍‌‍​‍‌‍​‍​​‍​‍​‍​‍​‍​‍​‍‌‍​‍‌‍​‍‌‍‌‍‌‍​。

两个多月前,沙园社区施行楼道撤“桶”并升级垃圾投放点​‍‌‍​‍‌‍‌‍​‍​‍‌‍​‍‌‍​‍​‍‌‍​‍‌​‍​‍​‍‌‍​‍​‍​‍‌‍‌‍‌‍‌‍​‍‌‍​‍​​‍​‍​‍​‍​‍​‍​‍‌‍​‍‌‍​‍‌‍‌‍‌‍​。闷热的傍晚6点,菊姐来到垃圾投放点,打开餐厨垃圾桶,迎面就是糊成一团的厨余垃圾浮在偏黄的汁水上,夹杂着纸巾、餐盒……酸味、馊味、甜味、苦味一起涌上来,穿过一次性口罩,闯进鼻腔,脑袋有一瞬间是麻的,酸馊味让人反胃​‍‌‍​‍‌‍‌‍​‍​‍‌‍​‍‌‍​‍​‍‌‍​‍‌​‍​‍​‍‌‍​‍​‍​‍‌‍‌‍‌‍‌‍​‍‌‍​‍​​‍​‍​‍​‍​‍​‍​‍‌‍​‍‌‍​‍‌‍‌‍‌‍​。周围围着十几个看热闹、等着扔垃圾的居民。菊姐戴着口罩,套了一双包住手臂的塑胶手套和一双耐磨棉线手套,“我不知道是抓还是不抓?”所幸,那天没有腥得让她作呕的鱼肉。

从那之后,每天早上7点,菊姐都带上一叠垃圾分类登记表和一叠一次性手套,来到垃圾投放点守“桶”。

这是一个24小时垃圾投放点,有六个垃圾桶——两个其他垃圾桶、两个餐厨垃圾桶、一个可回收垃圾桶和一个有害垃圾桶,旁边配备了洗手池。早上7点,全部垃圾桶打开,晚上10点之后只留一个其他垃圾桶和一个餐厨垃圾桶打开。

开工之前要在投放点的小白板上,写下昨日的垃圾投放情况,采访当天写下的数据是,219户当中有209户投放准确,成绩较好——“超过一半就算比较满意。”

正式开工,每来一个倒垃圾的居民,菊姐就迅速在登记表上用“正”字记录。二十分钟后,垃圾车就来进行当天的第一次收运垃圾。一般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比较多,一天要收5次以上,可回收垃圾一天收一次,有害垃圾十天左右收一次。

半个小时后,小型道路高压清洗车就过来清洗垃圾桶。有时居民的餐厨垃圾不小心洒在了垃圾桶边上,环卫工人或菊姐会及时擦拭干净,“就和你吃完饭要擦桌子一样。”

“扑通”一下,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将一黑色垃圾袋直接扔进其他垃圾桶里。“垃圾分好了吗?”菊姐下意识问道。“都扔了九十多次了。”小伙子转身走开。菊姐拿着钳子过去,打开发现一堆生活垃圾里面有个易拉罐,她捡起易拉罐放在可回收垃圾箱里。

“纸巾要分出来哦。”一个老奶奶打开那袋餐厨垃圾准备倒入餐厨垃圾箱里,菊姐瞥见藏在一堆菜头菜尾里的白色餐巾纸。“很多人吃完饭就习惯性把饭桌上的垃圾全当作餐厨垃圾。”

“玉米棒和玉米衣是其他垃圾。”

“这个口服液瓶子要放在有害垃圾箱里。”

“动物粪便不是餐厨垃圾。”

“这包没开封的燕麦,要先打开,倒入餐厨垃圾箱里,袋子是其他垃圾。”

刚开始施行垃圾分类,类似的话每天要说两百多次。施行两个多月后的今天,每天只需要说十几次。如今,菊姐心里有底,年轻人的接受程度较低,年纪大的人比较愿意分类垃圾。

周末的上午从7点值班到9点,只有零星几个人不分类垃圾。工作日就稍微差些,“上班一族”大多数都不分,一大袋直接扔进垃圾桶就匆匆跑开,留下一句“赶着去上班”。

晚上的守桶时间是6点到9点。有个阿姨拎着两袋垃圾,一袋往其他垃圾桶里扔,接着拎起另一袋餐厨垃圾,小心地破袋,扔进餐厨垃圾桶里。“啪”一声,不对劲,“阿姨,你这袋垃圾是不是有螺?”菊姐闻声就反应过来,凑到垃圾桶前一看,原来是花甲壳。在告知阿姨螺、花甲等贝壳类属于其他垃圾后,菊姐和环卫工人一起开了锁,拉出垃圾桶,一米六多的她踮着脚,拿着钳子,从一米二高的垃圾桶里将花甲壳逐个拣出来。“这吃了一斤花甲吧。”她不忘和环卫工人打趣道。

菊姐在居委会做过四年治保主任,日常的工作就是处理街坊的事情,八十岁的老奶奶被骗了十几万;邻里之间因加装电梯闹矛盾;楼上楼下的住户因为漏水问题争吵;一家人为谁来照顾生病的老母亲闹翻……家长里短,琐碎,闹心。

今年8月底,广州沙园环监所要组建一支垃圾分类监督队伍。起初只说监督员负责宣传和指导居民分类垃圾,菊姐觉得可以,上了三四次培训课,学习了垃圾分类的知识以及了解容易混淆的垃圾,就上岗了。

“最初没想到要守‘桶’的。”守“桶”之初,家人都叫她要全副武装。第一次守‘桶’结束,她第一时间扔掉套在最外层、沾满餐厨垃圾汁液的棉线手套,跑回家洗澡。“洗完还觉得自己全身都是酸馊的味道。”

如此度过了一周,她每天都换新的棉线手套,早上九点守完“桶”,中午那顿肯定是吃不下了,连续喝了十天白粥作午餐。

这种情况得以缓解是源于一回和同事的交流。“放在餐桌上就是食物,好吃;餐厨垃圾不过是换个地方换个名字而已,其实都是食物。”这么一说,菊姐觉得有几分道理,如此一想便卸下了口罩和手套。

在菊姐进行自我心理建设期间,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开始只有三四户愿意分类垃圾,十天左右,超过一半的居民都愿意分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菊姐觉得垃圾分类监督员与其说是和垃圾打交道,不如说是和人。

有的人拿着一大袋垃圾,扔下就跑,遇上环卫工人和监督员劝说也不理会,有时还瞪环卫工人一眼,“你要分是吧”,说完就将整袋垃圾直接塞进餐厨垃圾桶里,环卫工人只好将垃圾桶拉出来,将袋子从餐厨垃圾里捡起来,逐件分类。

菊姐看不惯这种行为,“分不分垃圾,你都得尊重人。”有四年调解街坊纷争经验的菊姐,对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自己辛辛苦苦分好垃圾,拿下楼是给环卫工人拿去卖钱的。听着那个男人嘟嘟囔囔,菊姐回了他一句,“可回收的垃圾你可以自己留着,叫人上门收!”

还有一回,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拿着垃圾,站在距离垃圾桶一米之外就想扔进桶里,菊姐阻止他。他冲着菊姐说,“我怎么说都是个小老板,去外面出差别人都对我毕恭毕敬,现在每天对着垃圾搞个半天。菊姐反驳道:“每户居民都要这么做的。”

“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买这里的一平方米吗?大不了多交点物业费。”

“如果你觉得麻烦,你可以请钟点工来扔垃圾。”

垃圾分类施行的时间还不长,菊姐理解大家需要时间过渡,也知道很多人不过是把工作和生活中的气撒在垃圾上罢了。

情况也不尽是那么糟糕,楼道撤了桶,老鼠蟑螂少了;垃圾分了类,崭新的垃圾分类站,不再臭气熏天。渐渐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有些居民路过垃圾分类站,会停下来看其他人扔垃圾有没有分好类;一些邻里关系好的,扔垃圾会顺便把邻居的垃圾也带下楼;关系不好的,会悄悄跟菊姐打小报告,“监督”邻居扔垃圾……

菊姐记得一个有意思的老爷爷。他每回下楼扔垃圾,都先将几袋垃圾整齐放在垃圾桶边上,一边打开袋子,查看,扔进桶里,一边悄悄看一下菊姐。“都对!这次都对!”菊姐会夸他。

原来八十多岁的爷爷记性不太好,又担心分错了会被笑话。后来他让太太告诉菊姐,让她们多体谅他。菊姐觉得有些老人像小孩,“他们会很好奇,很想学习垃圾分类这个新知识,会在喝茶、晨运的时候把这分垃圾当作一个话题来聊。”

除了守“桶”,垃圾分类监督员还要在公园等地方办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上门宣传,去学校、幼儿园宣讲等。

宣讲之后,效果还是有的。有一回,有一位老奶奶拎着一袋虾壳下楼问菊姐,虾壳是不是其他垃圾,得到肯定答案后,她说“原来我的孙子说得对。”

这一天上午的守桶工作结束,菊姐脱下手套,骑着单车回家,她经过沙园市场,“买点莲藕、绿豆煲排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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