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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缘

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

这种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父亲有本《梦华琐簿》,闲时他常给我们讲那里面的事情,多是清末北京梨园行中的逸事,很有意思。我大约就是从这本书,从父亲那颇带表演意味的讲述中认识了京剧,迷上了京剧,同时,将这本书看作神奇得不得了的天下第一书。“文革”破四旧时,这本发黄的线装书又被翻腾出来,我才知该书出自蕊珠旧史之手,知道“旧史”便是清末杨懋建。翻览全书,发现并无多少深刻内容,盖属笔记文学之类,文字也粗糙肤浅。我才明白,当初对它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生动讲述。

我的父亲在美院从事陶瓷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艺术造诣甚深。他不仅画儿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几重的四合院幽深幽深,晚饭后,父亲常坐在石榴树前拉胡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流畅,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家庭自乐班就此开场,热热闹闹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我在其中充任裹乱的角色,所以不太受欢迎,往往开戏不久,就被母亲哄进屋去“睡觉”。母亲声称晚上院子里有狐仙,且以白胡子老头的形象出现,专跟小孩子过不去。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悠扬的乐曲,我的心一阵阵发痒,甚至怀疑父亲是狐仙化身,因为他的白胡子,也因为他与兄长们的亲热——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嘛。

日常我最企盼的莫过于回姥姥家。姥姥家在北京朝阳门外坛口,那里有个剧场,经常轮换上演一些应时小戏。我常常跑到剧场后面,隔着门缝看一个名叫李玉茹的演员化妆。现在看来,李玉茹不过是京郊戏班的一个普通旦角,但当时在我眼中她是辉煌至极、伟大至极的人物。开演前半个小时,李玉茹来到后台,从画脸、贴片子到上头面、穿戏衣,我都看得特别仔细,想象那些东西装扮到自己身上也一定不会逊色,于是就有些莫名的嫉妒。后台门缝的宽度容不下一只眼,所以看李玉茹如同看今日之遮幅电影,不过那银幕是竖着的,恰如徐悲鸿画的那幅《箫声》写生画——细长的一条,大部分被黑色遮盖着,给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一天奇热,后台的门大大地敞开着,整个后台连同李玉茹便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李玉茹。

那天她演的是《穆柯寨》里的穆桂英,一身锦靠扎得匀称利落,一对雉尾在头顶悠悠地颤,威风极了。李玉茹看了我一眼,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看过我之后,她走到水池边朗朗吟道:“巾帼英雄女丈夫,胜似男儿盖世无;足下斜踏葵花镫,战马冲开摆阵图。”对李玉茹来说,这或许是上场前的情绪酝酿,或许是一般的发声练习,但我认为她这一举动是专门为了我的,是专做给我一个人看的,我想我从门缝里向她张望了这许多时日,她自然是知道的。总之,为了她吟的那两句唱词,我失魂落魄般整整激动了一天。后来我问父亲,全中国,戏唱得最好的是不是李玉茹。父亲说他不知道李玉茹,他只知道马连良、裘盛戎、叶盛兰、谭富英……这都是当时的名角,他们合演的《群英会》是名副其实的“群英会”,集中国京剧艺术之大成,称得上千古绝唱。我问父亲喜欢谁,他说谭富英唱腔酣畅痛快,他喜欢谭富英。我说那我就当谭富英,何况这人的名字跟李玉茹一样好听。父亲就教我唱谭富英的《捉放曹》。父亲教的是陈宫见曹操杀死吕家数口人后的大段唱词:“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我唱不好,用父亲的话说是“生吞活剥走过场”。他又说,这两句西皮慢三眼并不是谁都能把谭老板那“云遮月”的韵味儿唱出来的,叶家门里除了老四,谁都不行。

父亲说的老四是指我四哥,四哥大我整二十四岁,我们都是属耗子的,性情上也有些贴近。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得帅气,人也清高,三十多岁了,还没对象。老人们常为此事操心,我想,恐怕只有李玉茹那样的漂亮姐儿才配得上他。有一回他业余演出《四郎探母》,将演出剧照拿回家来让大伙看,母亲和大伯母举着照片细细地瞧,不是瞧四哥,而是瞧他旁边坐着的铁镜公主,看“公主”跟“四郎”是否相配。两个老太太将“公主”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兄弟几人、父母做甚问了个遍,听说“公主”尚待字闺中后又穷追不舍,问是否有可能真嫁四郎成为叶家媳妇。四哥说那女的个儿太矮,穿着花盆底鞋还不及他的肩膀,母亲说个儿高了不好,女孩儿家大洋马似的看着不舒坦。四哥说那女的才十八岁,母亲不再吭声了。是啊,岁数相差太悬殊,过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办?我为四哥感到遗憾,安慰他说,我将来一定长得很高,陪他去唱铁镜公主,一定很般配。四哥对母亲说,丫丫这模样演刘媒婆不用化装。我不知刘媒婆为何许人,想必与父亲喜欢的谭富英,与我喜欢的李玉茹一样,是个娇美俊俏的花花娘子。

我每日跟父親学唱“听他言”,并自报家门系谭派正宗。逢到我唱,兄长们便撇嘴起哄,说刘媒婆的“痰派”的确唱得无与伦比,一遍跟一遍毫不相同,比天桥的绝活还绝。父亲的琴拉得很认真,托、随、领、带一丝不苟,并不因我的稚嫩而有丝毫懈怠,我便也唱得极努力,信心不为兄长们的讽刺与挖苦所动。父亲说过,学戏与做人事理相通,凡事都得尽力,都得用心,不能投机取巧。

有一日,我要随父母去吉祥剧院看戏,听说里面有谭富英,有刘媒婆,所以一整天都盼着,不敢淘气,怕父母生气变卦而换了带别的孩子去。吉祥剧院在东安市场,老式的。我个子小,坐在椅子扶手上,垫着父亲的大衣,高出别人一头,看得极清楚。台上有花花绿绿的男女转来转去,我果断地推定那个穿粉衣喂鸡的小姑娘为刘媒婆。父亲说,小姑娘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刘媒婆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穿肥短衫的。穿肥短衫的是个又丑又老的婆儿,扯着公鸭嗓,挤眉弄眼,很不中看。我很生气,敢情憧憬了许久的刘媒婆竟是这般嘴脸,当场我眼里便含了泪。第二折是《捉放曹》,一个戴黑胡子的男人出场,唱出我熟悉的“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喜欢的谭富英,数日来我效仿的竟不是什么美娘子,而是这么个半大老头子,窝窝囊囊地追着个大白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个人站在那里傻唱……现实与想象的错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种失望的悲哀终于使我失却了看下去的愿望。我将身子缩进座位,盖着大衣,在“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做差”的慢板中昏昏睡去……

按说我的“戏剧生涯”到此该打住,孰料一个出乎意外的转机,将我对京剧的热爱推向了新的高度。还是那天晚上,一阵紧锣密鼓将我催醒,直起身见台上一个着白甲英俊男子正平地跃起,横身悬空又旋转落地,游龙似的洒脱,比穆桂英更有吸引力。我马上问这是谁。父亲说那是《长坂坡》里的赵云,独闯重围,单骑救主,是个了不得的英雄。我说我就当赵云了,再不更改。父親说你怎么能当赵云?武生可是不好演的。我看戏回来问遍兄长,果然无一人会演赵云,都说没那功夫。我很瞧不起他们,决定自己练,遂脱了小褂,掂来根扎枪,嘴里给自己打着鼓点儿,围着院里的金鱼缸跑开了圆场。不知是谁按下了快门,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张小丫头光着膀子耍扎枪的照片。二十多年后,我领着未婚夫进门,便有好事者将此照片拿给他看,倒把他弄得很不好意思。

我八九岁时,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决计去报名。那时父亲已去世,我便与母亲商量,她不答应,我一气之下靠在墙上拿大顶抗议,声称不答应就决不下来。母亲不睬我,也不让大家睬我,人们从我身边过来过去,任我头朝下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竟没有一个肯为我说句话的。我下不来台,开始寻事,喊着七哥的小名开骂。七哥过来,揪着我的两条腿把我摔在砖地上,使我一颗门牙脱落。我号啕不止,扯住老七让赔牙。母亲说我们不懂事,她一个寡妇拉扯我们已经很不容易,我们却还要这样让她为难,说着掉下了眼泪。七哥在母亲的泪水中认了错,我也在母亲的泪水中绝了唱戏的念头。

“文革”时都唱样板戏,我也进了文艺宣传队,人们赞赏我这一口脆亮京白,就让我演阿庆嫂。有小时的戏曲功底,我演阿庆嫂也没费多大力气,那大段的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唱下来也很自如,自我感觉颇为不错。我给兄长们写信,告知演阿庆嫂的事,以期得到祝贺,然而却如同当年靠在墙上拿大顶一样,没得到一个人的回应。演出在即,队长找我谈话,说让我演沙奶奶,将阿庆嫂角色交一王姓女子。王姓女子系广西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嘶嘶腔,而且台形也略显粗短,与阿庆嫂形象相差甚远。我谈了自己的看法,队长似无商量余地,我则只好由青衣改唱老旦。临上场时,队长又让我改演革命群众,即初场迎接伤病员,末场迎接新四军……后来,当得知这一串的更改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我便离开了宣传队,自此再不唱戏,连口也懒得张了。紧接着是一场大病,嗓音被彻底改变,由此唱戏的心终究是冷了。转眼年已不惑,一切也都看得开了。现今五彩缤纷的舞台和电视屏幕较几十年前丰富多了。我还是爱看戏,爱看谭富英、梅兰芳后代和传人们演的戏,从那些艺术家的精湛表演中,体味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味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

前不久,有人说我长得与某历史人物相像,想邀我去演电视剧。我照例写信给诸兄长,征求意见,哥哥们的回信如出一辙,均持反对态度。我亦就此罢休。

我的家庭使我认识了戏,爱上了戏,却又阻碍了我与它的亲近,有时把我推入很尴尬的境地。我得出结论:此生与戏无缘。

(大浪淘沙摘自西安出版社《颐和园的寂寞:叶广芩散文选》一书,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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