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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或许会让企业意识到态度“保守”的价值

倪妮

Yi:YiMagazine

L:梁建章

Yi:很多经济学和管理学议题都在此次疫情中被挑战,比如全球化、轻资产、零库存、中心化等,你对经济和企业经营的观念是否也因此有所改变?

L:没有什么变化,反而更强化了我对这些理论的态度。比如现在轻资产的公司情况要比重资产的公司好很多:通过互联网远程办公,能够提升信息化的效率。至于全球化,目前疫情上下半场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些企业的风险能够被分担。但如果这次全球经济同时趴下了,企业自身的全球化也无济于事。

这次携程的服务系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幸好我们已经有很多自助服务的准备,还有在家办公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所谓轻资产、信息化的一些操作,在疫情中也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Yi:你认为目前中国针对疫情执行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哪些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L: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分开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从金融货币政策来说,国内银行和政府的配合度很高,对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很有利。其他国家的银行大多数是私人的,政府只能间接推动,各国央行投放的贷款,也不一定很快就能输送到实体经济中去。

当然,最简单的货币政策,可能就是允许所有的贷款都延期一年还,再由政府补贴银行的损失。这种想法听起来是一刀切地把一整年完全抹掉,但如果疫情这种不可抗力因素确实影响到各行各业,也可以尝试。

至于财政政策,中国的情况也会比较有利。目前中国的财政能力虽然不如2008年,但还是很强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依然以基建为主,而基建项目的回报率这两年是有所下降的。而其他财政支出的思路,比如扩大行业产能,就要更谨慎,因为某些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了。

梁建章,攜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依然处于缺基建的状态,但这个“缺”是不均衡的。我之前一直提倡大城市扩容、提高城市化率。中国的大城市目前还是缺很多设施,尤其是住房,很多在城市工作的人买不起房子。在新加坡,政府实际起到了很大作用,能够向80%至90%的公民提供优质又廉价的房子。中国不一定完全要由政府做,但应该提供各种条件,比如更大规模的用地,以及配套的学校及医院等基础建设。

另一个值得投资的方向,可能是将各种福利优惠向有小孩的家庭倾斜。中国整体的实体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很令人担忧。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鼓励家庭多生孩子,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降低抚养小孩的成本。

Yi:相比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市场最动荡的地方可能是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一阶段的恐慌情绪会如此明显?

L: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情况不一样,因为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输入性风险,要远远小于美国本土疫情蔓延的风险。再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投入,都不确定能够完全解决疫情。所以对当下的美国而言,经济政策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如何尽快控制疫情。

Yi:近几年“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危机”在商业世界中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你怎么看这两个概念对企业运营策略的影响?

L:我不认为“黑天鹅”和“灰犀牛”出现的频率变高了,因为全球经济过去很长时间都是相对稳定、小幅增长,这一次疫情应该属于特殊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经营活动相信在一两个月内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欧洲企业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从预防风险的角度来说,企业之后可能会意识到态度保守的价值,不能把杠杆弄得太高。携程就属于相对保守的公司,现金比较充裕;大多数技术公司也都属于稳健型公司。

就资金杠杆而言,我觉得不应该提倡企业一点也不碰这个工具,政府也应该支持那些日常业务比较健康、财务状况比较好的公司。

当然还有一部分靠烧钱、融资维持,本身就不太健康的公司,在疫情中更容易暴露问题。冒着风险去做这样的企业,盈利可能也不会太理想。不能指望资本市场一时的宽松和支持,来设计一个烧钱的业务模式。

Yi:携程在2003年SARS的“黑天鹅事件”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L:SARS确实算是“黑天鹅”。当时携程还比较小,抗风险能力更弱,所以更紧张一些。好在那一次疫情很快结束,我们在疫情期间的预期也比较乐观,将非常宝贵的技术、服务团队基本保留了下来。这使得携程在当时的客户体验显得比较出色,疫情后业绩迅速反弹,还增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于携程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次业务提升。

当然,这次疫情会比S A R S更长,因为已经蔓延到全球了,所以对我们国内业务、海外业务的压力,目前都还非常大。

Yi:之前针对企业健康状况的判断有过很多讨论,其中“公司账面上应始终保留3至6个月的现金储备”是一个有过争议的判断标准。你觉得企业该如何平衡储备现金和持续投资扩大业务?

L: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现金储备规模的差距可以很大,但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看现金与负债规模的匹配程度。对于现金流稳定、负债较少,业务规模又可大可小的企业而言,它在业务下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降低成本,现金储备其实就没那么重要。

在储备现金这方面,携程相比于一些其他公司而言,算不上最保守。这些现金主要是靠比较好的盈利水平积累下来的,平时也有一些投资的需求。携程是轻资产模式,这可能会是旅游这类服务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重资产公司过去一般被认为抗风险能力较强,这次也被证伪了。像酒店集团、邮轮公司、航空公司、旅游景区,实际上运营杠杆都比较高,资产反而成了一个负担。

在发达国家,也有一些金融化的解决手段,比如将品牌运营、投资管理和资产分开,对重资产再做证券化、基金化的处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思路,因为品牌和管理变成了轻资产模式,投资方也能够参与共担企业风险。

Yi:这些年中国企业的“生死时速”变得越来越快,能够经历完整经濟周期的企业变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企业还有什么价值?

L:经济周期理论我觉得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既然是“周期”,就意味着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现在的经济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轻资产化,周期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已经越来越小。像新冠疫情,它实际就是一次随机事件,在周期之 外。

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被认为有效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经济政策总是靠政府调节,或者在出现低谷后,人们快速回到了过于乐观的状态,导致经济容易超速发展。但现在你要说一个经济周期究竟有多长,已经完全没有理论可言了。哪怕是所谓的行业周期,它的走势和宏观经济也是一致的,同样没有指导意义。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始终应该强化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Yi:这次疫情期间,你个人比较关注哪些行业或是公司的动向?

L:疫情对于某些行业的公司肯定是利好,比如视频、游戏、远程办公。我们今天采访用的是视频会议平台Zoom,它的股票就涨得很好,因为Zoom一下子成了很多人在家办公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

此外还有一些客户服务类的工具,长远来说也会比较有生命力。如果客户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远程、自助手段来完成业务,那么企业就应该强化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包括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应用。

Yi:2013年,你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几位专家在《经济学季刊》共同发表过一篇论文,利用携程客服团队的社会学试验结果探讨在家办公的可能性。这次疫情期间,你有什么可以补充到这篇论文中的新观察和新观点吗?

L:当时我们的试验做得比较严谨,但是针对的群体比较窄,只涉及到了客服团队。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对于这类工种而言,在家办公的确能够显著提升员工满意度、减少上下班时间,而且工作效率没有下降。回过头看,这个结论目前依然成立。

因为携程的许多部门在这次疫情期间都在家办公,所以可观察的就不只是呼叫中心的客服,也包括中高级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以及有对外交流、谈判需求的一些岗位。能够初步观察到一些岗位间的差异,他们对于在家办公时所需要的支持资源也都不同。我觉得之后还有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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