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化装舞会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5年第4期

  从圣诞前夕到新年伊始,化装舞会的筹划者们在网络上散布了有关派对的信息。其中,有些是公关手段,有些是慈善募捐,还有些标明票价的应该算商业活动了吧。就像奢侈品的Logo化一样,这种原本只属于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被简化得只剩一句主题了。

  化装舞会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当宾客们踏入门廊就能体验到主办者所期望的生活。他们不只是看客,还要扮演角色。对女性来说,角色所需的服饰成了相互“角逐”的焦点,不但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美感。20世纪30年代,温莎公爵夫人就曾为龙虾裙找到梵克雅宝制作可搭配的珠宝,当时珠宝商从衣服拉链得到灵感引申了Zip珠宝的设计,但这件标志性的首饰在将近20年后才诞生。在高级定制的领域,耐性是另一种所需的特性。可惜如今是一个讲求概念的年代,不再是那些工匠兼艺术家用其双手表现创造力的年代,工匠们给这些冰冷的器物赋予了生命,而我们离这种“生命力”却越来越远了。

  强者奥古斯特将工艺和技术成就留给了萨克森,但他也绝非单纯的唯美主义者。青年时的他曾在一场奢华的化装舞会中,先后装扮成亚历山大大帝和墨丘利神,这不仅仅是娱乐,也是向皇宫里云集的外国官员和代表发出了一个具有讽寓的信息。亚历山大显示了他如饥似渴的征服欲,在强者奥古斯特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扩张战争一直是主旋律。他一度夺取波兰和立陶宛的王位,将其领土扩大了原本的20多倍。而墨丘利作为商业之神,则象征着矿藏丰富的萨克森的商贸权。绝对君主的时代里,化装舞会被赋予了地缘政治意义,充当一种外交工具。

  只有不受宪法约束的统治者才能承担的舞会花销,势必苛求每一个细节。在装饰艺术博物馆大约70万件藏品中,有一件19世纪餐桌中心装饰,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黑色的——在巴黎公社的火焰中熏黑,人们在惊恐和期待中观望一切被焚毁,曾以为法国大革命后,那种生活方式不会再回来,事实上,要扼杀美,一场革命远远不够。

  19世纪经历了社会上和地理上的权力转移。君主通常是宪法性的,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联姻,提升或其他方式融入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形成新的财阀统治集团。对于把社交生活当成“工作”的法国贵族而言,化装舞会是他们最珍视的仪式之一。舞会的场地也从歌剧院转移到贵族的宅邸或大使馆中举行。接受邀请的客人们从规定时间30分钟前开始搭乘着饰有家徽的库普或贝尔利努这些有盖马车相继抵达。“五百辆马车的角灯照耀着鲍赛昂宅邸的四周,点着鲜红灯火的大门两侧各有一位威风凛凛的骑兵在等待着。”《高老头》中如此描述道。

  即便是在极力挣脱欧洲旧观念束缚的美国,这种社会形态也被效仿着。1829年,斯海默霍伦家族给纽约带来了第一场化装舞会。和欧洲一样,这些舞会是尤为重要且正式的场合,邀请函会提前很久寄出,而宾客们也会在置装上花费不菲。亨利·布莱沃特举办的布莱沃特舞会被认为是南北战争前纽约最豪华和具有代表性的舞会了。日志作家菲利普·霍恩写道:“这场盛事占据了各个阶层、各行各业人们的头脑。”剧院收到蜂拥而至的租用道具和服装的请求。另外,这场派对中首次出现了未来化装舞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管理。亨利·布莱沃特与名声不那么好的《纽约先驱报》达成协议,允许其报道舞会,前提是报纸必须以尊敬,甚至是近乎奉承的口吻描述。

  此后纽约见证了许许多多这样的舞会,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进入镀金时代。1897年美国还处在“长期萧条”的尾声,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科妮莉娅·马丁的舞会大张旗鼓地邀请了700位社会和商业精英。马丁夫人为如此不合时宜的花销找了个正当的理由,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能迫使来宾在纽约消费而不是在巴黎置装,从而促进本地经济。

  伊莲·大卫·怀尔在《20世纪传奇化装舞会》中写道:“尽管有其昙花一现的本质,但它们却以相当特别的方式来装饰各种小艺术:高级时装、餐桌艺术、家具制作、舞蹈编排、音乐创作、绘画。创造引人入胜的舞台布景、营造氛围,将体验者传递到另一个世界或另一个时代,以及最重要的是引起情绪的反应,而我认为这是界定所有艺术的真理,无论是所谓的高雅艺术还是装饰艺术。”在怀尔看来,化装舞会不仅仅是上流社会的派对,而是一种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而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优雅与想象力共存的时代。

  “我举办欢庆会,邀请我的家人参加,并在自助餐时奉上自己制造的香槟,一种柠檬,白葡萄酒和气泡水的可怕混合物。”保罗·波烈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夸耀我选择的各种消遣,而是因为这些日后将成为我研究和热爱的对象。”巴黎美好时代晚期的生活方式被保罗·波烈倡导的时尚影响着。虽然普鲁斯特激发的社会现象依然存在,但同时商人、艺术家、记者、交际花和时尚设计师也被接纳了,新贵逐渐跻身上流社会。

  “第一千零二夜”是波烈举办的最著名的欢庆会。与其说这是一场半上流社会的聚会,不如说在这里上流社会没有容身之处。“仅限艺术家和他们的朋友,”詹姆斯拉弗在其后作中描述道,“资产阶级甚至大阔佬都是不受欢迎的。”

  如今留下的黑白照片看不到当时色彩的创新,毕竟波烈在这方面尤为出名。其中,显示人物跪地祈求的那幅影像标志着“入场仪式”的诞生,这也属于波烈为此后化装舞会定下的规矩:想象丰富的背景,严格执行的着装规定,主题娱乐和消遣,来宾需遵循特别设计的活画(Tableaux Vivants,即入场礼),以及舞会中必不可少的各界人士——文化人、贵族和艺术家。更有趣的是,“一千零二夜”激化了贯穿未来化装舞会的一大现象——未受邀请者的愤怒。

  “势利社会应该更关注才能而不是高贵的出身。”艾迪安·德·柏蒙伯爵说。他是第一个这么说的贵族。作家雷蒙·拉迪格在描写其书中的人物奥格尔伯爵准备一场舞会时,就是以柏蒙为原型。“他在客厅里找到一顶灯罩,戴在头上,办成各种形象,在安妮心中唤起一种最持久的热情,那便是他那个阶级几个世纪以来对衣着打扮的热爱。”舞会的主题往往在取下帽子时开始,一言一语都闪现出一种自发的灵感,这至少是一场舞会要刻意表现的东西。当时的巴黎是法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纵欲狂欢的中心。外国人蜂拥而来是想经历他们回到国内无法经历的东西。这里的舞厅里有哑剧、假面戏和时装表演,就跟在上层社会里看到的一样流行。

  艾迪安·德·柏蒙的化装舞会从1910年延续至1950年。然而,在战争期间举办舞会通常被看作是不恰当的事。“尽管上千万人在1914年到1918年间丧生,这场战争仍然是一场绅士之战。”塞西尔·比顿在1954年解释道,“除了在少数几点上屈从于战时习惯外,巴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依然如常进行。”

  1966年,一种新体裁的小说震撼了出版界,杜鲁门·卡波特成为《每周书讯》和《纽约时报书评》的封面人物。《冷血》为他赚了200万美元,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个惊人的数字。他决定办一场派对,就像《窈窕淑女》中阿斯科特的黑白场景,假面舞会更好一些,能让人联想起镀金时代和社会评论家沃德·麦卡利斯特在其回忆录中提及的《四百人》。

  “由于所有这些喷气式飞机直飞航班,人们不断从欧洲飞来小住几日,一年三四次,而过去该行程需要14个小时的时候,人们一年只来一次。飞机降落的那一刻,他们就会径直走向舞厅,比如1963年开设的L‘Interdit。一天晚上我坐在Le Club,凝视舞池中一袭黑色雪纺的杰奎琳·肯尼迪,她的头发是肯尼斯做的——我想如今美发师也去白宫赴宴了,这是多棒的一件事。”安迪·沃霍尔如此回忆道。国际生活的快节奏让卡波特的舞会当天迎来了全世界很大一部分的空中飞人。一时间,这成了纽约街头巷尾的话题,人们只要看到有人戴着面具和头饰就会问:你是去杜鲁门的舞会吧?有些未接到邀请的人也订购了面具,当然只是为了撑门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在艺术领域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渐取代了巴黎成为国际艺术市场的枢纽,卡波特的舞会反映了这种日益明显的趋势。不同于上一代的舞会,这场活动没有入场礼,在媒体的关注下增加了入场的戏剧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此进行了现场报道。在公众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下,卡波特的派对受到了谴责,上世纪50年代美国作为年轻国家的信心正转化为70年代的愤世嫉俗。

  午夜时分,当来宾们纷纷摘下面具的时刻,即便严肃如《纽约时报》也沉浸在偷窥的窃喜中:“这些来宾作为迄今为止纽约名人聚会集合的最强阵容,堪称一本国际名人录。”可惜令人失望的是,来自不同派别的人之间并没有真正地交流。有人说这是最后一场伟大的美国派对。而对卡波特而言,派对当天22点之后他名副其实成了“社会名流”。“这场舞会,在很多方面都是终结的开始。名人堂比自己的手艺占了先。”乔·舒马赫评论道。

  “到了20世纪70年代,化装舞会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的美丽,只是明亮却奄奄一息的余烬。”怀尔评论道。1971年12月2日晚上,当来宾驶入费里埃堡外的车道时,他们惊呆了。这座约瑟夫·帕克斯顿的作品发着微光,每一扇窗内都有水晶吊灯,八个巨大的火把在黑夜中燃烧,照亮大门。“若是来点鞍革和裹毯的气味,‘嗒嗒’的马蹄声而不是凯迪拉克低沉的蜂鸣声,我们就回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理查德·伯顿曾回忆说,他和伊丽莎白·泰勒都在来宾名单上,赴盖伊·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和夫人玛丽·海伦举办的普鲁斯特舞会。

  从远处望去,舞会的地点费里埃堡就像一栋被运到法国乡村的英式宅邸。这里既有最新的便利设施,又具规模感:80间客用套间为留宿的来宾重新布置;教堂般高耸的大厅是舞会的主场;宽大的旋转楼梯尽头,侍应们随时为客人领路。为了唤醒这座城堡,海伦发起了一场舞会,同时庆祝马塞尔·普鲁斯特诞辰100周年。盖伊在回忆录里写道,她对座位图排了又排,直到每位来宾身边都是自己的知心人。每个单元都必须经过考虑和计划;一枝花、一盏灯、一个装饰,都挪动来上百次,直到最后一刻……数周以来,木工、电工和装饰师一直在费里埃工作。“该舞厅是举办普鲁斯特主题活动的理想环境,但读过《追忆逝水年华》的来宾却寥寥无几,玛丽·海伦当然也没有,她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被宠坏的女人。”担任官方摄影师的塞西尔·比顿评价道,“还有,社会名流并不是上流社会。”

  当晚邀请了350名宴会客人,随后准备了250人的夜宵。歌手、乐队、美食、兰花随处可见,那是一只只颜色略深的卡特里亚兰。即便像比顿这样看惯柏蒙时代的舞会老手也对此刮目相看。在这里,宾客享用着拉菲堡酒,酩悦香槟和伊甘堡酒。衬有金色科尔多瓦皮革壁纸的餐厅随后被打造成夜总会,让宾客起舞。

  晚宴过后,比顿三脚架上的老式相机共拍摄了500幅照片弥补了没有入场礼的缺憾。毕竟,人们都对这种过时的仪式失去了兴趣。直到次日凌晨,乐队仍然演奏着。在其中一位宾客的印象里,“人们返回冬园,这里已经变成了舞厅,中间是硕大的蛋糕塔——用的就是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琳蛋糕和糖霜紫罗兰。还有被遗忘的华尔兹、波尔卡、玛祖卡。大家切换着现代舞和华尔兹,一曲又一曲”。

  舞会以其地点、来宾名单、服饰和摄影师塞西尔·比顿的组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波烈《第一千零二夜》开创的传统中,这是最后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盖伊·德·罗斯柴尔德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清楚地纪录下:“在描述这些舞会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历史学家,在唤醒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也许带着更多的怀旧,因为这不仅关乎我本人。一个时代逐渐远去,随之消失的是某种生活艺术。人类能够创造伟大的发明,但有时却忘记为它们注入活力。”

  文/杨聃 图片提供/梵克雅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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